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地球上最后的夜晚》Last Evenings on Earth 】
罗贝托·波拉尼奥是智利作家，一生有无数夺目的标签“天才”、“自马尔克斯以来最重要的作家”等，其作品中洋溢的青春困惑将对总体意义上的年轻人产生共鸣，是一种爆裂青春下的放纵、毁灭与重生。《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由14个短篇组成，内容是关于坚持信念、自由和青年，讲述一个智利流亡者，在南美和欧洲漫无目的地游荡，串起了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故事，几乎都是在流亡生活中理想破灭的一代人，如何挣扎于边缘，困于梦魇。这些人犹如在一场梦中，在不同的故事里不断改换着形象、名字或背景。《纽约时报》评论“波拉尼奥的短篇营造了一种神秘和忧郁的氛围，一种令人联想到巴别尔和卡夫卡，忘记故事以外一切的氛围。”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由十四个故事组成，大部分故事的主人公是“B”：一个智利流亡者，在南美和欧洲漫无目的地游荡，串起了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故事，几乎都是在流亡生活中理想破灭的一代人，如何挣扎于边缘，困于梦魇。这些人犹如在一场梦中，在不同的故事中不断改换着形象、名字或背景。评论家们普遍认为，波拉尼奥在短篇小说领域展现出来的纯熟技巧，堪与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媲美。
【作品名称】：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丛书名称】：罗贝托·波拉尼奥作品系列
【作 者】：[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
【译 者】：赵德明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3
【页 数】：288页
【I S B N 】：978-7-208-11202-5
【定 价】：￥ 45.00
【目 录】：
圣西尼 Sensini ……………………………………………………………… 003
亨利·西蒙·勒普兰斯 Henri Simon Leprince ………………………………… 027
恩里克·马丁 Enrique Martin ………………………………………………… 039
一件文学奇事 A Literary Adventure ………………………………………… 059
通话 Phone Calls …………………………………………………………… 075
毛毛虫 The Grub ……………………………………………………………… 083
安妮·穆尔的生平 Anne Moore's Life ……………………………………… 101
“小眼”席尔瓦 Mauricio ("The Eye") Silva ………………………………… 139
戈麦斯帕拉西奥 Gómez Palacio …………………………………………… 159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Last Evenings On Earth ……………………………… 173
1978年的几天 Days of 1978 ………………………………………………… 205
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 Vagabond in France and Belgium ………………… 225
牙科医生 Dentist …………………………………………………………… 245
邀舞卡 Dance Card …………………………………………………………… 273
【相关评论】：
★ 《2666》作者波拉尼奥首部短篇小说集
★ 令人着迷、苦寻的答案。挫败，但并非失败的旅程。
★ 《2666》屡获2012年各项读书大奖：
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
《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是惟一入选的外国小说；
《中国图书商报》年度影响力图书；
入围新浪读书年度十大好书等。
★ 波拉尼奥在短篇小说领域展现出来的纯熟技巧，堪与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媲美。
★ 如果村上春树这类作家的作品为点心，那么波拉尼奥的作品将是一场盛宴。——《星期日时报》
★ 波拉尼奥的短篇营造了一种神秘和忧郁的氛围，一种令人联想到巴别尔和卡夫卡，忘记故事以外一切的氛围。——《纽约时报》
★ 波拉尼奥之所以是个伟大的作家，是因为他的语言一直在内心最深处雕刻这个时代的形象。这个时代，我们都活在里面。——《上海壹周》
★ 波拉尼奥高高地翱翔于很多拉美年轻作家之上……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翱翔于他那个时代的人和追随者之。——《纽约时报》
★ 当代西班牙语文学中最勇敢和无畏的作家。——《明镜周刊》
★ 波拉尼奥的写作优雅，有气魄，且风格十足，有极强的可读性……他让你觉得因为阅读他而产生变化，是他改变了你认识世界的观念。——《卫报》
★ 他的写作跨越了他对文学能做什么的那一丝疑虑，以及文学能发现多少或敢于言说多少这个世界的灾难，波拉尼奥证明了文学能做任何事。——《苏格兰人》
【作者简介】：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1953-2003）出生于智利，父亲是个卡车司机与业余拳击手，母亲则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奥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桑迪耶戈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1977年他前往欧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结婚定居。2003年因为肝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
波拉尼奥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作品数量却十分惊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其他作品包括《护身符》（Amuleto）、《遥远的星辰》（Estrella distamte）、《打电话》（Llamdas telefonicas）、《智利之夜》（Nocturno de Chile）等。过世后他的作品仍陆续被西方国家发掘出版，赞誉随之而至，苏珊·桑塔格称他是“那一代西班牙语世界中最值得钦佩的小说家”，《明镜周刊》则评论他为“当代西班牙语文学中最胆大的作家”。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压倒性好评，均致以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赞誉。苏珊·桑塔格、约翰·班维尔、科尔姆·托宾、斯蒂芬·金等众多作家对波拉尼奥赞赏有加，更有评论认为此书的出版自此将作者带至塞万提斯，斯特恩，梅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与品钦的同一队列。
【作品摘录】：
★★ 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
★★ 咱们都是外星人，恩里克说，就是说，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是被放逐到地球上来的。
★★ 托尼从来不生气，从来不吵架，似乎认为极力让别人赞成自己的观点是无用的，似乎认为众人皆迷失了方向，一个迷路的人还给别人指路，实在太自以为是。而且那条路不仅没人认识，更可能根本不存在。
★★ 现实生活再次向他表明：蛊惑性宣传、教条主义的说教和愚昧无知并非某个具体集团的专利。 不知不觉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一种非理性、阴暗的胜利感，种种怨恨和失望的阴影纷纷出场亮相。 怀着一种隐藏在假装关心的眼神下的恐惧与冷漠混杂的情绪。
★★ 诗人能忍耐一切。这等于说人能忍耐一切。但并非如此：人能忍耐的事不多。说的是真忍耐。反之，诗人可以忍耐一切。我们是凭借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个议题是对的，但是会导致毁灭、疯狂、灭亡。
★★ 生活啊，不仅平庸，而且是难以说清楚的。
★★ 你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
★★ 伤心能死人吗？能。伤心能死人。饥饿能死人（但很痛苦）。甚至厌世也能死人。
★★ 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孤独吗？我说：是在人群里，是因为我想到了这样可以跟上他的思维。但不是在人群里，而是在死后，那是墨西哥惟一的孤独，伊拉普阿托惟一的孤独。
★★ 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感到孤独吗？
我说：是在人群里。
★★ 孤独是一回事，死亡与孤独迥然不同。
★★ 表面上无人的大楼，就是说，你以为大楼里面没人，你之所以这样认为，因为没听见任何动静，但实际上，并非无人；即使听觉和视觉告诉你无人，你知道也并非如此。于是，焦虑，恐惧，不是由于你认为的原因产生的，就是说，不是由于你呆在空楼里，不是由于你真的被关在、禁闭在空楼里，而是由于你知道，内心深处就知道没有空楼，所谓的破烂空楼里总有人躲避我们的视线不闹出动静来，而是我们并不孤单，就是我们独处的时候，也并不孤单。
【译者专访】：
直到2003年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去世，他的短篇小说正式的发表量只占他创作的极小比例。大部分的短篇作品，是遗留在电脑中的文档和散落在抽屉中纸片上的笔迹。
我们得以见到，是因为他的家人及出版人的挖掘、整理，集结成集。与波拉尼奥的长篇巨著《荒野侦探》、《2666》相比，这样的短篇集在他的作品中或许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没有在他生前发表的作品，除了时间上的来不及，更可能是他自己认定的不成熟之作。又或者，它们只是波拉尼奥为自己的长篇创作所积累的素材而已。
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一个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曾先后出现在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里，之后才成为《百年孤独》中的一个成熟的人物形象。同样，在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中散落的众多人物和情节，也被很多评论者认为与《2666》、《荒野侦探》密不可分，甚至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在波拉尼奥身后发表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以及中文版即将发行的《护身符》等短篇小说集的文学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其展现了波拉尼奥的一路走来。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文版面世，依然由《2666》的译者、翻译家赵德明翻译。书中的14个故事，几乎都在书写于流亡生活中理想破灭的一代人，挣扎于边缘，困于梦魇。“这里面墨西哥的事儿多，文学圈子里的事儿多，很多的的确确就是他的生活场景。”赵德明形容这个短篇集给人一种镜头感：“一个特别的场景说一个具体的人，用具体的特写镜头成为这个集子的特色。”
记者：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里，有很多情节、线索与他的长篇有着联系，甚至说是重复。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的这些短篇作品，它们是否还是独立存在的？
赵德明：现在看来，这本短篇集里的很多小说都像是当时写出来，准备将来写长篇用的，不像是为了马上发表而写的短篇。短篇小说集并不是波拉尼奥自己弄出来的，而是文学代理人、出版方、家属，在他去世后不断发掘他的作品。这个过程应该是，《荒野侦探》、《2666》两个大长篇推出以后，他名声大振，后人觉得他以前积累的东西有价值，他的代理人和财产继承人，他的夫人、儿女从电脑里、抽屉里翻出的很多东西，然后仔细研读，发现这些东西和（他创作的）大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
这个需要资料，现在我还没有整理他的创作时间表，没有发言权。但整理后如果发现：比如某一篇短篇作品是出自2007、2008年找出的资料，而没有正式发表过，那么肯定就是素材了。
记者：除了发表与否，对于这些短篇小说是否为素材，还有没有别的判断依据，像这本书里收录的作品，其本身的写作模式、语言等方面有没有这样的显现？
赵德明：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从文字、结构以及故事上来讲都像是有感，然后赶紧写下来，不像一个完整的（作品）。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通话》（《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的一篇）开头就是这样：“B爱上了X。当然是一场不幸的爱情。B在一生的某个时期曾经准备为X献出一切，差不多跟一切热恋的男人所想、所说的一样。B跟X吹了。……”这显然像写作提纲：时间、地点、日期谁和谁。
记者：如果作为长篇小说的创作素材积累，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集，当然也包括这本《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其文学价值也就不能独立地看待了？
赵德明：它们的文学价值就在于波拉尼奥的一路走来。要从文本分析的价值上来讲，就是那时候写的东西和后来长篇里的故事的重复性。比如这本集子里面的一篇《安妮·穆尔的生平》，故事看起来是比较完整的，但它和《2666》里面的那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人物名字都换了但故事架子还在，比如他是在哪儿长大的、家庭是什么样的等等。
2003年波拉尼奥去世，这个作家没有了，《2666》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了。那出自哪儿呢？一找，在这篇上呢。他的另外一个短篇小说集《护身符》也有这个作用。
记者：可以凭借这些相似、重复把他的一些短篇小说理解成《2666》、《荒野侦探》的创作雏形么？
赵德明：这么说就像是有计划的说它了，其实它都不是。在那段时间里，波拉尼奥觉得有东西可写，就写了。他白天老老实实给人打工，照常做他该做的工作，但是他还很想写，而这些就像是素材的积累和准备。《2666》问世的时间是2003年，这些短篇被发掘出来是在2003年之后。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这样的大作家在前期准备了什么。
刚才谈到过要列出他在什么时候写的哪个短篇的工作，这也能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在那个时期他的那个遭遇，比如他在莫斯科境遇不好，在家庭、生活、与朋友的相处中遇到很多具体的事情，具体什么触及了他，因为这些短篇的的确确是他在那个时期的心情。
记者：你用“全景式写作的小说”评价《2666》，在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里，是否也展露了一些“全景”的视野？
赵德明：是的。这跟他的经历有关，他见得多，读的书也多。虽然是短篇，有一个具体场景，但陪衬这个场景的很宽，他的视野、思想跑来跑去经常会有，法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他太熟了，这个经历造就了他的宽。等他写一个具体场景的时候，又写得很深，这就是他的功夫。好作品必须有深度的刺激性的细节，人、心、场景，要细到头发丝的颤动，心里的瞬间都能写出来。
记者：在可读性上，把它们纯粹当作一般的短篇小说，不去管它是否为素材，也是不错的作品？
赵德明：是的。他写得很碎，但是不得不碎。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是素材，但也是闪现着文学味十足的东西。虽然还是个框架，里面还没有丰满。其实，包括《2666》也有这个问题，如果《2666》真的要加工、修饰，整体上再打压，那就更不得了了，但是来不及做了。
记者：你认为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在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赵德明：特别需要关注波拉尼奥短篇里暴露出来的，是人性的问题。最需要穿透到里面去读的，是一种人类的疯狂，人类的偏执，是人类在各种“欲”背后驱使出来的邪恶。“波拉尼奥们”得出这个结论并不容易，不是靠书本，而是需要血的残酷的教训。很多问题，波拉尼奥不是简单地归结于政府、社会，不是民主不民主、专制不专制的问题，而要比这个深刻得多。如果要停留在政治层面，那就没有看到北欧又如何、美国又如何，没有看到那里面的肮脏、龌龊。没有绝对美好，都是相对的。
比如他写德国纳粹，也写苏联红军，按照过去的文学路数，文学评论家会指责他的立场，现在不会。你可以拿出史实，苏联红军那会儿进入柏林、进入东北时候的烧杀和德国法西斯进入一个村庄时候的烧杀有什么不一样？纳粹杀犹太人，苏联红军对波兰的战俘就没杀？我们作为读者看到这些的时候目瞪口呆，能说正义或非正义？波拉尼奥就直接指出这两种都是邪恶，本质都是杀人而无法有辩词，革命的杀人和反革命的杀人只是名义上的不同，你只要掌权，历史就由你来书写。他反对这个。
记者：具体到这本集子里的故事，激情、失败，整体的伤感和无奈，也都归结到这里。
赵德明：他的作品，归根结底是在揭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所表现出来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以及精神道德危机。他从不转弯抹角：21世纪全球人的势力、实力、功利，这几个词是不分国家种族的。
翻译了他五六本作品之后，我现在的看法是：他太悲观。他觉得人类就是这么邪恶，有权了就贪，没钱了就急，有点儿钱没点儿钱的人就混。他认为，不管什么人都是受利益驱动，大有大邪恶，小有小邪恶。不管高贵还是卑微，他都往人性骨子里的复杂性扎一针，在这点上毫不客气。这就是他让很多人受不了的地方，所有东西都曝光，让太阳晒一晒，但他又不告诉你希望在哪儿，没告诉你出路。
【执著的诗意】
在很多阅读者眼中，小说越来越像一门综合“学科”了。它像一个过度肥胖的人，看上去敦实有力，实质上却虚弱至极。这时，读波拉尼奥也许是最适当的。他的短篇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轻灵，纯粹，实在，是那种典型的文学作品，拥有纯真特征。读者可能又找回最初阅读的感觉了——绝对的、真实的感觉，因为这也正是波拉尼奥追求的——对于感觉本身的珍视与忠实。
与那个浑身充满力量的海明威不同，波拉尼奥擅长写生命的弱音。比如《圣西尼》里的作家圣西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流亡异乡，他的作品受到过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人的赞扬，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当记者的儿子被独裁者枪杀后埋入了万人坑。他应该是那种才华横溢、人生充满悲壮色彩的作家，这种悲壮应该被大书特书，可波拉尼奥不，他写圣西尼通过参加写作比赛捞取奖金，写他如何教会“我”一稿多投，圣西尼给“我”的来信通常是沉闷的，主要内容就是询问各类写作比赛的信息，以此来赚取有限的生活费。这样子写一个起码算得上是优秀的作家实在是有贬低的嫌疑，也太寒碜了，不是吗？这种“低气压”让人觉得不是滋味，觉得通常的理解习惯被瓦解了。常读波拉尼奥的人一定会时不时对他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摸不着头脑，因为小说主人公所遭遇的一切，远远强于他可以对此作出的判断。圣西尼穷，远离祖国，死了儿子，惟一得意的写作也无法使他过得好一些，在波拉尼奥看来这一切都比圣西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重要，在他的笔下，知识分子的处境从来没有如此窘迫过，窘迫到他们几乎无法站在任何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去撇开、无视、批判、倾诉、嘶吼些什么。
当然，这与波拉尼奥本人的经历是有关系的，这个短篇比其他作品更能让我们窥探到作者真实的内心和细微的情绪。的确，在当时拉美的政治大环境下，流亡的作家们失去了尊严，他们没剩下什么形而上的可以信赖的东西，但这是否就等于作者（或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就丢弃了它们呢？这些对创作者而言极为重要的东西到底被作者放在了作品的哪个部位上？有人说，优秀的小说从来不是对现实的拙劣模仿，而是在现实之外建立起另一种真实，而在这部集子里所谓的另一种真实也许就是如汁水一般被现实的种种压榨出来的纯正的苦涩吧。这苦涩来自于现实，却比现实更霸道更绝对，这是一种从软弱中表现出来的强势，一种由受虐引发的快感，是站在表象之外的惟一的真相。当一个作家不能让他的文字产生任何实际力量的时候，惟有苦涩、忧郁、受难才能证明他的存在，从而展现出另一种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即是失败者的事业，负能量越强大，作者为此付出的代价越惨痛，作品就越可能卓尔不凡。
实际上，波拉尼奥也亲自践行了这一理念，他长期流亡欧洲，在底层工作，接触不入流的作家（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在40岁之前始终只写诗。在波拉尼奥生命的最后10年，小说才成为他主要的写作内容，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养家糊口的目的。他的长篇巨著《2666》被分成五卷出版，目的是为了在他死后他的孩子们能拿到一笔较为可观的版税，而这是他留给他们的惟一遗产。由此看来，诗歌才是波拉尼奥始终追求的写作，除了不能有物质上的收入，诗歌几乎满足了他对于文学所有的渴望与需求。所以即便他最后讽刺性地以小说成名，他的作品也始终难以摆脱诗歌的写作思维和内在精神，也正是诗意，这人类存在最直接最唯美最忧伤的佐证，成就了他的小说。
相较于长篇，短篇更具有波拉尼奥式的诗风，因为无论是篇幅，叙述语言还是主题，短篇都更接近于诗。首先从结构上说，面对短篇作者特别迷恋片段化的写作，即使有如《安妮·穆尔的生平》《恩里克·马丁》这样较为完整地记叙某人一生的篇目，也大多只是浮光掠影式的抓住一些琐碎的细节而非庞大的里程碑似的大事件。加之他笔下的主人公不外乎知识分子、迷惘的年轻人和流亡者，他似乎从没想过写其他与他本人的身份不太相似的人。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把这些小说看成是自传体的诗歌，被反复吟咏，声调低回，外部情节渐渐褪去，缓慢现出主人公灰白干冷的内心来。此外，波拉尼奥的语言有一种冷感，用词典雅而谨慎，刻意形成疏离。他总是把第一人称的“我”设置成一个旁观者，从“我”眼中看出去的人，多像是隔着一层玻璃，看去真切，却又缺了温度。这似是作者刻意造出的阻隔，他让主人公更不易被抚摸、理解和关照，显得更孤僻荒唐。语言的节制反而加强了对冷冰冰硬邦邦的情绪的表达，就像水流漫溢开来，看似徐缓，却有着一股深邃的力量。也许，波拉尼奥就是刻意要让读者用心去捂热这些冷飕飕的情绪，把冷极了的我们逼出一股狂热来，因为他知道，惟有这被逼迫出来的狂热，才是真实的感同身受。
撇开结构的庞杂，除却思辨的艰深，作者仅运用大量细节与语言直指人心地勾勒出细密晦涩的情绪，这难道不是诗人最惯常的手段吗？虽然他深谙文字的迂回之术，使之始终在冷与热、内与外、相知与疏离之间徘徊，但写作的终点仍是坚定地归于人类和语言的本真，这份赤子之心最打动人。
【剩下的只有伤痕】
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里，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将拉美充满暴力与专制的现状形容为一颗“毒瘤”。毒害之深、波及之广，凡拉美国家无一能够幸免。作家、诗人因其身份的特殊性，更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一时之间，监禁、流亡成了拉美文人的共同宿命。在这类流亡者中，罗贝托·波拉尼奥算不上最优秀的一位，却也颇令人难忘。他生命的前40年消逝在无边无际的流亡生涯里。人生的最后10年，他“意识到来日无多，急于索性一次性用尽全部储备去迎接死亡”，于是奋力写作，身后留下洋洋洒洒十余卷作品，也留下了拉美流亡文人特有的悲凉与无奈。
短篇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开始于黑夜，也结束于黑夜，满纸都是流亡的气息：无名作家、蹩脚诗人、文艺青年，挣扎于边缘，困于梦魇，受尽黑夜无望等待的煎熬。“噩梦”、“黑夜”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的关键词。在漫长的流亡生活中，这些阴暗的词汇与波拉尼奥牢牢捆绑在一起，构成其生命不可分割的要件。他声名的一大半来自于这种黑暗中的体验。某种程度上，流亡造就了波拉尼奥。他以流亡者的意识思考，也将这意识带到文字之中。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都是一些失败人物的素描，叙述简约直白，没有过多的场景描写、情感铺叙。波拉尼奥寥寥数笔，欲言又止，留下的并非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些由简笔画勾勒而出的、语焉不详的故事框架。与《2666》一样，《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人物众多、线索繁杂，其中的故事大都无疾而终，以主角的突然消失作结。波拉尼奥不是荒野里的侦探，他无意纠缠于人物的下落。他们从出现到离开，犹如昙花一现，短得甚至没人能看清他们的长相。而后，就像“落日一样”逐渐淡出读者的视线，“剩下的只有伤痕”。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的14个故事满满当当地塞满了无法言说的苦楚。与波拉尼奥一样，这些“没有面孔”的人被迫远走他乡，靠打零工、摆地摊、为末流杂志写写花边新闻为生。文学是他乡遇故知的“共同语言”。在相同的发音里，他们似乎嗅到了拉美的气味，在精神上与家乡更近了一点。《圣西尼》一篇，热爱文学的“我”与从未谋面的失意作家圣西尼彼此惺惺相惜，通过信件成了笔友。《毛毛虫》里，逃学的“我”与无名的流亡者在大街上偶然相识，进而发展出超乎常情的友谊。压题的短篇《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讲述一段父子共同经历的假日奇事。B与父亲一起到墨西哥度假，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外界如何喧嚣，他都不忘手中的诗集，诗作使他成了事实上的局外人。
然而，异乡的土壤终究无法提供他们赖以成名的养分。于是，可以预见到的种种不幸，接二连三地到来。即便身为“著名”作家也挨不过被遗忘的命运，更何况《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大多是原来就籍籍无名的诗人、作家，他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恩里克·马丁》里的诗人恩里克以自杀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在他死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处于文学金字塔最底端的“诗人”多么可怜，“只有青年诗人和老妓女才会赏识”。《圣西尼》一篇，圣西尼曾经是被博尔赫斯、科塔萨尔推崇备至的著名作家，而今流落异乡，沦落为专事一稿多投，以参加征文比赛、赢取奖金为志向的职业“枪手”。“现实就是现实，你总得挣碗菜豆吃吧”，他的叹息更像是波拉尼奥的自嘲，一语道出流亡知识分子的不堪命运与困窘的生活状态。
流亡者的心里揣着惶恐和不安，想回家却又找不到方向。他们小心谨慎，不愿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滞留太久。这一心态左右着波拉尼奥的写作。他以自己的生活为范本，带着他的人物从拉美出发，一路不停歇地在世界范围内流亡，他们仿佛一具上了发条的人偶，就这样一路走啊走，一刻也停不下来。比如，《安妮·霍尔的生平》一篇，主人公安妮虽然不是流亡者，却与疲于奔命的流亡者有着似曾相识的仿佛。生活对于她，如同地球上最大的黑洞，如同“构思精巧的恐怖片”。生活在不断的厌倦、出走之中继续，就算经历再多男人、从事再多工作、去过再多地方，她也找不到应有的安全感。
波拉尼奥以“失败的一代”自居，有拉美的“垮掉的一代”之称。不过，与他的美国前辈相比，他的流浪不是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被迫的出走，其中蕴含着更深的悲哀。身体在漂泊，灵魂无可依傍，像个“无依无靠的影子”。故乡太过遥远，所有的牵挂都只能放在心头，远远地看上一眼。心理上无限接近，现实中难以回归。回家，是这群被遗弃的“拉美孤儿”最大的幻想。故事里，圣西尼回去了，可没过多久他的路就走到了尽头。其他的人物都再也回不去了。于是，他们和波拉尼奥一样留在了异乡，一边回想拉美曾经有过的美丽与自由，一边在黑暗中独自迎接“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诗人、流浪者】
你发现自己沉浸到他的故事当中，因为这些故事经常会很精彩，也因为他讲故事的语调让你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知不觉这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当黎明临近的时候，你的朋友消失在晨雾弥漫的街角，你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罗贝托·波拉尼奥早年的名片，内容和版式都极其简单，没有电话号码和Email，只有一个位于某西班牙小城的住址，职业是“诗人、流浪者”。波拉尼奥如果能活到今天（这位智利作家于2003年去世），应该刚刚过完六十岁生日。如今他最著名的头衔是“著名小说家”，诗人的身份偶尔会被提及，至于作为流浪者的经历，人们大概所知更少。但是这些经历构成了波拉尼奥小说的一个重要部分，长篇小说《荒野侦探》中很多情节应该来源于作者的流浪生涯，而在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当中，反复出现的也是一些漂泊不定、浪迹天涯的人。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收录的小说很多读起来不像小说，而是更像回忆录或笔记，换句话说，不像虚构，更像是真实事件的记录。如果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些故事中的“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作者本人；如果使用第三人称叙事，故事中经常出现一个化名为B的人物，不管这个B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还是阿图罗·贝拉诺（波拉尼奥经常在小说中使用的自己的化名）的缩写，作者似乎都不介意读者把这个人物想象成他本人。
让我们索性把这些“我”和这些“B”当成一个人。那么小说《毛毛虫》写的是B少年时期在墨西哥城逃课、逛书店和混电影院的经历；标题小说《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写的是22岁的B和父亲（一位退役拳击手）的一次出游；《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如标题所言）写的是B在这两个国家晃荡的经历；《通话》涉及B中年时期的一段不成功的恋情；《一件文学奇事》记录的是B与一位文学评论家的怪异关系；而《邀舞卡》几乎就是一篇简短的关于B的人生大事记。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小说记录的是B漂游生涯中邂逅的一些人物，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不得志的文化人或者有些落魄的漂流者，在《圣西尼》中是一位靠参加小说比赛赚奖金为生的落魄小说家，在《恩里克·马丁》中是一位为通俗杂志撰写UFO文章的前诗人，在《安妮·穆尔的生平》中是一位如浮萍般在世界各地漂流的经历坎坷的女子；在《“小眼”席尔瓦》中是一位曾在欧洲和印度漂泊的摄影师；在《戈麦斯帕拉西奥》中是一位在墨西哥沙漠中担任文学美术馆馆长的寂寞的女性诗歌爱好者；在《1978 年的几天》中是一位发了疯的流亡作家；在《牙科医生》中是一位残留着文学艺术梦的牙医。
尽管波拉尼奥的长篇小说（如《2666》）常被列入后现代小说之列，但他的短篇小说读起来往往让人感觉不到什么“技巧”的运用，甚至在文字味道方面几乎不像当代小说。不妨做个对比，美国作家唐·德里罗会使用这样的句子：“他们来了，列队走进美国的阳光之中。他们两人一组永恒不变的男女搭配从甬道通过围栏，进入场地中心靠左的位置。”（摘自其长篇小说《毛二世》，Mao II）；萨曼·拉什迪会使用这样的句子：“吉百利这个五音不全的独唱家，一边唱着即兴的加萨尔短歌，一边在阳光中翻滚嬉戏，在天空中游泳，蝶式，蛙式，蜷缩身体成一个球……”（《撒旦诗篇》）；托马斯·品钦会使用这样的句子：“本来，海盗觉得自己与英国美妙生活和光滑小腿之间不吝于天地相隔，只能徒然幻想，不料黑白分明的斯科皮娅竟使这些幻想神奇地化为真实。”（《万有引力之虹》）。而到了波拉尼奥这里，我们经常读到是却是这样的句子：“情况是这样的：B和B父去阿卡普尔科度假。一大早，清晨六点，父子俩就要出发。”（《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或者：“这个故事发生在不久前的法国，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亨利·西蒙·勒普兰斯》）。
一位更愿意自称为诗人的作家在他写小说时却尽量回避诗化的语言、回归最平实的句子，这显然是一种风格上的选择。其实阅读小说就像听一个人讲故事，而叙事风格对应的就是这个讲故事的人的腔调和气质。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一个浓墨重彩的人站在打着聚光灯的舞台上高声朗诵；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一位急于倾吐隐秘心声的信徒面对一位牧师进行一场深挖自我灵魂的忏悔；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一个自鸣得意的人兴致勃勃甚至手舞足蹈地吹嘘自己的经历；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一个笨嘴拙舌的求爱者学着别人的样子使用陈词滥调对你表达爱意；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国家电视台的播音员报新闻；有的小说读起来像听犯了错误的学生念检查。而阅读波拉尼奥短篇小说的感觉大致是这样的：
在一个街上笼罩着薄雾的夜里，你坐在一个空荡昏暗但灯光柔暖的酒吧或者咖啡馆里听桌子对面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讲故事。你的这位朋友游荡四方，阅历甚广，他讲起故事来语速不紧不慢，嗓音略微沙哑但声音十分柔和，不难看出，这位朋友年龄已是中年，经历过一些大起大落，所以也没有什么故事会让他激动到改变语速和语调的地步（最多也就让你隔着桌子看到他眼镜片后面闪过一道不易觉察的光）。你发现自己沉浸到他的故事当中，因为这些故事经常会很精彩，也因为他讲故事的语调让你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知不觉这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当黎明临近的时候，你的朋友消失在晨雾弥漫的街角，你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流亡者的虚构文学史】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不为显摆的狂野精神自传
这两年，随着《荒野侦探》和《2666》的出版，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大热，但是这两本小说的长篇巨幅形式也让很多人觉得有些吃不消。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是真心喜欢这样的作家，有多少人是为了跟风这种文学的潮流，波拉尼奥的小说一度成为了文学爱好者圈子里的接头暗号，所谓暗号其实就是标签的意思，拿出来显摆的并不代表你真正感兴趣。
也正是这种火热的劲头让我更加怀疑有多少人真正啃了这两部都将近千页的作品。文学也是有重量的，有时候看着一本大书的畏惧不亚于看到了一场筋疲力尽的搏斗。与文学的搏斗并不都是愉快的，文学史上有很多天书似的作品，机缘巧合之下才被搁置到了文学众神殿，被后来人顶礼膜拜，比如乔伊斯就是专门制造这种神谕文学的。
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适合被膜拜的作品也许适合敬畏，适合被更加专业的研究者过度阐释，但是并不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所谓适合，就是没有职业评论家的吹捧，读者也会自发性地喜欢阅读。幸好波拉尼奥的两部传世之作具备了传世的理由，也具备了普通读者也可以轻松踏入的门槛。这是两部容易为人亲近的作品，唯一令人畏惧的可能初次接触时，拎在手中沉甸甸的感觉让人有点无所适从。
我有个朋友出门远游的时候总是拎着一个《2666》的袋子——这属于文学宣传的一部分，但是从个人意义上说，她无疑践行了波拉尼奥的流亡般的行为艺术，而且用一种波拉尼奥喜欢的方式，或者说她喜欢波拉尼奥的形式。我还有一个朋友，她要我推荐波拉尼奥的作品“哪一本更适合阅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她这种文学上的欣赏品味是否会遇到波拉尼奥的阅读障碍。要是前两年，《荒野侦探》和《2666》刚出的时候，我还真有些犹豫不定，现在刚好，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刚刚上市，把这本迷人狂野的集子作为阅读波拉尼奥最好的入门书，是最好不过了。
说这些好像都是废话，但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确实更适合作为了解波拉尼奥的入门小说，一个当然是篇幅短小，十四篇小说有利于阅读的中断与思考。想想在阅读《荒野侦探》和《2666》时，思绪的中断可能意味着你失去了阅读的兴趣与线索。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一个人的注意力持续集中也不过两三个小时，再多的时间意味着阅读的兴趣变成了煎熬。博尔赫斯曾经说阅读一本伟大的作品就仿佛与一场伟大的阴影搏斗，博尔赫斯举得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沉浸在灵魂苦难中，像阴郁的天空一样深邃的作家，而阅读大多数作家的时候并不能带来这种成就感，因为那种搏斗更多的是因为无法忍受。
国内有一位作家打破了创作以来的记录，写了一套四千多页的书，还因此获了奖。我对这样的写作充满了敬意，但与此同时总怀疑是不是有人真正读过全套书。这不是怀疑一个作家的创造力，而是怀疑一个普通读者的忍受能力。相反，在阅读波拉尼奥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你不会有这种担忧，十四个短篇，不同的规格，不同的故事，正适合每一个夜晚读两篇，至少这不是地球上最后的一个夜晚，不用担心读不完留有遗憾，你还能有充裕的时间读完这本集子，带着一天幸福的心满意足入睡。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更适合了解波拉尼奥还有一个原因，它可以作为波拉尼奥的精神自传来阅读。
当然，我们总是说文学是作家最好的自传性说明，但是文学的虚构性横亘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尤其是对一个智利作家而言，某种陌生性还是存在的。作家总喜欢隐遁在作品的后面，对读者察言观色。作家不喜欢抛头露面，一方面是因为作品已经完成了，他不需要再画蛇添足，指手画脚，解读权利应该交给读者来完成；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作品自有生命，它的衍生与传播是不受控制的，读者喜欢在小说中倾注自我的情感，融入自己的解读方式，聪明的作家自然不想与读者的再创造发生冲突。
但是文学中有一种类型是自传性质的，比如雷蒙德·卡佛总结自己的创作时就说，一点点自传性和大量的想象是最好的方式。我说这本小说集是波拉尼奥精神上的自传也是这个意思，自传当然要求恰如其分的真实，而且一般写自传的人都是功成名就的作家，觉得自己的人生基本可以圆满，担心别人作传达不到自己的完美，纳博科夫就是这种求全责备心理，最终还得自己动手写了《说吧，记忆》。波拉尼奥生前属于那种郁郁不得志的作家，2003年去世前虽然留下了数量众多庞大的作品群，但是能够给他挣得荣誉还是他去世之后。《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收录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数时候叫B，偶尔会有别的名字，但无一例外是一位来自智利的流亡者。波拉尼奥用这种形式丰满了自己生前的经历。他的自传是虚构的文学，是一点点现实的影子加上阳光的折射，光阴的渲染，融入了很多文学意识，霎时间就变得丰满起来。
如果说波拉尼奥的长篇让人敬畏，这些短篇作品却是十分迷人。波拉尼奥善于写这些失败的文学青年，诗人，流浪者——说他是流亡者有些过誉，他想通过这些作品制造自己的传奇，但他最终明白，他的传奇只能通过写作来完成，而不是通过政治。小说集中最后一篇《邀舞卡》写到了主人公1973年回到智利参加革命，结识了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他们说起死亡来，如同讲述电影故事一样”。随后他被捕入狱，关押了几天后，因为偶遇到两个同学警察才摆脱了困境。“1974年1月我离开了智利，再也没有回国”。这是波拉尼奥对革命幻想的破灭，也是诗人浪漫梦想的终结。
波拉尼奥以流亡者的角度写了很多文学上的流亡者，大部分都是虚构的，除了他自己，换句话说，他以虚构文学史的方式创作了文学史上最有魅力的角色，比如小说集中开篇《圣西尼》中提到的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流亡小说家圣西尼，流亡期间只能通过不断地参加各种文学竞赛的奖金维持生活；《亨利·西蒙·勒普兰斯》中失败的作家，“他已到中年，独身，已经习惯了挫折。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究淡泊。带着骄傲和挑战的意味阅读司汤达的作品”。《恩里克·马丁》中的诗人，“打算用他的方式吞下全世界”，他愿意成为一个诗人，最终却只能以一种被人同情的方式带上文坛圣人的桂冠，“只有青年诗人和老妓女才会赏识”。《一件文学奇事》中，终于迎来了波拉尼奥自己，也是小说中的B，“没名气，没钱，他的诗作发表在少数人看的杂志上”。他嘲弄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以一种见不得人的方式，把作家写到了小说中——这其实正是波拉尼奥的小说最大的特色，他用文学指涉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的文学，在文学中虚构了文学，在存在中虚构了存在，而且煞有介事，与其说波拉尼奥写的是虚构的小说，不如说他书写了一部流亡者的虚构文学史。
很多评论者把波拉尼奥的小说看作是后现代小说，我却觉得就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波拉尼奥的小说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他不玩弄技巧，不卖弄学识，不构建圈套，不故作深奥，不挑战读者，不设置隐喻，他的小说就是他的世界，他的小说只是文学。很多作家写作为了生活，某种意义上波拉尼奥就是这样的作家，他去世前的几年里疯狂地写作，只想在这个虚妄的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影子，但是当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才发现，他的生活就是文学本身，他已经不证自明了文学在这个世界的意义所在。
【作品阅读】：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版·[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赵德明 译·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Page 5-25
圣 西 尼
我与圣西尼友谊发展的方式，毫无疑问，非同寻常。那时，我二十几岁，穷得赛过老鼠，住在赫罗纳郊外一间破房子里。那是我姐姐和姐夫去墨西哥之后给我留下的。那时，我刚刚丢了巴塞罗那一处营地守夜人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养成了夜间不睡觉的毛病。差不多没朋友。惟一的活计就是写作和下午七点睡醒后开始的遛弯。下午七点是我身体产生类似时差反应的感觉，一种存在于不在、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莫名脆弱的感觉。我拿夏天积蓄的钱维持生活。虽说不大花钱，可一过秋天积蓄越来越少了。也许这就是驱动我参加阿尔科伊举办的全国文学征文比赛的原因吧。这种比赛是面向西班牙语作家的，无论国籍和家住何方。奖分三种：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起初本打算参加诗歌比赛。可是把最好的东西送出去跟野蛮人（或者阴险的人）角逐，我觉得有失身份。后来，我想参加散文赛，但是我收到比赛规则时发现文章必须谈到阿尔科伊、周围环境、历史、名人、对未来的展望。这超出了我的掌握范围。于是，决定参加短篇小说比赛，把我最佳作品（那是不多）一式三份投寄出去。然后坐等结果。
评奖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一个手工艺品集市（根本没人卖什么手工艺品）上当流动小贩。我获得第三名鼓励奖。阿尔科伊市政府及时地给了我一万比塞塔。不久，我收到了获奖作品选集（不乏印刷错误），包括一等奖和六部入围奖作品。当然了，我的小说比一等奖好，这让我怒骂评委，心里想，说到底，这类事经常发生。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在这同一本书里发现了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阿根廷作家，获得第二名鼓励奖，作品讲述的是叙述者前往农村，因为儿子在农村垂死挣扎，也许是讲述叙事者之所以去农村，是因为儿子死在城里了，没有说明白，可以肯定的是，在农村，一块平原上，确切地说是荒地上，叙事者的儿子在垂死挣扎，总之，这是一个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故事，完全是圣西尼的叙事风格，从圣西尼叙事的广阔地理空间一下子缩小到只有棺材大小的体积。作品的质量超出一等奖作品，超出第一名鼓励奖，也超出第三名鼓励奖和第四、五、六名鼓励奖的作品。
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我向阿尔科伊市政府索要圣西尼的住址。此前，我读过圣西尼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及发表在拉美杂志上的几篇短篇小说。那部长篇小说属于可以口耳相传的作品。书名叫《乌加特》，说的是胡安·德·乌加特生平某个阶段的故事，此人是18 世纪末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行政官员。有些评论家，特别是西班牙评论家把《乌加特》说成是殖民时期的卡夫卡之类的人物；但是，这部作品逐渐造就出来自己的读者群。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阿尔科伊市政府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里发现了圣西尼。这时的《乌加特》已经在美洲和西班牙各个角落拥有了人数不多，但态度热情的读者，他们之间几乎都是朋友或者无端敌对的仇人。当然了，圣西尼在阿根廷或者在现在已经倒闭的西班牙出版社出过其他一些著作；圣西尼属于在科塔萨尔、比奥伊、萨瓦托、穆希卡·莱伊内斯之后，出生在20 世纪20 年代中间的一代作家，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至少在那个时候，至少对我来说）是《阿罗多·贡提》，此人在魏地拉及其帮凶的独裁政权设立的特别集中营里失踪了。这一代人（也许用“一代人”有些过分）所剩无几，但不乏闪光之处，或曰不乏才华；他们追随罗贝托·阿尔特，他们是记者、教师、翻译工作者，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宣告未来的打算，宣告的态度都有些悲凉和怀疑，到了最后他们都一一被这样的情绪所淹没。
我喜欢他们。早年间，我曾经读过阿维拉多·卡斯蒂略的剧作，鲁道夫·沃尔什（也像贡提一样被独裁政权杀害了）的短篇小说集、丹尼尔·莫亚诺的短篇小说集，是片断的、零零碎碎的阅读，是从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的杂志上看到的，是从墨西哥城的旧书店里找到的：盗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作品集，可能是本世纪西班牙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由他们形成的文学一代，而不是博尔赫斯或者科塔萨尔那一代人的文学，后来出现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和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很快把他们那一代人甩在后面去了。但是他们那一代人为读者奉献出了聪明而坚实的力作，作品中有密谋策划的故事，也有欢乐的情绪。不用多说，我最喜欢的是圣西尼的作品，还有就是我以容易冒犯别人和又讨别人喜欢的方式参加了一次省级文学征文比赛的经历，促使我跟圣西尼建立了联系, 向他表示敬意，告诉他我喜欢他到了何等程度。
后来，阿尔科伊市政府很快给我寄来了圣西尼的住址—— 他住在马德里—— 一天夜里，我吃过晚饭（也许是吃点心），给圣西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乌加特》，谈到了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他写的短篇小说，谈到了我自己，我在赫罗纳郊外的破屋，谈到了文学征文比赛（嘲笑一等奖作品），谈到了智利和阿根廷的政治形势（两国独裁政权依然稳定），谈到了鲁道夫·沃尔什的几部短篇小说（在喜欢圣西尼的同时，我也喜欢沃尔什），谈到了在西班牙以及普遍的生活状况。出乎预料，刚刚过了一周，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一开头，他感谢我给他写信，接着说他也收到了阿尔科伊市政府寄的获奖作品集。但是，与我不同，他还没时间（后来，情绪比较平静之后再说到这个话题时，他说没有“足够的劲头”）翻阅一等奖和鼓励奖的作品。可是，他就在这几天里阅读了我的小说，认为是佳作，“上乘之作”，他说，“我要保存这封信”；同时，他希望我坚持下去（不是起初我理解的坚持写作，而是坚持参加征文比赛）；他保证他也要坚持下去。接着，他问我眼下有没有什么比赛，委托我一旦有什么消息就通知他一下。作为交换，他给我寄来了两个短篇小说大赛的参赛条件，一个在普拉森西亚，一个在埃希哈 ；一个奖励两万五比塞塔，另一个奖励三万。后来，我从马德里的报刊上弄到了评奖规则：只要一桩罪行或者一个奇迹就行了。这两个评奖的要求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圣西尼的信结尾处热情洋溢，好像我和他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比赛除去艰苦和无意义之外，还没有尽头。他写道：“振作精神！工作吧！”
我记得当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封信真奇怪啊！我记得又重新阅读了几章《乌加特》。那几天，赫罗纳各个电影院前的广场上，出现一些流动书贩，他们把书陈列在广场四周，大部分是滞销的存货，不久前倒闭的出版社的剩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书，爱情小说，牛仔小说，明信片集。我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一本圣西尼的短篇小说集，立刻买了下来。书像是新的—— 真是新书，是出版社降价处理给专门收这类书的流动书贩，因为书店和经销商已经不愿意冒险了。那一星期，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圣西尼周。有时再看看他那封信（读了一百遍了），有时翻翻《乌加特》，如果想看看故事情节，就看看他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虽然题材、情节各异，但通常都在这样的舞台上展开：农村、潘帕斯草原，就是早年间说的“马背汉子的故事”。《乌加特》里的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是一种神经外科医生必须有的审慎态度；短篇小说里，一切都是热烈的，是非常缓慢地离开读者的风景（有时带领读者一道远去），是勇士以及四处漂泊的人物。
我没赶上普拉森西亚的比赛，赶上了埃希哈的。我一把稿子（我的笔名是埃罗伊西奥·阿克埃尔）送到邮局，就明白了：如果傻等结果，事情只能越来越糟糕。于是决定再寻找别的比赛，顺便完成圣西尼交办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进城去赫罗纳，就忙着搜寻过期报刊上的消息：有些报纸上，社会新闻旁边有个栏目，另外一些报纸设置在社会事件和体育版面之间，最严肃的报纸设在天气预报与讣告之间的位置上，没有一个栏目是在文化版上的。于是，我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杂志上发现：位于奖学金通告、文化交流项目、招工信息、研究生课程的夹缝里，有文学比赛的通告栏目：大部分要求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作品，少部分例外。很快，我有三项比赛在考虑之中，是我和圣西尼都可以参加的。为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像之前一样，回信很快就来了。圣西尼的信很短。他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多数与我刚刚买的那本短篇小说集有关系，还附带寄上了另外三个短篇小说比赛规则的复印件，其中一个是由国家铁路部门资助的，头等奖和十名入围奖是每人五万比塞塔，原文上说：不做自我介绍的人不能获奖，请好自为之。我回信说，眼下没有这么多短篇小说参赛（同时参加六个比赛）；然而，我打算碰碰别的话题，信的内容跑题了，我说起了旅行、失恋、沃尔什、贡提、弗朗西斯科·乌龙多，我向他打听赫尔曼（他肯定认识赫尔曼），简短地讲了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只要一跟阿根廷人说话，总要掺入探戈和迷宫，很多智利人往往如此。
圣西尼的复信准时而内容丰富，至少在创作和文学比赛方面如此。他在一张对折纸上两面都写，但只写一小块地方，展示关于省级文学奖的通常策略。他说，这是经验之谈。信的开头说，他敬奉这些文学奖（我始终不明白这“敬奉”二字出于什么，是认真的，还是玩笑？），奖金可以聊解无米之炊嘛。谈到赞助单位时（市政府和储蓄所），他说那是“相信文学的好人”，或者是些“纯粹但有点勉强的读者”。反之，对于那些“好人”的报道、对那些可以预料到（或者并非十分预料到）消费那些看不见的图书的读者报道，他不抱任何幻想。他坚持要我尽可能多参加有奖比赛，但是建议我：如果用一篇作品同时参加三个比赛（评奖日期恰好在同一时间）的话，安全起见，要变换参赛作品的名称。他以自己的小说《黎明时分》为例加以解释（这篇小说我没读过），他曾经把《黎明时分》用试验的方式投寄到几个文学比赛，如同用来做新疫苗试验反应的小白鼠一样。《黎明时分》在第一个比赛里（给钱最多），就叫《黎明时分》；在第二个比赛里，改名叫《高乔人》；在第三个里，改名叫《在另外一个潘帕草原上》；在最后一个比赛里，改名叫《无悔》。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比赛里，都获奖了。用两次的奖金，他支付了一个半月的房租，马德里的房租高入云端。当然了，没人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同一部作品，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但是被同一拨评委发现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评奖在西班牙是由一群从前晚会上获过奖的作家或者二流诗人始终不渝从事的事业。圣西尼在信上说，文坛除去荒唐可笑之外，还是可怕的。又说：即使连续遇到同一拨评委也算不上什么危险，因为这些评委们通常不看交上来的作品，或者翻翻表面上的几页，或者看到一半。他说，另外，谁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不是同一个故事呢，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标题。故事相似，甚至非常相似，可是名字不同啊。他在信的末尾强调说，最理想的是干点别的事情，比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和写作，对此，没有太多疑问，但现实就是现实啊，你总得挣碗菜豆吃吧（不知道在阿根廷是不是叫菜豆，在智利叫四季豆），眼下，出路就在于此啊。他说，这就好像在西班牙地理上散步。我马上要满六十岁了，可自我感觉像是二十五岁，这就是他在信的末尾或者是附言处的断言。起初，我觉得这番话像是非常悲伤的声明，但是等我读到第二或第三遍的时候，方才明白：他似乎是在问我：小子，你几岁啊？我记得，我立刻做了回答。我告诉他：我二十八岁，比他大三岁。那天早晨我好像恢复了（如果不能说幸福感）精力，好像被注入了一股活力，使得我的幽默感和记忆都复苏了。
我没像圣西尼建议的那样参加短篇小说评奖。但是，参加了我和他发现的最近那几次比赛。我一个奖也没拿到。圣西尼在堂贝尼托和埃西卡两地的比赛中再次一稿两投，原先的题目是《马刀》，到了埃西卡改名叫《双剑》；到了堂贝尼托，改名叫《利刃》。在铁路公司赞助的比赛里，他获得了鼓励奖，不仅给奖金，还给一张免费火车票，一年内可在全国铁路系统里乘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他住在马德里一处公寓里，有老婆和独生女——十七岁，名叫米兰达。另外与前妻生有一子——不知在拉美的什么地方，或者这是他的猜想，名叫格雷戈里奥，三十五岁，是记者。有时，圣西尼给我讲讲他为了寻找儿子的下落在人权组织或者欧盟的人道主义机构活动的情况。在讲述这些情况的信中，口气是沉重而单调的，好像圣西尼借助书写官僚机构中的迷宫来驱赶心中的幽灵。有一次他告诉我，格雷戈里奥五岁时就不跟他一起生活了。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想到了五岁的格雷戈里奥，想到了圣西尼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里写作的样子，一切都难以避免了。我还想到了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是在不自觉地纪念格里高利·萨姆沙。这个想法，我从来没对圣西尼说过。但是，一说到米兰达，圣西尼立刻就高兴起来：米兰达年轻，野心.勃.勃，要吞下全世界，有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另外，他说，米兰达美丽又善良。他说，这像格雷戈里奥，区别只是她是女孩（废话），还有不必经受我大儿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后来，圣西尼的信越来越长了。他住在马德里一个乏味的居民区里，公寓有两间卧室，客厅兼餐室，厨房和卫生间。一听说我的住房面积比他大，我吃了一惊，觉得不合理。夜里，圣西尼在餐室写作，“因为夫人和女儿已经入睡”，加之，他抽烟很凶。他的收入来自不定期的编辑工作（我估计是修改译文）以及参加各个省级文学比赛。由于出了很多书，时不时地会有汇款寄来。但是，绝大多数出版社常常忘记支付稿酬，或者是倒闭后无力支付。惟一能给他继续挣钱的是《乌加特》，是由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买下的。不久，我明白了：他生活在贫困中，不是赤贫，而是中产阶级下层的贫困，那种不走运、过得去的中产阶级。他老婆（名字很怪，名叫卡尔梅拉·萨德赫曼）偶尔做些出版方面的工作，私人开设英语、法语和希伯来语的课程，但是不止一次不得不干清洁卫生的活计。女儿一心读书，因为念大学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我在一封信里问圣西尼：米兰达是否也搞文学？他在回信里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千万别搞文学了。我女儿打算学医。
一天晚上，我写信给他，向他要一张全家福。把信交到邮局后，我才意识到我是想认识米兰达。一周后，照片来了，拍照的地点大概是郊野公园，上面有一位老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姑娘：留着直发、瘦高、胸脯丰满。老人露出幸福的微笑，中年妇女在望着女儿的面庞，好像在说什么。米兰达表情严肃地看着摄影者，样子很感人，让我心动。同时，圣西尼还寄来了另外一张照片的复印件。上面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相貌特征明显：嘴唇薄，颧骨突出，天庭饱满，身材肯定高大、健壮，眼神自信地望着镜头（是照相馆里的作品），也许还有点不耐烦。他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是失踪前的照片，二十二岁，比我年轻很多，可是成熟的神情让他显得年纪大一些。
照片和复印件有好长一段时间摆在我工作的案头上。有时，我呆呆地望着两张照片，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有时拿到卧室去，看着看着直到入睡为止。圣西尼也在信中跟我要照片。我没有新照片，就去火车站自动拍照亭照了一张，那个年月赫罗纳只有火车站有那么一处。但是，我不喜欢那些自拍的照片。样子很丑，很瘦，一头乱发。这样一来，寄照片的事就一再拖延下去，花在自动拍照亭的钱就越来越多了。最后信手挑了一张，装进信封里，又放入一张明信片，就寄出去了。复信姗姗来迟。这期间，我记得写了一首长诗，非常蹩脚，里面充满了呐喊和面孔，表面上各个不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脸：米兰达。等到我终于辨认出是她的样子，就说：米兰达，是我，我是你父亲的笔友。她转过身跑了，去寻找她哥哥格雷戈里奥，寻找他在黑暗长廊里闪闪发光的眼睛，长廊里面有拉美恐怖的黑影在悄悄活动。
圣西尼的回信很长，很热情。他说，他和他老婆都觉得我让人有好感，跟他们想像的样子一样，也许有点瘦，但是，模样很好；他俩也很喜欢那张有赫罗纳大教堂的明信片，希望不久的将来，只要经济上稍微宽裕一点、家务事少一点，就来赫罗纳亲眼看看大教堂。信里的意思是，不仅来看我，而且要住在我家里。他顺便提出，如果我想去马德里，也可以住在他家。圣西尼在信中模仿70 年代初在南美很有名气的连环画人物（一位高乔人）说：家穷，也不大干净。关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什么也没说。对那些评奖活动也是只字未提。
一开始，我本打算把长诗给米兰达寄去。但是，犹豫再三之后，决定放弃这个打算。心里想，我一定要疯了，要是把长诗寄给米兰达，圣西尼就不会回信了，而且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没有寄出去。我用了一段时间给圣西尼寻找新的文学比赛。在一封信里，圣西尼告诉我：他担心绳子要断了。我错误地理解了他这番话，以为没有足够的文学比赛可以让他投稿了。
我一再邀请他们来赫罗纳。我说，他们可以住在我家里。我甚至用了几天的时间打扫卫生，擦擦洗洗，因为相信（毫无根据）他们一家随时会进门。我的理由是，圣西尼有那张铁路公司提供的通用票，只要再买两张票即可（一张给老婆，一张给女儿）我强调，加泰罗尼亚地区可以让游客看到许多美景。我说到了巴塞罗那、奥洛特、布拉瓦海岸以及可以肯定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圣西尼在长长的回信里说，感谢我的邀请，告诉我暂时不能离开马德里。他第一次把信写得意思模糊。但是，到了中间，又开始说起了文学比赛（我估计他又获奖了），鼓励我别泄气，继续参赛。写到这里，他又谈到了写作这个行业，谈起了职业。我的印象是，他这些话一部分是说给我听的，一部分是给他自己的备忘录。其余部分，如上所述，意思模糊。我感觉信的结尾处是说家里有人身体欠佳。
两三个月后，圣西尼写信告诉我，有一处最近刚被人发现的乱葬坑，其中一具尸体可能就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在信中不大言说痛苦，仅仅告诉我：某月、某日、某时，一群法医和人权组织成员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面有五十多具年轻人的尸体，等等。我第一次不想给他写信了。更想给他打电话，可是估计他没有电话，就算有，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于是写了一封短信。我说，真痛心，还大胆表示，他们也并没有肯定那就是格雷戈里奥。
后来，夏天到了。我开始在一家海岸旅馆干活了。那个夏天，马德里举办了许多讲座、短训班、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可是，圣西尼一次活动也没参加。就算他参加了什么活动，我看到的报纸上也没提到他。
到了八月底，我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夏天结束后，我有可能去拜访他。仅此而已。等到我回到赫罗纳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在门底下不多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封圣西尼的，日期是八月七日。这是一封告别信。他说要回阿根廷去了，说民主时期开始了，没人会拿他怎么样了；还说，再待在国外就没有必要了。另外，如果真的想知道格雷戈里奥的归宿，就只能回国。他说，老婆自然是跟他一道回去了，但是，米兰达留下。我立刻给他那惟一的住址去信。但是没有回信。
渐渐地我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圣西尼永远回阿根廷了，既然他不从阿根廷给我写信，就可以认为我俩的通信关系结束了。如今回想起来，我曾经有好长时间是在盼望他来信的。但是，圣西尼一直没给我写信。我安慰自己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节奏太快，是爆炸式的，没时间干别的事，能呼吸和眨眼就不错了。我再次给他在马德里的住址写信，盼望有人能把信转交给米兰达。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邮局把信退回来了，说是“查无此人”。于是，我打消了再写信的念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忘记圣西尼了。但是，每当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会在旧书店里跑上整个下午，寻找圣西尼的著作，寻找那些知道书名但没有阅读过的作品。可是书店只有《乌加特》和在巴塞罗那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说集（那家出版社早就停止支付版税了），这差不多就是发给圣西尼和我的一个信号。
一两年后，我得知圣西尼已经去世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也许不是看报纸，而是有人告诉我的，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时候跟什么认识圣西尼的人说过话，因此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他去世的讣告。那讣告很短：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一度流亡西班牙数年，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我估计消息的末尾还提到了《乌加特》。不知道为什么这消息没有让我很惊讶。不知为什么，圣西尼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死，我觉得合情合理。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圣西尼和他老婆、女儿的照片以及格雷戈里奥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与我的其他纪念品一道躺在一个纸箱里休息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烧掉这个纸箱），有人登门来拜访了。时间大约是夜里十二点了。我还醒着。但敲门声还是吓了我一跳。在我赫罗纳的熟人中（不多），除非发生了不寻常事件，绝对不会有人来家里找我的。开门一看，发现是一个女人：长发，身穿黑大衣。她是米兰达·圣西尼。自从她父亲给我寄来了照片，岁月依然没有改变她的模样。她身边站着一位男士：金发，高个子，长发，鹰钩鼻。她笑着对我说：我是米兰达·圣西尼。我说：我知道。我邀请二位进门。他俩是去意大利旅行的。从那里再过亚得里亚海去希腊。由于钱不多，就采取拦车搭乘的方式旅行。那天夜里，二人就睡在我家了。我给他俩做了点晚饭。男子名叫塞巴斯蒂安·科恩，也出生在阿根廷，但从小就住在马德里。他帮助我做晚饭。米兰达则在屋子里转悠。科恩问我：你很早以前就认识她吗？我回答说：从前只见过照片。
晚饭后，我为他俩准备房间，告诉他俩随时可以上床睡觉。我也打算进卧室睡觉，但是我明白就算是能睡，可能也很困难。于是，我估计二人已经入睡后，就到一楼去看电视。我打开电视，音量调得很小，开始想圣西尼了。
片刻后，我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是米兰达。她也无法成眠。在我身边坐下后，跟我要香烟。起初，我俩谈他俩的旅行，谈赫罗纳（整个白天，二人一直在城里，我没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到我家来），谈他俩准备在意大利游玩的城市。后来，说起了她父亲和她哥哥。据米兰达说，格雷戈里奥之死一直没能让圣西尼的情绪恢复正常。他回国就是为了寻找儿子，可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死了。我问她：你母亲也知道啦？米兰达说：人人都知道，就是他除外。我问她，圣西尼在阿根廷过得怎么样？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跟马德里一样，到处都一样。我说，可是在阿根廷大家喜欢他啊。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我从厨房里拿出一瓶白兰地，请她喝一杯。米兰达说：你哭了。我看看她。她转过脸去了。她问：你在写东西？我说：没有。我在看电视。米兰达说：我是说，我和塞巴斯蒂安敲门的时候，你是在写东西吗？我说：是的。她问：写小说？我答：不是。是诗。米兰达说：啊。我俩静静地喝酒，长时间地望着屏幕上的黑白画面。我问她：你告诉我，你父亲为什么要给格雷戈里奥起名叫格雷戈里奥呢？米兰达说：当然是因为卡夫卡了。我说：因为他的作品里有个格里高利·萨姆沙吗？米兰达说：当然了。我说：我早就猜到了。后来，米兰达大致给我说了说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几个月的情形。
离开马德里的时候，圣西尼已经病了。他不顾几位免费为他治疗的阿根廷医生的反对（他们甚至为他在社保医疗的医院里弄到了住院床位），还是走了。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既痛苦又高兴。从到达阿根廷的第一周开始，他就忙于奔走调查格雷戈里奥的下落。他愿意回大学教书。但是，层层官僚手续，种种嫉恨、冤仇，都成为他回大学的障碍。他只好为两家出版社搞翻译。他老婆的情况相反，她找到了当教师的工作。到了最后，夫妻都依靠妻子一人的薪水生活了。圣西尼每周都给米兰达写信。据米兰达说，她父亲已经意识到了来日无多，甚至有时还似乎急于索性一次性用尽全部储备去迎接死神。至于格雷戈里奥的消息，没有一个能做结论。据几位法医说，格雷戈里奥的遗体可能就在那堆从乱葬坑里挖掘出来的遗骸中；但是，更可靠起见，应该做DNA 检测。可是政府没钱，不想做这种测试，于是一天天拖延下来了。圣西尼还寻找一个姑娘—— 可能是格雷戈里奥的女朋友。但这姑娘也没露面。后来，病情恶化，只得住院了。米兰达说，他也不写东西了。对圣西尼来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每天写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说，是的，他是这种人。接着我又问她：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参加过什么文学比赛？米兰达瞅瞅我，笑了。当然了，你就是那个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人，他认识你也是在一次比赛里。我想，她之所以有我的地址，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有她父亲的全部地址，可是直到这时她方才意识到我是谁。我说：我就是那个参加比赛的人。米兰达又喝了一口白兰地，说她父亲有一年的时间一直说起我。我发现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说：我大概让他感到厌烦了吧。她说：哪里！没有半点厌烦的意思。他喜欢您的信，经常给我母亲和我朗读您的信。我不大有信心地说：但愿那些信能让你们开心。米兰达说：非常开心。我母亲甚至给你们起了一个名字。名字？给谁起名字？米兰达说：给我父亲和你起了名字，叫你们是“枪手”或者“捞奖金的人”，我记不清楚了，要不就是“长发猎人”。我说：我想像得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是，我认为真正捞奖金的人是你父亲，因为我只不过给他提供一些信息而已。忽然间，米兰达严肃起来了，说道：对，他是个专业作家。我问：他获得过多少次奖？她神情恍惚地回答说：大约十五六次吧。她问：你呢？我说：眼下只有一次。只有阿尔科伊那次鼓励奖，就是认识你父亲的那一次。米兰达望着白兰地酒杯说道：知道吗？博尔赫斯给我父亲写过一次信，是寄到马德里的，赞扬他的一篇小说。我说：我不知道。科塔萨尔也写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穆希卡也写过。我说：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作家。米兰达：嘿，他妈的！说罢，她起身去了院子，好像我说了什么让她生气的话。我稍稍等了片刻，拿起白兰地瓶子，跟着她到了院子里。米兰达靠在墙头上，望着赫罗纳的万家灯火。她说：从这里望去，视野开阔。我为她斟满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我俩静静地望着月光下的城市。突然，我意识到我俩已经和好了，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我俩早就和睦相处了，从今以后，事情会令人难以察觉地开始发生变化。仿佛世界真的动起来了。我问她多大岁数，她说：二十二岁。我说，我应该有三十多岁了。甚至连我的声音听起来都有些怪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