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使徒來襲
自從3月14日比利時停課關閉餐飲以來，對病毒的恐懼都更具體直接地出現在人們生活的細節裡。不再是別的國家的災難，而是無形的危機。它放大了生活裡的種種悲喜，我們不得不做出選擇，不得不判斷什麼是重要的，什麼可以放棄。許多關於災難和危機的故事都被勾起。
我開始反復聽《新世紀福音戰士》（EVA）的開場曲《殘酷天使的行動綱領》。EVA是一部很奇怪的日漫。用人類災難和世界毀滅的劇情，只為講述青少年的成長，理性與情感的掙扎。但轉念一想，難道故事不都是如此，用不同時空的劇情，只為了講述某些個體的歷程，無論是宏偉的歷史背景，還是太平盛世，都是人類情感的舞台。
病毒之於我，如同使徒之於EVA裡的少男少女。病毒從天而降，如使徒來襲。危機像一面照妖鏡，照見真實之中諸多虛妄，明確之中諸多困惑，不幸之中諸多萬幸。幾週前我爸問我，對病毒有什麼想法，他鼓勵我找個機會把我的想法寫下來，不是為了論證什麼，只是為了記錄改變。如今使徒來襲，病毒像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困境，一個躲不開的問題，只能想辦法面對，以致不遺忘。仿佛愛情的突如其來，把生活翻到了新的一章，要重新書寫故事的開頭，以便來日舊事重提，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
一週前，3月7日，週六，早上春光乍現，空氣裡都有了西瓜般的清甜，仿佛預告夏日不遠。當地人說，二月是比利時五十年代有天氣記錄以來，最潮濕的一月。我和Jason去Ciara布魯塞爾的家做客，和Alirezza，Sev以及Ruby一起，去Molenbeek的夜店，直到第二天清晨，看到粉紅的晨曦才回家。當時百無顧忌，那像是如今，出門買菜都戰戰兢兢。那天晚上Anita的男友在米蘭的家裡聽到Lombardy可能封區的消息，萬幸於匆忙中搭了從米蘭的flixbus，坐了16個小時巴士到巴黎，于8號晚到了魯汶。
3月9日，意大利全面封鎖。中國的疫情緩解後，歐洲成了疫情的中心。元宵節之後的第一個滿月。
3月11日，週三，下了一晚的雨。早上古希臘語課，突然收到校長郵件，建議多人大課都遠程上課，討論課可以自行決定，但要保持人與人的距離。下午陸續聽到政治係，經濟系，文學院聽課三週加上復活節兩周假期，將停學五周。哲學系人心惶惶。晚上，莊子讀書會，人明顯少了很多。
3月12日，週四，魯汶突然放晴，大風。Trump禁了歐洲大陸與美國的航班，Jason的父母本想四月從洛杉磯來歐洲，無奈取消行程。亞里士多德讀書會上，Henning笑說我們這麼小的讀書會應該不至於被取消。下午本來要去看電影，電影院突然宣佈直到四月底都不再開業。傍晚去圖書館，已沒有什麼人了。但超市裡都是買東西的學生，看到Oude Market上學生成群結隊尋歡作樂，無所顧慮。
3月13日，週五，晴，大風。收到校長，系主任的郵件，全比餐飲，娛樂公共場所停業整月，學校大學停課，無論班級大小。中午騎車出去，已經看到鄰居們早早地去了超市，買了整車的物資。遇到Memo，他的女朋友在布拉格。而捷克已經關閉國境不讓人員進出，也不知何時才能相見。Anita和男友則想著如何回到米蘭去，既然魯汶已經停課，不如和家人待在一起。下午修辭學讀書會，只有Sev，Matthew和Nouge來了。我們都說，上不上課，去不去外面喝酒都是其次，但同學們應該要見面聊天，才能保持神志健康。晚上，我和Alirezza就和Sev在Kaminsky喝酒。人特別多，大概是因為這是一個月內最後在外喝酒的夜晚。但表面上看，人們的生活依舊，車水馬龍，來來往往。又有多少落空的計劃，破滅的希望，在我看不見的地方悲歡離合，生離死別。
下午從圖書館裡出來，看到木蘭花開，在風裡搖擺。依文告訴我楊牧逝世的消息，突然想起在杭州，老爸的車上和他們聽《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這首詩，它的結尾是這樣的：
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嚮導的使徒——
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
一顆心在高溫裡熔化
透明，流動，虛無
我從來未能理解這結尾。為何那個寫信的人的心，會在高溫裡熔化？為何那些憤怒，困惑的問題會變得‘透明，流動，虛無’？難道這些青春的情感的結局，就是和解的毀滅？
3月14日，週六，孝文從巴黎戴了兩層口罩來到魯汶避難，帶著結局未定的生活，遙遠地審視自己。他沒有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但他的胸膛也“鼓脹如風爐”，懷揣著火熱的追問。但究竟是激情的火熱包住了靈魂的冰冷，還是理智的冰冷包住了靈魂的火熱，我也不得而知。 只是突然想到羅素說過的一句話，“哲学是一位不情愿的女子—只有激情之手握住的冰冷的剑，才能触到她的心。” 那我們的情感裡，哪隻是手，哪隻是劍呢？誰是使徒，誰是先知，誰是天使，誰是上帝？但如果我們貪戀迷人的比喻，不用層層疊疊的意象暴露彼此的赤誠，反而用它掩埋靈魂的廢墟，文學藝術，不都成了巧言令色？
我們終究要面對使徒的來襲。把我們的命運當成我們性格的結果，把我們的性格當成我們命運的原因。
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