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自由—刘玉玲 Lucy Liu - Finding Roots in Freedom

二零二零年的第一个月，一个新的十年开启。八十年代的偶像，有的还活跃在银幕和网络中，有的已经销声匿迹，有的还受万众瞩目，有的已长眠尘土。我们终于抵达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却发现这未来也带着熟悉的年代感。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上午十一点半，在纽约布鲁克林Industry City —— 一座十九世纪的仓库改建的艺术社区和创意工作室里，暖冬的日光不偏不倚地打在白色的背景布上。满头银发的刘玉玲戴着Gentle Monster复古玳瑁大框眼镜，身体侧向一边。她的左手怀抱着一只十一英寸老式黑白电视，天线像桀骜不驯的头发一样立着，屏幕上闪动着单调的白噪音线，恰好和她的黑白条纹领带向着同一个方向。

这个造型的原型，是安迪·沃霍尔。《嘉人》四月刊封面拍摄确定了八十年代复古主题后，刘玉玲提出，要玩得更有意思些。她和创意团队一起挑选出对她个人，以及对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几位时尚偶像——大卫·鲍伊（David Bowie）, Prince, 乔治男孩（Boy George）, 黛比·哈利（Debbie Harry）, 麦当娜（Madonna）,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用当季时装复刻他们的经典造型。最后一位偶像，是刘玉玲自己，两套时装，分别是八十年代的复古朋克风，和当下的摩登简约系。八十年代的新浪潮运动已成旧梦，而刘玉玲正在推动这个时代的新浪潮。

安迪·沃霍尔这套原始造型来自他在八十年代推出的有线电视节目《安迪·沃霍尔在线》。沉迷于电视的他曾说：“我爱电视，我超级嫉妒能在电视上拥有自己节目的人。我也想有自己的节目。”1979年，他花费四万美金购入一台广播品质的高级相机，并雇佣专业电视制片人，开始自费在曼哈顿有线上播放自己的节目。电视梦贯穿了他的整个八十年代，直至1987年，他因心肌梗死猝然辞世。

不想上电视的艺术家不是好演员。和安迪一样，刘玉玲对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在不同领域皆有突破。十五岁的她，想要做艺术家，她创作拼贴，背着大相机穿行于纽约的大街小巷，又从纽约大学传播系转学去密歇根大学学习亚洲语言和文化专业。大学期间，她在纽约地铁被星探发现，试拍文具店商业广告，开始接演一些剧集的客串角色。直至大学最后一年，她被学生剧团选中主演《爱丽丝漫游仙境》，之后开始全力实现自己的演员梦想。她自言，自从决定做出那刻起，就没有想过要放弃。好莱坞的银幕上，基本没有华裔演员的面孔，身材娇小，出身平凡的她想要闯出自己一片天地，更是难上加难。在初出道的日子，她打着三份零工，住在哥哥租住的狭小公寓里，争分夺秒地投递履历、试镜、约人见面。回想当初，刘玉玲说：“我很勇敢，并且单纯。我想单纯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自由。我只是单纯地想学习和做我喜欢做的事。”

29岁时，刘玉玲已经出道八年。她在荧幕中首次亮相是在《飞越比弗利山庄》（1991）扮演一名女招待，后在CBS剧集《珍珠》出演女学生，知名度逐渐提升。而真正让她声名鹊起的，是在美剧《甜心俏佳人》中出演华裔律师吴玲，聪明冷艳，直爽果断，而又略显古怪，以强大的气场赢得了观众的心，也颠覆了华裔在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刻板印象。本来是一个只有八集戏份的临时安排，但编剧大卫·E·凯利（David Kelly）应观众要求把她的角色改成常驻人物。此事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亚裔印象的广泛辩论，她也被提名黄金时段艾美奖（Primetime Emmy Award）。

此后的每个角色，无论是《霹雳娇娃》里雷厉风行的特工，《杀死比尔》里优雅冷冽的杀手，还是《基本演绎法》里的女版“华生”，《致命女人》中浮夸爽利而外刚内柔的社交名媛，刘玉玲始终在翻越各种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超越身份、性别、年龄的鸿沟，挑战看似不可能的角色。

全力以赴的斜杠人生

直至今日，刘玉玲仍然以初出道时的勇敢和单纯，全情投入生活和工作。对她来说，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值得投入全部的能量学习、阅读、经历。在与不同人相遇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自己。

按照现在的流行语，刘玉玲是个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演戏、主持、导演、制片、游戏配音、艺术创作、美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每一项工作她都全情投入。四十六岁那年，她做出了人生最勇敢的决定，通过供精试管第三方移植助孕，成为一位自我选择的单亲妈妈。

对于刘玉玲来说，工作无分差别，只要开始，就要认真对待。在这次封面拍摄中，她坚持参与整个创意过程，不仅确定了重塑八十年代偶像的方案，反复沟通角色故事，还亲自参与试装，每个细节力求完美。

因为临时更改旅行计划，她不得不将采访变更为周三晚间。本来以为她会选择一个私密的高级会所，没想到是在The Wing，一个温馨时尚的女性专属共享工作空间。聊天非常愉快，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整个空间里只剩我们两人和工作人员。刘玉玲非常敏感地收拾物品，准备离开，因为不想耽误工作人员下班。出身贫寒的她，尊重每一份劳动付出，声名鹊起的她更加小心谨慎，不去滥用自己的名气和权力。

周四的行程表，从早到晚密密麻麻。早晨八点她亲自送四岁的儿子去学校，然后赶去布鲁克林的封面拍摄现场。在这里，她和二十余位工作人员一起共度一天时光。拍摄从早上九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套造型，工作人员轮番换工，到了晚上九点，交谈已经变得疲惫。而刘玉玲全程保持高度的专注，为每个角色注入灵魂，时而是雌雄莫辨的大卫·鲍伊，时而是性感妖艳的麦当娜，时而是中性阴柔的乔治男孩，时而是不拘一格的安迪·沃霍尔。

她不是在扮演他们，而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交给他们。她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去穿越时空，与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对话。而到最后，她回归到自己。八十年代的扮相，深红皮裙加黑红蕾丝吊带，性感又不失青涩。二零二零的扮相，黑色及腰皮裤，红白抹胸加黑色西装，利落清爽。她并不想要掩饰自己眼角的皱纹，手扶脸颊，对着镜头嫣然一笑，所有的风霜通过了悟世事的眼神抚平。

你好吗？我就是你。然而我也是我。

夜晚十一点四十，一半的工作人员已经离场，刘玉玲终于得以换上自己本来的衣服，坐在梳妆台前卸妆。猛然想起什么，她回过头，对着全场剩下的工作人员大声说：“谢谢你们。”

开始的人很多，她总是留到最后的那个。

她从十九岁起开始当演员，至今仍然热爱演戏，而塑造的角色日益丰满。而在漫长的人生过程中，她不断为自己增加新的角色。

她在《功夫熊猫》系列里声音出演美女蛇，之后又接受了一系列游戏声优的工作，包括《疾风滑雪》、《霹雳娇娃：惊险游戏》和《热血无赖》等。刘玉玲说，在现实生活中她不常玩游戏，但是玩的时候她也会很投入。她总是在尝试新鲜事物，声音演出让她得以钻研不同的演戏方式。她也对导演充满热诚。2010年她初试啼声，在孟买开拍短片《梅娜》，以十一岁便被贩卖为性奴的印度女孩梅娜为原型，后来又执导了《基本演绎法》的六集，和《致命女人》的第八集。

在戏中，她喜欢不同身份的置换。在现实生活中亦然。作为演员的她，位于镜头的一端，把角色传递给世界。而导演工作使得她得以站在镜头的另一端，与一组有创意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通过沟通、协作，让整个团队理解自己想要传达的图景，并使之成为现实。

她说：“如果我没有热情，我就不会去做。而如果我爱这件事，我每天一睁眼就会全力以赴。我的个性如此强烈，不能平淡地度过一生，凡事必要全力以赴，无论是做厨师，做演员，哪怕是在成衣工厂，我都一定要注入全部能量，做到最好。”

成衣工厂的工作她的确做过。成长于纽约皇后区的刘玉玲，是第二代移民。本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六十年代移民美国后发现自己很难跻身美国主流社会。为了补贴家用，她同时做着几份工作：端盘子以及在成衣工厂仓库当童工。此后进入演艺圈，为了支持演员梦想，她一周七天打工。

刘玉玲成长于一个几近军事化严苛的家庭中。父母为生计挣扎，除去吃饭，睡觉，并没有多少精神交流的时间。直到父亲身患癌症，她才有机会更多地与他交谈，了解中国文化和移民经历怎样塑造了他，和血脉相连的一家人。现在，她把患病的妈妈也接回和自己和儿子同住，检视童年所经历的一切，仿佛重新认识彼此。

Rockwell在纽约长大。不过刘玉玲还是希望他成长于一个低调的环境，教他认识到工作的意义和身而为人的使命：“我想让他意识到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成长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环境，也并不觉得人生因此缺少什么。理解努力工作的价值，做一个谦逊的人，热爱自己所做的事业，这是无与伦比的礼物。我想最振奋人心的事情，是充满着爱去做你所做的事情。他也许想做一个医生，一个艺术家，什么都没关系。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勇敢追梦，自由无畏。“

两颗交错的星

同为第二代移民，在艰辛的移民生活和少数族裔的身份压力中寻找一席之地，让刘玉玲对已故女星黄柳霜感同身受。1960年2月8日，已经息影的黄柳霜的名字出现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成为第一个在此留名的华裔女星。六十年后，刘玉玲在她的名字旁留下了第二颗星星，成为第二位在此留名的华裔女星。

二十世纪初，黄柳霜出生于洛杉矶唐人街，父亲以洗衣铺维持生计。拥有华裔面孔的她，从小饱受种族歧视，在进入好莱坞后，她也只能扮演刻板印象之下的亚裔——娼妓、蒙古女奴、常常死于非命，艳丽美丽但柔弱无力，通常依附于地位优渥的白人男性。终极一生，黄柳霜也没能摆脱好莱坞脸谱化的华人形象，也得不到国人的认同，片约逐渐减少，最终因过量饮酒引发心脏病辞世。

在授星仪式上，刘玉玲感言：“我何其有幸，有黄柳霜和李小龙等前辈为华裔演员开疆辟土。如果我毕生心血能弥补鸿沟，在黄柳霜饰演的刻板印象角色，和如今亚裔在主流影坛的角色中搭建桥梁，那么我会非常开心，自己也是这番变革的一员。“

讲起黄柳霜，刘玉玲颇为动容，她说：“黄柳霜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演员梦想，我想她是因为心碎而死的，她有热情，但无法分享。她扮演了种种刻板印象的角色，却找不到真正的自己。那一定是非常难以承受的。”

真正的自己在哪里？刘玉玲回想起童年，家庭并没有为她带来艺术和文化的滋养，挣扎于温饱线的华人家庭，没有时间带孩子去欣赏和感受美。而她在水泥街道上，在泥土之间，寻找美。在街道的裂缝里，有蚂蚁的身影，在土壤之下，有蜗牛壳。钢筋水泥的纽约并没有许多空间，然而她会花上好几个小时蹲在地上，盯着大地的裂缝，试图从中寻找到宇宙的奥秘。

宇宙的奥秘，在她从纽约大学转学去密歇根后，又进一步向她敞开了。

寻根自由

在密歇根大学，刘玉玲选择主修亚洲语言文化专业。她希望离开纽约，在一个更安静的城市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学科，了解自己的原生文：“我想深入地去学习中文，研究亚洲哲学，这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和我的父母。在那时，我才连点成线，退后一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图景。我感觉长久以来一直在屏住呼吸，而终于可以呼出气来。而当你呼气时，你终于看到你在世界的位置，他们在世界的位置，以及世界和你的关系。这就好像镜头推远，你开始看见一切事物本来的样子。拥有这样的视角后，你终于可以从感情上接受自己和他人，而真正地开始享受与他人相处，并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的夏季项目，使她有机会第一次来到中国。刘玉玲回忆说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自我探索之旅：“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看着周围的人，都和我有着同样的肤色，同样的眼睛。我终于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而来。山川河流，我觉得自己是它们的一部分。我终于找到一种文化的归属感。一切都有了新的意义。“

如果说街道巷弄带来与当代中国的首次接触，那么天坛之旅则使得从视觉上与这个古老的文明相联系成为了一种可能。数字、色彩、形状，每一个细节都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密切相连。祈年殿有四根大圆柱，象征一年四季，中层十二根金柱，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外层的十二根橹柱，意味着一天十二时辰；而内外相加，又暗含二十四节气。悠久的历史蕴含着与自然相连的智慧。刘玉玲闭上眼睛，清晰地描述当时的所见所感：“我们不能改变四季流转，潮起潮落。我们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书本上学到的内容以直观的形象呈现在我面前。这就好像第一次读到一本经典著作，你简直不敢相信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它相遇。而几百年来，它一直在这个世界上等着你。“

鲁米（Rumi）的诗歌，带给她同样的感受：“它们如此简单，然而又如此隽永。关于友谊，关于爱，关于死亡。人们在尚未发明语言，仅仅通过石头和符号沟通时，也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小的时候，你以为世界起于你，终于你。而逐渐成长，你意识到自己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你见得越多，就越能冲破自我的小小牢笼，变得谦卑，圆融。“

中医，针灸，所有的一切都与这个古老文明的智慧相连。她说：“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真正的自由和独立。我终于可以去探索自己要去走的路。“

“在这一刻，我在爱的藤枝上捆绑；在这一刻，我放弃计较后果...我摧毁了我的想法，消除了我的焦虑。我的心还需要什么呢？挚爱之血，在我的血管里流淌。我就是生命本身。“——鲁米

我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艺术家

“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当妈妈。我会在工作室里创作整晚。艺术让人沉浸其中，忘记时间流逝。我以为只过去一个小时，但转眼已经天亮。我记得那时我有一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犬，它会跟我一起坐在工作室里，过一会儿再回到卧室里睡觉。有时候他会走回来，在我面前长叹一口气，然后趴下。那时我就知道，我又忘记时间了。它回来的时候总是天亮，该吃早餐的时候了。那就好像，整个夜晚的时间仿佛突然消失了一样！当你完全沉浸于某件事务中，就像在创造力无尽的虚空中发现了自己。就好像，时间忽然消失了一样。“

她闭上眼睛，似乎在从空中接住最准确的语句：”时间浓缩了。“

十五岁的刘玉玲，已经开始背着照相机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也开始用拼贴创作。而艺术家生涯几乎和演员生涯同时开始，从1993年起她正式地创作，涉猎各种艺术媒介，摄影、抽象表现风格的油画、水墨、素描，丝网版画再到拼贴、装置，她熟练地游走于各种媒介之中。

对艺术的爱，让她选择安迪·沃霍尔作为这次拍摄的致敬的偶像之一。刘玉玲欣赏安迪将商业艺术发挥到极致的才华，也欣赏他的孤芳自赏。她也喜欢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乔治亚·奥姬芙（Georgia O’Keefe），前者的影响可以在她的春画系列（Chunga）油画中看到。这些作品的图像来源于17世纪日本浮世绘中的春宫，用色鲜明大胆，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情爱的肆意张扬。

通常而言，艺术家成熟期的风格偏向稳定，艺术影响有迹可循。而刘玉玲则像是走在两个极端，既有富有表现力，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油画，又有精确敏锐，充满思维辩证的观念艺术。图腾系列（Totem）则探索了人类的脊柱，她在裸露的亚麻布上用线绣出人体骨骼。刘玉玲说，如果重新上大学，自己可能会选择继续探索医学，了解身体和器官构造，它们如何精密地运转。于她而言，脊柱代表着人性的基础特性，每一件作品上不同的肌理，象征着不同情绪的深刻解读。脊柱也像是人生的一个个节点，在对痛苦的感知上，情绪一直和身体紧密相连。

2019年她在新加坡国立美术馆和艺术家饶淑碧一起呈现双人展《Unhomed Belonging》，囊括了各种媒介的作品。这个艺术家生涯的高光时刻，让她意识到自己创作媒介之中的内在关联。早在2008年她已经开始使用现成物进行创作，而新呈现的寻找失物系列（Lost and Found）则进一步延续了挪用现成物的方法。刘玉玲在意大利的一家印刷厂收集来被过量印刷而丢弃的书皮，将它们重新装订成书本，切割内页，嵌入日常生活中搜寻而来的拾来之物，如贝壳、岩石、压瘪的汽水罐、纸咖啡杯、金属配件。刘玉玲说：”这些遗失之物，曾经都有自己的归属。而在被利用完后遗弃，而在这些书页里，它们找到了新的家。“展览上呈现的195本线装书里的物品蕴含着不同地点、不同城市、不同人的故事，它们在此时又由因缘际会交汇在一起，刘玉玲为其中的一些找到了新家。在出售时，十本书会作为整组推荐给藏家。刘玉玲会根据收藏的人，选择书籍的内容，因此最终的”图书馆”会和新家产生内在的关联。

松散笔触的大幅绘画，带来一种自由感和松弛度；而在书籍中游走时，则更需要精准的注意力。刘玉玲说：”对于绘画来说，缺乏精确度更为重要，只有在接近完成时，它才会凝聚成某种最终状态。而切割书页时，则需要精确的控制，只有当布展时，松弛的直觉力才又开始游走。“

如果不同的作品，反应了刘玉玲性格中的不同面向，那么艺术家和演员身份，也是她的不同面向。刘玉玲说，她无法做出取舍：”我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艺术家。“两者时常交汇，而又有所不同：”创作时需要私密性和绝对的专注，而演员则需要在镜头和合作的状态下工作。“

这种种身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刘玉玲在每一条道路上探索究竟。物质不是最重要，她试图探究精神和”上帝“的本质。年过五十，刘玉玲已经经历了不少生离死别。七十二系列（Seventy Two）的灵感来自于希伯来字母的奥义序列——72个上帝的名字。Velocity系列则关注个体在集体事件中的选择。911恐怖袭击时之后。她在袭击发生的地点Battery Park拍摄了纽约市天际线的照片，成为了这组作品的背景。“从九十九层跳下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已无生还可能吧。但是他们仍然握住手，从窗户跳下。也许，也许他们相信，只要握紧双手，就能在死后找到继续相遇的路，”她说。

在拼贴的照片之上，有在废墟上发现的拾来之物，也有她写下的诗：”我将寻遍所有角落，就好像雨水覆盖世界的每条街道。我将找到你。“

夜晚十二点，刘玉玲终于走出拍摄现场。纽约今夜无雨，但有东河带来咸腥的潮气。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在数不尽的星星里，她要寻找什么呢？以为遗失的，总会在另外一端找到归属。

*本文为《嘉人》2020年4月刊封面文章，转载请联系作者本人及编辑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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