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藏晖室劄记》（七十四）

1916年3月29日 - 4月8日

胡适之前说要留意中国古籍中的乌托邦，到了三月廿九日日记中，胡适提了两处。其一是基于管子治国理念的乌托邦；另一是《周礼》中臻于郅治的乌托邦。胡适提到的这两处乌托邦，明显是基于今文古文的分别，他在辨别真伪之后，称这两个乌托邦多半是后人托古改制的产物，或是政治理想的寄托。想到二月廿九日里，胡适摘了一句话：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stand if its sole basis was the platonic support of genial well-wishers.

既然他也意识到，全凭一腔理想，是没办法创设良好的政治的，为什么还要引这两例呢？甚至他还用历史的眼光发现这两个例子中存在的问题：

（三月廿九日）如《王制》一書，漢人盧植明言“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見注疏），而後人猶復以為周制（如馬氏《繹史》），抑何愚也！

（四月八日）上篇論《管子》非管子自作，乃戰國末年治調和之道家學者所作，而託於管子以自重耳。

是胡适认定了其乌托邦的实质吗？是重新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吗？还是有意在拔高这两个例子呢？我没有做古今文的底子，也没有仔细地读过经典和注疏，所以没办法发表意见。如果让我来想古籍中的乌托邦，首先想到的应该会是“大同社会”和“桃花源”。

四月五日时，胡适写了一篇“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记从古至今的文本变化。胡适认为，从三百篇变为骚，从骚变五言七言古诗，赋变骈文，古诗变律诗，诗变为词，词变为曲和剧本，凡此种种，都是所谓的“文学革命”。这个观点以后成了《白话文学史》的主要观点。但是胡适明明区别出了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差异，但是没有注意到两者并行之中，书面语言也同样在发生变化呢？现在的白话文实践发现，“言文一致”实际上是难为的理想，无论日常语言如何，转成书面文字时总有个藩篱在。

胡适对西方汉学有一段话：

西人之治漢學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gues。其用功甚苦，而成効殊微。然其人多不為吾國古代成見陋說所拘束，故其所著書往往有啟發吾人思想之處，不可一筆抹煞也。今日吾國人能以中文著書立說者尚不多見，即有之，亦無餘力及於國外。然此學（Sinology）終須吾國人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漢學家之有種種難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

我觉得胡适的这个观点比现在很多人都高明。我曾经批评过一种看待西方汉学的态度：认为西方人不可能理解“我们”，他们的著作也都不足观。这样的态度，属于故步自封。我还讨论过另一种对待态度，用傅斯年的话来说，是“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学术是公器，不能以民族主义思想胁迫之，“汉学”的中心不仅能在中国，而且也能在其他地方。如果硬要说“汉学”的中心只能在中国，是不对的。但是考虑到材料、语言、文化亲和性等，中国没能成为“汉学”的中心，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做学术不能贬低和诽谤他人，倒是应该问自己做了什么，又没做什么。

第二个问题，即“汉学”的问题。“汉学”一词含义发生了数次转变，从以前的“汉儒的学术”或“汉代经学”到与“西学”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史，逐渐等同如今的“国学”。含义扩大的同时，内容也发生了实质的改变。而这里的Sinology则一直是西方语境下的学术规范，虽然研究内容也有所扩大，但仍然保留了自己的语境特色和学统特点。所以，能不能用“汉学”对应“Sinology”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觉得是不能直接对应翻译的。不然的话，“然此学终须吾国人为之”给我的感觉是，一批人沉浸在西方的研究体系下，以中国文史为研究领域，而做出学术成果。这与胡适想说的意思应该不同。我觉得胡适的本意有同傅斯年，是要中国人研究中国自身的传统。

还有一个问题，即“汉”的问题。所谓“汉学”，对应于“西学”而产生，但是否包括非汉族族裔的文史则是问题，是否包括中国接受和化用的其他文化则又是问题。如果简单地提“汉学”，必须得解释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