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窗、置物架与勾阑
友邻“不会仰泳的汉子”在广播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在Bow-wow设计的一座木结构住宅的二层用了类似于传统民居中一种争取空间的方法：
如上图所示，浙江民居通过挑出“檐口栏杆”或“出窗”的形式争取空间。“檐口栏杆”和“出窗”的区别在于挑出部分是否被包裹进来成为室内空间的一部分，是，则称为“出窗”，否，则称为“檐口栏杆”。Bow-wow的用法当属“檐口栏杆”一类，与上图中标号为7、8的小图做法相似
对于小图7和小图8的做法，举例说明一下：
小图7：
小图8：
这也符合广播中提到的《营造法式》和古画中的做法， 宋称“阑槛钩窗” ，即《浙江民居》中的“檐口栏杆”，在官式建筑中几乎见不到了，但散落在民居中的碎片还流传着：
但Bow-wow并没有直接地引用，更像是二者的结合：与小图7相比，Kuranine中仍然有室内外的分界；与小图8相比，Kuranine借着挑檐的结构将坐凳推了出去，争取到了一些空间，但这部分空间仍属于檐下灰空间（而非室内空间）的一部分。
实际上，Kuranine更像《浙江民居》中的这两个案例，虽然它们都没有用于倚窗观景之用：
就此，我对《浙江民居》中的分类方法产生了怀疑，挑出的空间是否被包裹进室内似乎已经不是重点，民居中灵活多变的做法可能有着两个不同的源头：
一种是置物架，是注重实用的，重点是那块台面，台面高度较高。作为防护/防御，外部可用勾阑，也可用到顶的竖直栏杆。
第二种类似今天的飘窗（区别是也可以不出挑），从一开始就是给人坐的，与high culture文人园密切相关，与水景，楼阁相关，由此就产生了与“勾阑”，“美人靠”的联系。但“勾阑”，“美人靠”也不是重点，重点是用途——坐以观景，例如未设护栏的青藤书屋。
当然，与Kuranine同作为住宅，务实和创新本就是其精髓，所以在民居也出现了很难归入以上两类的做法：
除了室内空间因为储物或者观景的需要，空间需要向外延伸，从街道的角度看，又有哪些影响因素呢？举一个我在福建廉村潭头采集的案例：
潭头临近码头，原有一条五里长街直通“廉村堡”。老街两旁的建筑以“前店后宅”，“下店上宅”为主。
与很多南方的老街一样，街道很窄，这与交通工具等多种因素有关。但街道对空间的要求主要在于地面层，这就给二层室内空间的扩展提供的可能。
这些商铺的檐口高度在4-5m之间，出檐深远，街道两边建筑的檐口几乎相触，将街道几乎完全遮蔽起来，让行人免遭日晒雨淋。即使是下雨天，街道上仍然熙熙攘攘，一直延续到廉村堡，号称“五里长街不打伞”。潭头的商业街不但有贸易的作用，也是村民日常生活的通行道路，因此，这一做法不但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也是乡土建筑中人本主义的体现。
作为商业建筑，本质上具有招揽性的特征，檐口和立面就成了体现这一特征的重点。商铺使用了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华丽的多层丁头拱。与民居的简素不同，商铺的木构件上木雕装饰也较多。
二层沿800左右高度挑出，相对于整层挑出，给一层商铺入口预留的高度较高，下方做上斗拱，垂花柱，挂上灯笼，精巧美观，商业氛围浓厚。
二层的挑出同时为进入室内空间提供了一层过渡。在下图案例中，“出窗”的底部创造性地做成了“半轩顶”。在许多南方民居中，“轩”这个进入主空间前的过渡空间总是十分重要。
我一直认为，当前的民居研究有很多“形式化”的做法，它们对遗产保护也好，对搞创作也好（不仅是景区规划或建筑创作，也包括影视剧、动漫等），都可以说是有害无利的。
民居研究如果深入到细节（小木作，器物……），尽可能地还原原本的使用方式，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些打动我们的形式？我们的遗产保护对新一代的教育意义会不会提高？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会不会更有底气？我们搞创作的根基会不会更扎实？
我相信Bow-wow在创作中能思考到人的行为如此深入的层面（我认为“人的行为”恰恰是建筑学上联系古今的关键），而我国的很多设计还停留在“凹造型”，“做立面”，跟两国民居研究，遗产保护水平的差距是有关系的。
维特根斯坦说“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谈的，就应该保持沉默”，国内一直以来有大量热爱传统的建筑师，如果探索的深度止于“形式”，是不是还不如不要关心传统，直面当代人的需求来的诚恳，可爱呢？
当然，这只是针对民居这一类还活着的遗产，对于更古的古典盛期文化还有别的解读和再创作的方式。
扩展阅读：
再补充一个有趣的当代建筑案例，中村好文为一个展览用的极小住宅设计的“半空中读书的专用长椅”，他说“灵感来自于少年时代在树上读书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