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勒兹和瓜塔里你不知道的13件事——第三部分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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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福柯视德勒兹为仇敌（rival）

有些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的赞许性（glowing）导言的作者有点讨厌这本书。当福柯对德勒兹摆出友好的姿态时，他却暗地里嫉妒德勒兹的声望。福柯的一位密友声称，“我感觉福柯把德勒兹视为对手。”

这种对抗很少（rarely）公开表现出来，德勒兹和福柯经常一起出现（seen）在公开的抗议活动中，福柯甚至给德勒兹在他的哲学系提供了一份工作(德勒兹最初因为更早的诺言拒绝了)。当德勒兹写《福柯》时，（书中）福柯甚至加入了尼采和斯宾诺莎的序列。

对于福柯来说，德勒兹只有一次不自觉地走得太远了。德勒兹主动提出为雅克·唐泽洛(Jacques Donzelot)的论文《维持家庭治安》(Policing the Family)写序言。顺便说一下，这正是德勒兹在唐泽洛怯场时帮助他辩护的论文。当唐兹洛把这个消息告诉福柯时，福柯说:“我讨厌那种事。我无法忍受老人们过来把自己的印刻在年轻人的作品上。”

尽管福柯为《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写了赞许性的导言，据说他讨厌它。福柯的亲密朋友唐泽洛说，"福柯不喜欢反俄狄浦斯，他很经常这么跟我说。”

当福柯冒险在《性史》中批评精神分析和拉康时，德勒兹写信给福柯，试图调和他们的理论。但福柯痛恨德勒兹的欲望概念。福柯对一个朋友说“我无法忍受欲望（desire）这个词;即使你用不同的方式，我也无法阻止自己去思考或感觉欲望等于匮乏缺失（lack）。但他并没有就他们之间的分歧与德勒兹展开对话，而是拒绝回复德勒兹的信，并断绝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这对福柯来说是一段艰难（trying）时期。《性史》 的第一卷在福柯的同行中反响不佳。结果，是鲍德里亚的《忘记福柯(Forget Foucault)》，让福柯放弃了这个系列长达7年的最后两卷。

鲍德里亚的《忘记福柯》是压垮这位动摇了的哲学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甚至放弃了所计划的整个大厦（edifice）。在七年的沉默之后，在彻底重新审视了它的前提（premises）之后，他才出版了他的第二卷《性史》。

在福柯生命的最后，他试图与德勒兹和解，但始终没有机会。福柯生病时，德勒兹打电话给福柯的朋友询问他的病情。乐观的德勒兹说:“也许没啥大病，福柯很快就会离开医院来告诉我们一切都还好。"但德勒兹错了，福柯将于当年，1984年去世。

根据迪迪埃·埃利朋（ Didier Eribon ）的说法，福柯最衷心的愿望之一， 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后，就是与德勒兹和解。他们晚年从未再见过彼此。丹尼尔·迪菲特（Daniel Defert）邀请德勒兹在福柯的葬礼上发言，这事表明两人都非常希望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即使已被死阻隔分离。

#12 德勒兹在一个以福柯为首的哲学系工作，这个系失去了颁发文凭的能力

1968年5月风暴事件之后，巴黎第八（大学）（ Paris-VIII ），也被称为万森纳（Vincennes 即University of Paris 8 Vincennes-Saint-Denis），被创建为激进学生的避难所。一个由20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尔特，他们开始模仿麻省理工学院来建设万森纳。米歇尔·福柯被任命为哲学系主任。德勒兹最初无法在万森纳工作，但后来加入了一个由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朱迪思·米勒组成的团队。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充斥着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的系会出什么问题，答案是一切。学生们撕开天花板，想看看“警察是否在房间里装了窃听器（bugged）”，而行政事务常常被视为法西斯政变。系里的成员邀请朋友来教课，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都没有来课堂。

当朗西埃和巴迪欧认为“不露面（not showing up）”是解雇这些教师的好理由时，受害者们立即宣布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并通知了德勒兹和利奥塔，他们认为这是政治迫害的开始。“他们在德勒兹的研讨会上组织了一次绝食抗议。”

成绩呢?资本主义的牛屎！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公开宣称:“某些集体决定不以书面作业为基础给学生打分，其他一些集体决定给那些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文凭的人颁发文凭。”如果你立马想到“嘿！这是我不应向公众宣布的”，那么恭喜你，你是对的。法国政府迅速宣布，万森纳大学哲学系不能再颁发国家文凭。

#13 在系里，德勒兹经常受到阿兰·巴迪欧和他的毛派军队的恐吓

《根茎》出版后不久，哲学系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权力的游戏》。巴迪欧对德勒兹的声望持谨慎态度(wary of)，他领导一群宣誓效忠巴迪欧，称之为“伟大的舵手（Great Helmsman）”，的毛派分子。

巴迪欧宣称德勒兹是“人民的敌人”，并写了几篇反对德勒兹的文章。在“乔治·佩约尔”(Georges Peyol)的笔名下，巴迪欧写了《土豆的法西斯主义》(the Facism of the Potato)，因为如果我对抵抗法西斯主义有任何了解的话，那通常就是 宣称某些人是人民的敌人，并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一种个人崇拜。

说到法西斯主义，巴迪欧和他那帮快乐的毛派（merry Maoist ）决定发起入侵到德勒兹的教室。

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巴迪欧式的（Badious）“男人们”会阻止德勒兹完成他的研讨会，他会把帽子戴回头上表示投降。巴迪欧自己偶尔会出现在德勒兹的研讨会上打断他，正如他在自己1997年写的关于德勒兹的书中所承认的。

巴迪欧，仍然完全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创建了一些大队（brigades）来“监控哲学系其他班级的政治内容”。德勒兹对大多数干预都反应平静，即使“多达12个决心挑起一场战斗的一群人会出现”，他也会避免冲突。

有时这些大队会带着尼采的著作来问一些刁钻的问题来让德勒兹难堪。当这不起作用时: 大队往往会以实施“人民统治（Peoples Rule）”结束，命令学生以在一号教室开会或集会支持工人斗争为借口离开德勒兹的教室。德勒兹反应平静，假装赞同他们然后用讽刺话报复。

当这也不起作用时:

只有一次 (德勒兹)生气了，因为他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死亡小队（death squad，一般指暗杀性的武装团体）”宣扬自杀的小册子。（书中370页）

所有引用和事实都来自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传记《交叉的生活（Intersecting Lives）》，除非另有说明。

（感谢小小圣人对本文翻译的指正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