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身体与脆弱性 | 非抑郁症患者的后抑郁时期之思
疫情放缓了现代世界的节律，疫情将四散的公共领域重新聚集在这一事件上。此时此刻的这篇文字可能格外的不合时宜，疲惫，紧张，焦虑，恐惧，愤怒……产生的抑郁情绪，大家都懂。因此，这篇文字不针对这种情形，也绝对不针对已经被确诊抑郁症的人群，只是一个曾经几度遭受冬季抑郁困扰以及一些可能的抑郁症状表现的一个人的一点思考和困惑而已。
去年，在我关注的公众号中，涌现出大量抑郁症病人视角的漫画。对于抑郁症的关注，对关心、理解与陪伴的呼吁一度霸占了我的微信推送页面。我不知这种思潮从何而起，只是想起我唯一一个追到最后的综艺《奇葩说》，第五季的画风突变似乎有所预示：辩论变比赛，胜负变淘汰，观点输出变成了选手输出，思想的较量变成演说技巧与综艺感的衡量，更让我极度讶异的是邱晨的患癌（哎，最近这事儿真是……），马薇薇的崩溃，黄执中的哭泣，这些负面情感的极度的几乎夸大的展现，以至于不得不跳着看或者开倍速。这个假期看第六季时，对辩题与选手整体表现的失望之下，不禁突然怀念起马薇薇，怀念起她第一季海选时女王一般的理性、犀利、果敢和泼辣，以至于找来她前四季所有的视频以及她的访谈开始重温。这个强调辩证思考、思想和言论自由、在不看综艺的我看来算得上“清流”而一直追下去的节目终在资本的力量和后现代社会情绪化之中逐步变质，诚然，台后走向台前，比赛变成综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可是这种趋势的背后，却是这个节目理性时代之后全面的情绪化。而整个社会对于抑郁症的提起、祛魅乃至对理解的呼吁，另一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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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篇随意的日记，因此我没有详细考证抑郁症的起源。只是究其定义，“情绪障碍”“精神疾病”“表现为与处境不符的悲伤、对生活失去兴趣、回避他人、精力下降……”，这些“抑郁症状”出现“2周及以上”，就有患上抑郁症的可能。这些抑郁表现的出现，作为抑郁症的临床表现，是重要的判断依据；而“2周”这一时长，将抑郁表现病理化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表现与“疾病”区别开来，在“健康”（或者“亚健康”）与“生病”之间划清界限。
那索性，就分别处理这两个问题好了。对于“抑郁症状”的发现，也许，我猜想，最初即是感伤倾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似乎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卢梭与早年歌德的感伤主义。《新爱洛伊斯》《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文艺作品的主角无一例外走向了悲剧命运，走向或疯狂或自杀的结局。现代人在极力挣脱基督教神学的怀抱时，选择了古典时代的诸神，可诸神已不再集结在天空之上，而是成为了人的选择，在人的心里。人们如此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自我意识”这个貌似诸神赐予、实则是潘多拉魔盒的礼物，这一个小小的恶作剧没能逃离古今哲人的眼睛，“感伤”和“素朴”的争端由此开始，而这种所谓的感伤，便是抑郁的起源。
当然，这种感伤不仅仅起源于我们所定义的现代时期，事实上，仍处于“古典时代”的希腊就早已出现这样的分裂，否则就不会出现《安提戈涅》，不会出现欧里庇得斯与悲剧的死亡。只是现代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新，物质的丰富，社会的组织化，资本作为新的社会统一标准的出现与数目的指数型增加，一轮一轮的启蒙……这些剧烈的改变，将这一分化催化得更加剧烈，使人持续不断地生活在惊异、流动、不安之中。全面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就此全面展开，从资产阶级革命，到家庭矛盾争端与亲密关系的转变，到个人的思想斗争与人生选择的复杂化……这个时代允许每一个人对战争、爱情、死亡抱有不定的期待，而承担期待的重量，无法期待的绝望，放弃期待的代价，使这最好的、最充满期待的一个个时刻，同时被最坏的绝望填满。
这种抑郁就这样，伴随着启蒙的浪潮，伴随着启蒙对期待的满足与落空，或多或少地种植在每一个现代人的存在状况之上。康德说，所谓启蒙，就是人通过主体性的承担，摆脱未成年状态走向成年的过程。但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切的后果远非成年期待的满足，而是未成年时期的持续延长，是感性与理性、审美与科学的持续斗争。当责任无法负担成年的期待，自足无法承担自由的代价，这种分裂无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抑郁的痛苦，这是一种残缺，也是一种创伤记忆，这种痛苦贯穿每一个现代人的成长轨迹中，贯穿每一个现代人的18-30岁之间，贯穿每一个永不止息追求的人的一生，无人幸免，无人生还，以至于最终的满足、了无遗憾只能出现在死亡的刹那之间，那终于“成年”的神性时刻。而这一时刻，在福柯对康德的颠倒下又被延长了，启蒙远非结束，这成年的状态随着主体的破碎似乎并不整一，甚至并不存在。人在启蒙的成年状态的对岸，或者更准确的说，对成年状态的注视中遭受着童年的消逝，而与此同时，也经历了与未成年状态的持续延长和智识低龄化，后者在与前者的撞击之中给人带来持续不断的痛苦，抑郁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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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同时也是一种躯体症候。抑郁，从精神失常、发疯状态变成一种疾病，与人的意识演进相关，与人意识到所谓的习俗常识不过是概念的建构相关（就像“2周”只是定义的结果），自然也拜现代医学所赐。
浑身疼痛，食欲乃至骤减骤增，生理期改变或停止，内分泌失常……这些躯体症候的背后原因，也许真的是暂时的脑神经递质紊乱。笛卡尔的“松果体”在证伪中倒下，激素与神经递质在证实中站起来。西方文明，或者说现代文明的身心二元论，在这个发现中遭遇挑战。曾被国民性反思一代狂怼的心灵问题身体化（有人骂中国人从不直面从不谈及内心形而上问题而是把它指称为身体问题比如中医那一套），似乎被现代医学打脸。
拜这一新思路所赐，“百忧解”的发明，成为一个跨时代的事件。抑郁症真的成为了一种“疾病”，可以经过“治疗”。现代人的抑郁宿命，从一个哲学社会科学所思考的“人的状况”，变成了可供解决、消除的“问题”，变成了改善身体，改善心情，但是可能出现“过敏，头痛，嗜睡，胃肠功能紊乱，焦虑等”种种“不良反应”的药物治疗过程。心灵成为身体，成为可实施介入、改变、修复的工程，这一本该感性的、浪漫化的领域，甚至曾经被贬斥为非理性、无逻辑、随意、虚假、谎言、无用的领域，成为可以操纵的理性化对象，一个“工程”。心理医生像外科医生一样开药，像切除肿瘤一样切除抑郁；而抑郁症本身，也像炎症反应一样，变成了一场似乎无关紧要的“情绪感冒”。
于是，问题就由“当我们谈论抑郁（症）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一套用式的陈词滥调，摇身一变，成为“当我们切除抑郁的时候，我们在切除什么？”当抑郁的身体性特质使药物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治疗思路，抑郁的心灵性必然会提醒，甚至报复。马薇薇接受抑郁治疗时坦言，“我没有吃药前那么敏锐了。”“我感觉自己变笨了。”与神经递质和激素一起改变的，是我们的心理，也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记忆。而记忆的改变，不是文件的删除、程序的卸载，而是一段空白，一段被清楚觉知的、被清楚地自我意识到的空白。身体的改变带给人觉知，更何况心灵的改变呢？这种觉知是什么？究竟是可被认知、可被治疗的身体，还是流动的、变化不定的、有些许神秘的心灵呢？在身体化的过程中，这种觉知与自我意识，想必会带来自我与人格的更多分裂吧，而这种分裂带来的抑郁结果又该如何命名呢，会是“抑郁”吗，还是别的什么呢？
当然，这一切，也不尽然。医院的普及，医学的普及，医院的一切通过影视、纪录片向大众的更多呈现，新冠疫情的诊疗思路和治疗情况，这些也越来越多地让我们意识到了现代医学的局限，医学只是手段，医生只是陪伴，帮助生命度过它正在体验、正在经历着的危险时刻，究竟能不能度过，度过得如何，除了技艺，更多地还是依靠这个正在经历的生命本身。身体不是机器，疾病不只是可见的实体化的“毒素”“肿瘤”，治疗更不只是“切除”。身体，躯体，皮囊，它是生命，是生态，是心灵。
这会不会让我们放松些？也许会，让我们在对待身体的过程中，施予更多的关心、爱护和关怀。但也许并不，因为我们在掌控药物的确定性的同时，却把更多交给不确定，交给偶然，交给命运。理性走到了尽头，前方不尽然是深渊，回头也未必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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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体验而言，每次陷入抑郁的时期，似乎是人生体验、心理活动、对自我、人生与世界的怀疑乃至哲学思考最为密集的时期，往往发生于个人成长最为焦灼、最为迅速而最为无法控制的时期，而这一时期自从到来后又永远无法停止。我曾经不止一次把这几年的生活定义为人生之“现代性”与“古典时期的终结”，而现在意识到，这个概括不仅仅适用于现在，更适用于年老前的所有中青年时代。因为自从去北京以后，抑郁与自我治疗，日渐成为了我的一种宿命。现在在家3个月，在这已经好转了很多的时刻（恢复了生理期，可以控制食欲和饮食，可以集中精力读书，恢复了一些爱好，有心情写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仍然在遭遇着运动强迫（不运动浑身痛，运动后又特别累，度很难把握）、时常的心慌心悸无法呼吸、频繁的情绪波动和有时的失眠。每当遭遇这个时刻，除了自我开导以外，我开始比此前更多地思考自己以及父辈的经历、知识、人格与为人处世。尤其是1月份重新整理家中物品、发现20年前的父亲的日记时，我更相信我的父母、我的父辈也曾遭遇过这些艰难时刻，他们没有认识抑郁，或者说没有把它客观化为一种不应被歧视的疾病，但是他们为我创造了我如今能够过上的生活。
这一逻辑，一定会被谴责为所谓的“何不食肉糜”，但是这确实是个人内心的一种真实感慨。疫情之前的高中同学聚会，听闻多位好友因压力辞职，身边几位朋友也因种种原因抑郁接受治疗，也看到被抑郁情绪折磨的自己，我开始怀疑，我们一代人，在寻求理解、帮助与支持的同时，是不是放任了自己的脆弱？究竟是这日益复杂、日益压力山大的现实，还是自我放纵，使我们无法成年，无法在20几岁承担“成人”的责任？我们与父辈一代20多岁的时候，究竟有何区别？这种区别究竟根源于我们的社会，还是两代人不同的精神状况之间的差异（所谓“素朴”与“感伤”？）呢？父亲最近时刻唠叨一条不知从哪儿看来的新闻，说现在孩子的心理年龄普遍比之前小10岁，以至于“15”成为了我的代号（虽然我今年过了生日明明是24岁）。也许，正如第一部分所言吧，相比父辈，我们享受了更多的自由，享有了“成人”的意志，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我们终将承受的命运，我们还没有“成年”吧。
假期，此时此刻，20岁的我与50岁的父母同在一个屋檐。我在这里疗愈此前积累的抑郁，也担忧着他们随遇而安的人生阶段哲学对于本该成长的年轻人的规训，也担忧着父母根源于对脆弱性的放任的责备可能在我身上继续增长的负面情绪。
让这篇文字到这里快快结束吧，愿我们更加体恤自己的身体，愿我们站起来承担起本属于我们的自由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