卡夫卡失去的语言和他使用的语言|乔治·斯坦纳
卡夫卡的语言环境恶劣。在布拉格,说德语的犹太少数族裔有种独特的狐立感和迷宫般的复杂心态。卡夫卡的德语在捷克人听来简直是刺耳的噪音。他经常感到一种负罪感,因为他没有用自己的才华复兴捷克文学和民族意识;在结识米莲娜之后,他的负罪感变得尤其尖锐。与此同时,他的犹太性与日益高扬的德国民族主义发生了冲突。卡夫卡挖苦说,从德国来到布拉格的学生和商人说的德语与他的他语不一样,换句话说,他们的语言必然是“敌人的语言”。犹太中阶级放弃捷克语言和德语,希望以此强调他们的解放,强调他们在欧洲的自由价值体系中的伙伴关系。卡夫卡意识到,这注定是虚妄。
在地方性的情境之外,还有更普遍的关键问题。欧洲犹太人很晚进入世俗文学,进入“真实的谎言”诗歌和小说的范畴。犹太在处处都发现与自己不同的语言,起源于不同的历史现实和观念习。这些语言,如同权利和声望的高位,都属于斯拉夫或拉丁基督教的遗产。放弃了希伯来语,通过犹太一德语的途径进入欧洲世俗语的运用,东方犹太人的情感不得不穿上压迫者的外衣戴上压迫者的套。语言整合了远古情感的反射和扭曲,整合了超越个体回忆的行为记忆,整合了集体经历的轮廓,如同天地轮廓一样微妙精确,在这片天地中,一种文明得以成熟。一个外人可以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就像骑马的人可以掌握上马的动作,但他很难达到本地人不言而喻的下意识动作。勋伯格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句法,不受外来语和前人用法破坏的语言习惯。浪漫主义时期和20世纪的犹太作家没有那么激进。他们致力于将他们的传统智慧和他们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借用的语言焊接。
犹太作家和德语的关系尤其紧张,问题繁多,似乎包含了后来灾难的凶兆。正如阿多诺提到海涅时说,
海涅从日常话语中挪用的流畅和清晰,恰恰与一门语言中本地人的“家园感”格格不入。只有在一门语言中没有真正家国感的人,才把那样的话语当工具使用。
卡夫卡1911年10月24日的日记,悲哀地见证了他在自己语言中感受到的异化:
昨天,我突然觉得,我一直没有爱我的妈妈,像她应该得到的爱那样,像我应该能爱的那样,这只是因为德语在拖我的后腿。犹太人的妈妈不是德语中的“ Mutter”,称她为“ Mutter”显得有点可笑。……对于犹太人来说,“ Mutter”是个特别的德语词汇,它无意间同时暗指了“基督的辉煌”和“基督的冷漠”,因此,一位被称为“ Mutter”的犹太妇女不但好笑而且奇怪…我相信,正是对犹大贫民区的记忆才使犹太家庭得以维系。同样德语中的“ Vater”也和犹太语中的“爸爸”不能对等。
我们可以把卡夫卡的最后一则故事《地洞》当成异化的寓言,视作卡夫卡在自己的语言中无处安身的寓言。无论他多么努力地躲在纯属私密的写作中寻求保护,这个惶恐的语词建构者知道,墙上有一道裂痕,“外部世界”伺机猛扑进来。待在德语中的卡夫卡就像待在旅店中的旅人—这是他最主要的意象。这座语词的房间并不是他真正的房间。
(本文摘自《语言与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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