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考古】黄懿陆研究员：中外“汤谷”文化考古
作者简介：
黄懿陆，壮族，云南省富宁县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会长，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理事。出版、主编各类著作50余部3000多万字。学术著作主要有：《壮族文化论》《滇史散论》《滇国研究》《滇国史》《中国先越文化研究》《〈山海经〉考古》《人类文明溯源》《商族源流史》《史前易学》《中华布洛陀神史》《中华民族起源》《云南两万年》《中国岩画史论》《人类早期文明研究》《滇学》《云南史前史》《骆越史》等。主编《云南名人》《中华历史文化探源》《中国藏彝走廊与绥江岩画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滇国历史文化》《中国盘古文化暨大王岩画研究》等。文学著作有小说集《龙山女》，纪实文学《风雨征程》，散文集《古林幽思》《青春忆旧》，长诗《螺蛳姑娘》《壮锦红星》等。2010年，《中国易学起源的考古证据》获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学术论文唯一最高金奖；《中国文明起源——从1.7万年前到春秋战国的易学模式》获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学术著作金奖。提出中华民族在发明、使用数字基础上起源，是把易学引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践行者。
中外“汤谷”文化考古
文|黄懿陆
一、记载“汤谷”的文献古籍《山海经》
（一）文献古籍中的“汤谷”
1.《山海经》的古代研究历程
“汤谷”这一名词，首见《山海经》。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主要依据是《山海经》与当时现实地理不符；最早整理《山海经》的是西汉学者刘歆，他在《上山海经表》中认为此书是三代时所作，产生于尧舜禹的时代……禹把天下划分成九州，益与伯翳等人区分万物的本质，写出了《山海经》。刘歆这一说法是受到《列子》的影响。《列子·汤问第五》中，夏革回答汤的疑问，提到了五座大山及山上的特产，此外还有怪异之物，这和《山海经》记载地理、特产以及怪物的写法相似。同时，《列子》中又说这些怪物是大禹治水周行天下时亲眼见过的，他的臣子伯翳了解这些怪物，夷坚听说之后把这些怪物记了下来。因此，这种说法就影响到刘歆以上的论断。其后，王充《论衡•别通篇》、赵哗《吴越春秋》等都持这种观点。
晋人郭璞在为《山海经》“甘渊”作注时说：“水积则成渊也。”袁珂先生案：《大荒南经》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原作日浴，据宋本改）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经文“东南海之外”，《北堂书抄》卷一四九引无南字，无南字是也。《大荒南经》此节疑亦本当在此经“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之下，乃简策错乱，误脱于彼也。此经甘渊实当即《大荒南经》羲和浴日之甘渊，其地乃汤谷扶桑也。《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即此，亦即少昊鸟国建都之地。《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谓此也。则所谓甘渊、汤谷（扶桑）、穷桑，盖一地也。
2.《山海经》的现阶段研究
胡远鹏先生长期注意收集国内外研究《山海经》的资料，对于现阶段的《山海经》研究，他在《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中介绍：
“自晋郭璞注《山海经》以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千年间，《山海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只限于浅表层次上，正如袁珂先生所言，“山而在山川古今异同”。现阶段的《山海经》研究，从地理上说扩展到世界圈，从内容上说则提出了‘信史’说，从研究方法上说则与其他学科接轨。以上三个方面，则构成了现阶段《山海经》研究的特征和重点内容”（胡远鹏：《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淮阳师院学报》，1997年第二期）。
近年来，《山海经》这一有价值的中华文化瑰宝，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当前，这一领域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开始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加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等学科的介入，逐渐形成学科系统合力，为《山海经》的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条件。今天，揭开它的奥秘成为有志于发掘它的学者的重要课题，而且，它的研究已经取得新的进展，而且，这些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和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冲破原有的地理学范围，从中国圈、亚洲圈进而扩大到世界圈”；（二）改变视《山海经》为神话、传说、巫书的传统研究旧貌，认定《山海经》是信史，是一部上古世界大观园；（三）研究《山海经》必须与国外高科技及其他学科接轨（胡远鹏：《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淮阳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山海经》研究关键在于研究考古学上的“汤谷”文化
《山海经》涉及“汤谷”记载，仅见三条：
第一，《山海经•海外东经》：“（黑齿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对于“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句，郭璞注：“谷中水热也。”
第二，《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对于“有谷曰‘温源谷’”，郭璞注：“温源即‘汤谷’也。”
第三，《山海经•西次三经》:“（马鬼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注于汤谷。”
古代对“汤谷”地点的研究，最早见于《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该书认为羲和浴日的汤谷（旸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嵎夷。”
根据《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的记载，嵎夷在中国东方的青州，亦即“汤谷”文化发源地，可能古代的“东夷”地区，亦即今天的山东一带。
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扶永发先生注意到了“汤谷”在《山海经》中的出现问题。对于《山海经•西次三经》又提到的“汤谷”，扶永发先生认为“汤谷”所在的“英山”，指的是大理云龙县漕涧镇驻地漕涧东北新寨（村）东北的空讲河东岸之山丘；“天山”即云龙县西南漕涧镇西北之志奔山，古名“天山”。所以，所谓“汤谷”，就在云南省大理州境内（扶永发：《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彭永岸先生在《地理学破解<山海经>：古神州在横断山区》中，同样是采用扶永发先生的古地理学研究方法，仍然延续“汤谷”古地理位置在大理宾川的观点（彭永岸：《地理学破解<山海经>：古神州在横断山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页）。
古今学者对“汤谷”文化地理学研究，看起来有根有据，且较详实。亦即都是建立在文献记录的基础上，即便根据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但都忽略了考古学的重要性，更不知道“汤谷”文化的本原指的是什么？甚至有学者还认为其中“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与乌”的记载是“历史上浅人妄增之文而羼入者，当应删去”（扶永发：《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汤谷”指的是“汤”还是“谷”？其本原是什么？仅仅依托文献学及按文索骥的地理学研究，不从进行考古文化遗存的比较研究，已经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据此可见，《山海经》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但一直没有意识到《山海经》是否存在瓶颈问题，回顾一千多年的《山海经》研究，相关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学术著作亦是数以百计，包括笔者2007年在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山海经>考古》，虽立足考古文化遗存研究《山海经》，但并没有涉及和认识到研究“汤谷”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有提出怎么解决深入研究《山海经》涉及的瓶颈问题。
二、中外“汤谷”考古文化遗存
（一）中国“汤谷”文化考古
1.甘桑石刻文中的“汤谷”文化
（1）图片出土地简介。甘桑石刻文2006年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可知石刻文字近1000片，保存于平果县博物馆400多片。2019年，我在《骆越史》中首次对部分文字进行解读时，在GBGH石刻中发现了大石铲形考古文化遗存中的“汤谷”记载。
大石铲属于广西桂南地区最有特色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之一。考古人员近年在广西南宁市坛洛镇挖掘出多件史前石铲。根据此前所做的研究，考古人员判断这批石铲来自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不少挖掘出的石铲已残缺不全，初步预计经过后期修复复原，石铲数量可达300多件，而挖掘出相对完整的石铲有100多件。大石铲的用途主要是劳动工具和祭祀用品，涵盖了平肩、斜肩和锯齿状肩等类型。尽管挖掘的石铲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但加工较为精细。大石铲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或遗物，在广西、越南北部、广东、海南都有出土，这个区域称为“大石铲文化圈”。平果发现大石铲形记载“汤谷”石刻，高21.6厘米，宽11.5厘米，最厚0.13厘米、最薄0.09厘米，正面图像5个，背面文字（词组）竖刻8排，残留总字数175个（词组）。
摹写图片如下（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58页）：
（2）吻合《山海经》记载的文字及其自然景观。2018年11月23日，笔者到平果县甘桑实地考察，在发现石刻文的自然山体上，发现了其地的自然景观有一个自然的“汤谷”，吻合于《山海经》的相关记载。在自然山体出现“汤谷”形状，考古证据出现“汤谷”的石刻图像，而且绝非巧合的原因，山下亦有清澈见底的“甘渊”。
（3）“汤谷”石刻解读。研究这个“汤谷”图像，看到两个鸟（乌）山形成的“汤谷”中出现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代表太阳的圆球中间有一个“×”字，为甲骨文五字。而“×”代表了是《易•系辞》中“天数五”“地数五”的内涵，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汤谷即“旸谷”，神话传说中太阳升起之处。与虞渊相对，虞渊指传说中日落之处。不是通过考古证据，而是依托文献研究的传统观点认为，汤谷位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今山东日照市)，是上古时期羲和族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是东夷文明的摇篮，也是我国东方太阳文化的发源地。
“汤谷”一词，首见于《山海经》。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讲到的“甘山”，竟然就与发现石刻文字的“甘桑”同名同音。而甘桑石刻出现的年代，还早于《山海经》一书的出现近千年。
（4）甘桑石刻吻合《山海经•大荒东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记载。近一千年之后问世的《山海经》写到的“甘山”，难道是与“甘桑”之名巧合吗？甘桑石刻文在先，《山海经》问世在后，至少说明，“汤谷”的文献记载，已经被甘桑实际存在的“汤谷”石刻所证实。《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的“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其“乌”是什么意思呢？
一是指鸟。金乌是太阳的别名．在后羿射日的神话中，后羿射中太阳后，太阳化为金黄色的三足乌鸦落下，古代人们就把“金乌”作为太阳的别名，也称为“赤乌”。汉朝人伏胜编撰的《尚书大传•大战》里也有类似的记载：“纣死，武王惶惶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问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闻之也;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余。’”
二指太阳。古代神话传说太阳中有三足乌，因用为太阳的代称。汉•刘桢 《清虑赋》：“玉树翠叶，上栖金乌” ；唐朝韩愈诗：“金乌海底初飞来”（太阳刚从海底冲出来）；白居易诗：“白兔赤乌相趁走”（月亮和太阳互相追赶）。古人还有以“乌飞兔走”比喻日子过得快。《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述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又说：“尧…自开辟以来,太阳星原有十，后被羿善开弓，射落九乌坠地,止存金乌一星”；唐李涉《寄河阳从事杨潜》诗：“金乌欲上海如血，翠色一点蓬莱光。”元武汉臣《冯玉兰》第二折：“看东溟渐升玉兔，早西山坠尽金乌。”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绝句》之二：“烛影摇红人未散，金乌腾彩已三竿。”
甘桑石刻中的太阳，就从两乌（鸟）构成的“汤谷”中冉冉升起。据此可以证明，所谓“汤谷”，就是甘桑石刻中的图像。这个铁的事实说明，从商代开始，已经有了《山海经》部分内容在流传（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61页）。
2.远古云南抚仙湖畔的“汤谷”文化遗存
玉溪文物管理所所长杨杰先生在接受记者张庆国采访时，讲到位于抚仙湖北岸的学山遗址“山体是靑石，石灰石，地表有一部分土。这个土深浅不一，浅的几十公分，厚的可能有几米。现在有个地方让人犯疑，学山山体偏中间的位置，造山运动的时候，包括后期的雨水冲刷和侵蚀作用，靠中间一个位置，有一条30米的裂口。”“裂口，宽有4、5米不等，最深的地方接近5米，快6米，有准确的勘探数据。”“这个一个天然豁口里面，当时的人，从其他地方运来很纯净的红土，夹一部分分沙的红土，把这个豁口填平了（音）。”“豁口填平了以后，不是为了方便行走，里面有很多秘密，我们解剖了一小块，碰到了一个东西，一具完整的人骨架，这个人被火烧过，搞祭祀的时候，可能拿他来点天灯。把他烧掉。”（张庆国：《澄江是古代滇中的一个重要地区：访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杨杰》，《澄江县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文物专辑》，政协澄江县委员会2017年编，第211页）
由于缺乏“汤谷”文化方面的知识，以上考古人员没有意识到其所讲到抚仙湖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现象，就是文献古籍讲到的“汤谷”文化，故无法对这种实景所代表的意义进行判断。其实，这就是原始意义上的“汤谷”文化。
笔者根据考古人员的描述，请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助理馆员於露描画复原“汤谷”实景图像如下：
远古云南出现的“汤谷”，并非考古文化遗存当中的图像，而是实情实景。在考古发掘当中，山脊当中有一凹口，长约20-30米，高2-3米，厚度5-6米。上面填满另一地方运过来的红土，局部挖了一下，竟然发现埋着人体死后火烧过的骨骸（张庆国：《澄江是古代滇中的一个重要地区：访玉溪市文物管理所长杨杰》，澄江县政协：《澄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二十七辑文物专辑》，2017年，第211页）。他们静静地埋着，等待着生命的轮回，企望着奇迹出现。这样实景性的“汤谷”，依托自然山势、地理结构人工挖掘而成，并非考古发掘可见的图像，这是与世界各地考古所见“汤谷”图像的不同之处。这种对自然“汤谷”文化的理解和贯彻实施，应该就是文献古籍《山海经》的叙述源头，也是世界性“汤谷”原始文化理念的情景再现，更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期待死而复生的终极思考，当然也是人类社会寄托神助天佑思维模式的情景再现，亦是代复一代对于不可理喻的极乐世界的理想追求（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42页）。
2.良渚文化时期的“汤谷”文化遗存
良渚文化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其地多见“汤谷”文化遗存，但在考古学上，由于未被认识，统称为“三叉形”文化。“反山出土三叉形玉器5件。下端圆弧，上端分叉为三，出土时均位于头骨的上方，中间一段较短，并有一上下贯通的小孔，其上方皆另有一根长玉管。发掘者认为应是插在冠帽上的饰件。标本M12：8和M17：7正反面均平整光素。其中标本M14：135‘神徽’与一对鸟同在”“瑶山出土三叉形器6件。出土南列墓葬，每墓出1件。出土位置均相当于死者头部，且都与成组锥形饰相邻和迭压。应是某种冠饰、2件素面无纹，4件刻神人兽面图案。M10：6，青白玉，玉质精良，有褐斑。较显厚重。三叉平齐，中叉有竖向直孔一个。正面刻图案。三叉各饰三组羽状纹。下部用浅浮雕琢出，兽面，嘴有四枚獠牙。器高5.2、宽7.4、厚13厘米。标本M3：3器形与此相似。标本M7：26，白玉，有黄色斑纹。左右两叉平齐，上端略向外突；中叉较低，有竖向直孔一个。左右叉各刻侧面相向的神人头像。神人头戴羽冠，方形脸庞，单圈眼，嘴中用阴刻线刻出上下两列平齐的牙齿。中叉上端饰五组直向羽状纹，象征正视的神人像，下端以刻阴线兽面图案，是神人和兽的另一组合图形。此器出土时，三叉端向南，中叉紧连一长玉管。其余各墓三叉形器出土时也有类似情况。”（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良渚墓葬中的“三叉器”，其实表现的就是当时的“汤谷”形象。所谓“连着玉管”，那是表现亡人期待死而复生的幻想，保持着呼吸通气的地方。其基本“羽状”，就是表示“金乌”的起落之地。良渚墓葬中的“三叉器”的形状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汤谷”文化遗存一致；其基本见于头骨之处，则与远古云南抚仙湖畔“汤谷”安葬火烧亡人的葬制吻合。
（3）山东大汶口文化汤谷文化遗存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宁阳堡头村和泰安大汶口一带，发现一处考古遗址，在考古学上命名为大汶口文化。根据碳—14测定，大汶口文化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或稍晚。其后，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陵阳河遗址出土了雕刻着神秘图像符号的祭器大口尊，口圆底尖。陵阳河属于山东莒县，因此命名为“莒图像文字”。这些神秘图像符号有8种类型，20个复字，数十年来，凡是研究这些图像的学者，都将他们归入文字起源时期的萌芽。而且认为是“日、月、山”的文字。其实，根据笔者对“汤谷”文化的比较研究，它们应归入阴阳文化之列，并主要代表的“汤谷”文化的遗传。或许，它们还可演化为一种巫术行文。本来，阴阳文化就与巫术占卜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其中的寓意，与我们下面讲到或展示的埃及文明、欧洲克里特岛文明出土的“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文化遗存从图形、内涵的吻合的。
（一）国外“汤谷”文化考古
由于“汤谷”记载来自中国文献古籍《山海经》，但并非考古学的“汤谷”文化独见于中国境内。这样形状的“汤谷”文化遗存，亦见于国外的考古学文化中。而且，不仅是一国，而是多国。不同的是，这种文化遗存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不使用“汤谷”名词，概以“圣山”“宇宙山“或“山门”称之。
以下考古文化遗存，均来自美国学者南诺•马瑞纳托斯《米洛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一书（[美]南诺•马瑞纳托斯：《米洛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1.两河流域的“汤谷”文化
云南远古时期的“汤谷”中所埋逝者，正在等待轮回再生，死而复生。而在苏美尔人的汤谷当中，我们看到在“汤谷”当中站着的“活人”。这个活在“汤谷”中的是月亮女神南纳的女儿伊兰娜。她站在汤谷当中，狮子、星星等动物和仆人簇拥在她的身旁。这是与世界各地考古所见“汤谷”图像的不同之处。可见两个地方“汤谷”文化内涵的一致性。美国学者约翰•诺斯、戴维•诺斯在《人的宗教》研究指出：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把天称之为“干”，把地称之为“支”（[美]约翰•诺斯，戴维•诺斯：《人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先周与西周史新证》中例举了一些春秋时期吴地出土的青铜铭文，载体基本上是青铜剑。我细数一下共有18件（包含䲣、盘各1件），每件都镌刻着吴越王者自称为“工”的文字。显然，这是“干”“干部”的同音异写。从更早的考古材料看，《甲骨文合集》有“干部方”，《史记•殷本纪》和其他研究资料，都讲到商朝王者自称“日王”的事实。“一些学者认为商王有以十天干之代表字称其为‘日王’的传统，殊不知这是汉语的叫法。但按照当时‘日’或‘天’为‘干（部干）’的发音，应把商王称之为‘（干部）王’而不是称为‘日王’”（黄懿陆：《商族源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考古》《文物》《大系考释》《集录》《考古学报》等刊物，刊载吴越故地出土青铜器，特别是吴王诸剑，均有有“工吴”或“攻敔”铭文（王珲：《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版），“工”或“攻”系同音异写没有疑义，而“工”“攻”亦应是“干”的同音异写（黄懿陆：《商族源流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所谓“工吴”或“攻敔”，则“天”或“太阳之吴（敔）”之意。《庄子•刻意》《荀子•劝学》《战国策•赵策》《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十三》等文献古籍，包括注释，都有“干，吴也”“干越犹言吴越也”的记载，这些“干”的称谓，就是代表“天”的意思，这与苏美尔语言“干”的发音内涵为“天”的意思一致。
中国古往今来一直有“天干地支”的理解，但对其内涵却无法解释，其把“干”理解为“树干”，把“支”理解为“树枝”的解释，就连中国学者郭沫若也认为不可理喻，嘲讽为“望文生义”的想法（郭沫若：《甲骨文研究•释干支》，）；同样是美国学者的斯塔里夫阿诺斯，则在《全球通史》中指出：“我们至今不清楚，苏美尔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美]斯塔里夫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8页）。
2.古埃及文明中的“汤谷”文化
梅朝荣先生在《人类简史》讲到埃及文明早期的语言问题，提出“关于尼罗河这个名称的来源”，其中有一个说法“来源于‘不可能’的拉丁语‘尼罗’（nile）”（梅朝荣：《人类简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在2018年参加在云南省广南县举办的“世界稻作文化起源研讨会”上，我曾经问过参加会议的埃及学者，他们说现在讲的是阿拉伯语言，他对拉丁语的“尼罗”本义毫不知情。但是《骆越史》认为当今骆越后裔壮族的语言，“‘尼罗’是‘不知道’的意思，可以对应拉丁语的‘不可能’”（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图解埃及生死书》讲到：在埃及语言中，太阳叫做“拉”，月亮叫做“雅赫”（穆金：《图解埃及生死书》，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63页）。《骆越史》研究指出：“这里的‘拉’与壮语一致，‘雅赫’亦与壮语无异”（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宇宙•智慧•文明大起源》例举一幅“古埃及史前伊西斯‘再生’女神”的图像，这位长着翅膀的占据整个画面主要位置的鸟女神，旁边就有“∧”字。说明古埃及语言称鸟为“∧”。古埃及人是一个崇拜鸟神的古老王国，埃及人不仅认为国王是鸟神的代表，而且在一般平民当中，对于鸟类的崇拜之情也深深地烙印在他们心里，凡是象征“生命”“希望”“转世”“再生”之类的图腾物都是飞鸟。鸟主阴阳，鸟在世界各种语言中称谓一致，“古体数字‘∧’，是人们当时对鸟的发音，称之为‘洛（鲁、露、雷、雒、骆）’，以数字‘∧（六）’的发音和书写体来代替”（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铭文中，依然留有这方面的考古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研究员蔡运章先生，原来是考古所洛阳考古队队长。他在《洛阳名称溯源》中研究认为，“洛阳”之“洛”，就是“雒水之“雒”，“雒水当因雒鸟而得名”（蔡运章：《洛阳名称溯源》，《甲骨文金文与古史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283页）。“商人的建国基础为‘天命神鸟，降而生商’。商人将鸟称之为‘∧（∨）’，文字健全之后，可写为“洛（雒、骆、罗）”（黄懿陆：《中华布洛陀神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古今中外对“鸟”有过称之为“∧（∨），亦即可写为“洛（雒、骆、罗）”的历史，说明人类社会文化共同体存在过一个语言共用时期。
这一时期，也就是《圣经》讲到的天下说着一个语言的时期。既然说着一样的语言，说明还存在着一个共同发源地的时期。
3.欧洲克里米特岛“汤谷”文化
英国学者维罗妮卡•艾恩斯在《神话的历史》当中，曾经讲到古希腊神祗“宙斯”发音本义，为“万王之王”的意思。这种发音的本义，在英语或其他语言当中不可能找到，但在越系社会文化共同体后裔壮族当中可以寻找到对应的解释，那就是“万官之官”的意思。而对于“米诺斯”这个“太阳女神”的内涵，《骆越史》是这样解读的：“其‘米’，亦即壮语当中的‘母亲’‘女性’解读；‘诺’者，则壮语当中的‘鸟’之读音；‘斯’的发音，等同于‘宙斯’”之‘斯’，‘官’或‘王’也”（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其实，不仅仅壮族，在云南省各个少数民族语言当中，对于“母亲”的称谓，基本都是“米”一样的发音。在研究古文字的过程中，我也会偶尔关注一下“米洛斯”时代的线性文字，发现其中夹杂着“七八三”“六一四”的数字卦，前者吻合易经符号卦“坎”，代表水；后者吻合易经符号卦“离”，代表“火”（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这就是说明这批人早期使用数字卦，与中国古代使用数字卦的习惯一致，两个地方的古老历史具有共性。
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在中、欧两地的最新考古发掘及其研究中寻找到相关的证据。比如，2016年9月29日的英国《泰晤士报》称：伦敦博物馆主导的研究，是又在伦敦一处遗址出土的骨骸当中，至少有4副骸骨是来自于非洲，2副骸骨来自于亚洲。同位素鉴定结果显示，其中的5副骸骨可能来自于地中海地区。对于这两副亚洲人骸骨，鉴定专家将墓地发现的头骨与人类祖先进行形状和形态上的比对。他们认为这两副骸骨的起源地，可能来自于中国。这就说明，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伦敦熙熙攘攘的郊区一直到泰晤士河南部，在欧洲文明繁荣时代，当地曾经拥有大量的移民，他们在当地有着同样的社会身份。因此，有可能这些中国移民者已经定居在这片地区，甚至在罗马不列颠（Roman Britain）的贸易中心发展起了自己的生意。
欧洲古罗马文明时期，可能曾经有欧洲人到过中国的信息，我们从2017年1月15日的相关报道中略知一二：
根据最新的考古研究，修建兵马俑的秦朝人可能曾经得到希腊人的指导。至少中国当时的艺术家与作者，极有可能受到中亚的希腊雕像影响，像是亚历山大帝国远征印度所带来的雕像等等。但若只是仿造，还不足以说明种种兵马俑的诡异之处，倒是挖掘出来的一具铜制鸟雕像，居然是用有古希腊与古埃及才有的“脱蜡法”铸造而成的。过去总是认为，中国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的八大奇迹之一，人们自然会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的工匠设计建造的，但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并非秦朝人设计，而是古希腊的艺术家，因为兵马俑的结构和希腊的雕像十分相似。
最关键的证据，莫过于在遗迹挖掘现场，考古人员找到了欧洲人的粒线体DNA。这足以证明在秦始皇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已经有欧洲人来过中国地区或者居住在陕西这一带。2003年的一次考古工作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皇陵考古队，在秦兵马俑博物馆门前约500米处发掘时，清理到一处为秦始皇陵烧制砖瓦的窑址时发现了一座墓葬，埋藏有121具人的骨架。专家们在对骨架做DNA鉴定时，发现了一个具有“欧亚西部特征”的个体。专家推测，在汉代“丝绸之路”之前秦始皇在位时，东亚人群和欧亚西部人群间就可能已经有了较为频繁的联系，从哪个时代，中国就有了“洋劳工”（周艳涛：《秦兵马俑二号坑第二次发掘：或发现外国兵》《华商报》，2015年4月30日）。
4.印地安人的“汤谷”文化
（1）深刻的“汤谷”文化记忆。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住墨西哥外交官的后人欧阳可亮回忆，他与欧阳可宏三哥、可祥五弟兄弟三人，在1926年6月15日随父到墨西哥处理公务期间，曾经得到印地安人代表殷福布族的热情接待。
20世纪30年代，印第安人部族派20名殷福布族青年水手划船，接上欧阳可亮兄弟三人，从墨西哥支华华（CHIHUAHUA）州的支华华市支华华村的甘渊汤谷上船，到他们部族聚集地参观。一路上有800公里地下钟乳古水道，就像到达《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记载过的大壑、甘渊、归墟、咸池等历史景点一样。，而不自知。由黑（墨）齿国（即墨池国）之尤卡坦半岛科潘河上岸，出墨池（归墟），到拉文塔太阳神庙遗址。见日出杲杲，朝阳东升于穹桑树上，殷地安群众已集数百，礼拜太阳。20名水手也站立挺身，仰面朝天祈祷。回去时，仍由大壑、咸池，进入地下钟乳水道，在墨池归墟饮‘合虚山长寿甘泉的甘露水 ，见有地下水道岔口，钟乳下垂滴水，蔚为壮观。一水手说：这岔道是天元（TIENYUEN）日月山，常羲（CHANGSI）妈妈正在浴月，一月方至，一月方出。三哥问：怎么墨国也有轩辕呢？答：这是海外天元。指又一钟乳大岔水道说：这是羲和（SIHO）妈妈浴日的地方，共有22个地下岔道，一进去，迷了路就出不来了”这位外交官后代欧阳可亮回忆：“我们兄弟3人1927年才回中国学汉语，当时只会说西班牙和殷地安语，23人谁也没读过《山海经》，后来才知道水手讲的同《山海经》记的多有暗合，很是惊讶……1926年这次游历终生难忘，因我童年和殷福布族等殷地安人生活，彼此互称殷地安，自言中国人，确信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商殷人和少昊、夸父等中华先人的裔胃。”（韶华：《中华祖先拓荒美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2）美国海中发现来自中国的“石码”。1975年，美国潜水员梅尔斯特里在洛杉矶附近海域发现一块重达250公斤的怪石，形状宛如轮胎，继续寻找之后，这样的石头又发现了8块。经过有关部门鉴定，这8块石头属于石锚的5块，属于石枕的2块，属于叫做“石码”的起锚用具的1块。到了1986年，这里石头发现的更多，足有30块。随后，美联社发出消息，这些表面长满珊瑚的石头，每块中间还有一个洞，重量在150-700磅之间（约合70到300多公斤）（袁先禄：《哥伦布和中国航海家》，《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5日）。美国圣地亚哥考古家詹姆斯•莫里亚蒂对这些新发现的航海用具进行了描述：“新发现的石锚有两起，一起是两件‘圆柱体’和一件‘正三角形’是人工制品。那是三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帕拉斯维德半岛是‘浅海’里发现的。”“另一起是‘一块中间有孔大而圆的石头’，石头上集聚了一层薄薄的锰矿外衣，它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小麦西诺小岬附近……打捞出来的。”（房中甫：《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人民日报》，1979年8月19日）
美国地质学家皮尔逊和詹姆斯•莫里亚蒂经过研究指出，这类石料为砂石（灰岩），不存在于美洲太平洋沿岸。最后，在中国华南的沿海找到这种石料。所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印第安文化权威克莱门特•米恩认为：“这种石块无疑不是印第安人制造出来的。”（梁庭望：《骆越方国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第471页）从文献上搜索，“果然在中国文献里找到2000多年前的航海记录，且其船只只习惯于用石锚，形状和加利福尼亚浅海发现的相同，可以肯定，这是中国华南人早先到达美洲留下的。他们对石锚表层的锰进行测定，厚达3毫米之多，锰在石头表面的积累是1000年/1毫米，故可断定中国南方人是在3000多年前到达美洲的。”（林岩：《美国海底发现中国古代“船锚”》，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与文物资料》，第27页，1980年7月7日）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北京大学考古学家专程赶到美国对石锚进行鉴定，结论与美国专家鉴定相同。1982年10月22日《华盛顿邮报》刊发杰伊•麦克秀兹的文章《别了，哥伦布》，指出：“在加利福尼亚海域的一些发现表明，在哥伦布之前，中国航海家早于到达美洲！”中央民族大学著名越史专家、《太平洋》编委会副主任石钟健教授认为“第一，中国古代东南沿海越人船队，由于种种原因，早在公元之前的一二千年间，已经来到了南北美洲。第二，他们分别从太平洋北岸和太平洋中间诸岛间，从西到东，闯出了太平洋的两条古路，留在北美‘浅海’中的石锚，和散布在太平洋群岛以至南美等地的有段石锛，就是古代越人打通太平洋航路的实物见证。第三，越人船队虽不能说是世界上从海路最先来到美洲的人，但至少比哥伦布到西度群岛早几千年。第四，亚、美两大洲的海上交通，至晚在公元之前的一二千年间，已经开始了。”（梁庭望：《骆越方国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第471页）
（3）墨西哥发现甲骨文文。墨西哥国立大学考古系教授胡安•贾舍•维托尔在为西班牙版的《殷商玛雅征服史》作序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13年，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Chiapas）皮吉加潘镇（PiJiJiapan）的警察破获了一起黑帮贩毒案，在郊外的荒地深处挖出了大约五公斤的海洛因。同时，他们也在毒品下方的泥土中发现了一些龟甲和兽骨的碎片，上面有一些古怪的刻画符号。警察们认为这可能和黑帮的秘密交易有关，将这些物证带回去研究了几周。当他们最终发现这些奇怪的刻画碎片与贩毒案毫无关系后，就失去了兴趣，将它们当成垃圾丢弃。大约一周后，几名警官在中餐馆就餐时说起此事，引起了华人老板的注意，他在电脑上打开一些中国河南所发现的甲骨图片，问他们那些东西是否与之类似。警察们感到震惊，在他们面前的图片和丢弃掉的那些废物如出一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发现应属于古中国的文物。警官们天才地判断：这是一起文物走私案。但他们想要找回那些甲骨时，已经为时过晚。这些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的文物已经在垃圾焚化厂里变成了一对灰烬。幸运的是，对其中一部分甲骨，警方拍下了照片。总共有三百多片甲骨的内容得到了保存。经过墨西哥、美国和中国考古界相关专家的鉴定，发现真相远比人们最迟的设想更不可思议，这些甲骨文大概并非贩自遥远的中国，而是美洲本地的产物。事实上，它们证实了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和美洲文明的一次隐匿接触：中国商代的船队曾经造访过墨西哥的海岸。”（[墨]胡安•贾舍•维托尔：《殷商玛雅征服史•序》，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3年版，第2页）
（4）加拿大阿卡迪遗址和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汤谷”文化。
加拿大阿卡迪遗址印地安人的文化遗存，属于加拿大新斯高沙省，位于所在的安拿普列斯谷，已改造成为国家公园。17世纪初法裔移民到此聚居，又称阿卡迪，住民称作阿卡迪安人。从考古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看，属于“汤谷”文化类型。该遗址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也是加拿大第16个世界文化遗产地。
墨西哥是中美洲最大的国家，印第安人不是这个国家统一的民族，他们有600多不同的部族，讲200多种不同的语言，没有统一的文字（仅玛雅人有象形文字），更没有统一的朝代传承。学术界公认，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包括吧北美和南美）土著人的统称，属于亚洲蒙古人种。大约在两万年前，他们的祖先从西伯利亚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其后还有不同年代的迁徙者。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古老文明，主要有玛雅文明（以奇琴伊察古城遗址为例）、阿兹特克人创造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墨西哥古城为例）、印加人创造的印加文明（以秘鲁马丘比丘古城遗址为例）。印地安人有《山海经》“汤谷”文化的完整传说，自然也有“汤谷”文化的考古证据。
上述考古文化遗存证明，考古发现的“汤谷”文化，遍布于世界各地可见的考古遗址当中。
三、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证实“汤谷”文化的世界性
（一）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简介
1.《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介绍
该项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分别为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储嘉祐研究员。
该课题的结论支持现代分子分类学的研究成果。支持最早的蒙古人种的祖先，他们早期由两条路线从非洲经中东到达远古中国，并在长江汇合。一条路线是沿着亚洲大陆南部的海岸直达南亚、东南亚，然后往北，直达长江。在史前时期，他们还可能越过长江，到达华北的东部地区，后来又被迫退回长江以南；另一条是从帕米尔高原以北地区进入今天的中国境内，向东、向北，直抵东北亚，向南直抵长江，后又经朝鲜半岛到日本和经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金力、储嘉祐：《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其中，东南亚可能是早期由非洲迁来的人群进入东亚的第一站，从那儿开始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一发现与线粒体DNA单倍型分布相同。18000 ～60000年前，是早期现代人迁入东亚所造成的瓶颈效应的时代。据此，该项研究推测认为，随着冰川期逐渐消亡，从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约在6万年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徙，遍及中国大陆，并向北到达西伯利亚，大约在8500年前，在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期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文明开始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萌芽（金力、储嘉祐：《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2.《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的介绍
该书介绍了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2005年，中国、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印度、黎巴嫩、巴西等10个国家在全球建立科研中心，对不同土著居民进行ＤＮＡ鉴定，进行人体遗传密码的解密工作，确认在5～6万年前全球现代智人集团进行过大迁徙。由美国人编写的《全球文明史》认为：10000年前，人类社会进入冰河时代末期，大约在5000年前，一些移民通过船只或非洲和欧亚大陆桥，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亚洲的其他地方、太平洋地区和美洲。但人类学界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五六万年前，现代智人主要在东南亚进行人种的转换，他们迁徙的时间大约在30000年前后。《世界文明通论》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科研项目。该项目在“世界文明大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世界文明这个重大课题进行综合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研究，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框架。该项目有一个子课题，叫做《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该书介绍了一些考古和遗传学方面与云南有关的情况：一支人大约在30000年前，抵达中国珠江流域，成为中国人祖先。一万五千年左右，其中一部分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但是，他们不是“对现代中国人起源”作用大的一批人；一支大约在50000年前就生活在远古云南与缅甸接壤的现代人。在这些地方，“由于携带了地中海贫血基因，他们的身体特征开始变化，头颅很圆，鼻子大，嘴唇厚”，等等。他们中的一部分停留了“上万年之后，在两万多年前直接从云南进入中国，他们对现代中国人起源所作的贡献，可能比进入珠江流域的那一支影响更大”（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3.《中国思想的起源》的介绍
该书著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锐研究员。该书在《对中国文化自恋倾向的考察》中，引用了长期研究元谋人文化的中国人类学界周国兴的观点：认为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吴锐先生介绍了这样的观点：正如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即人类是一个生物种，只能有一个祖先，不可能是多个祖先。不能说黑人有一个祖先，而白人又有一个祖先。因为不同的物种之间虽能婚配，却不能生育后代，只有同种能育。现在已证实；人类多祖或多元论是违背科学常识的（周国兴：《人类起源大搜索》，《生活时报》2000年11月7日）。1998年底，上海、北京、昆明16家单位的专家分析中国人的基因，发现与非洲人相似，这一研究被列为20世纪我国医学生物学的重要成就。根据金力等20多位遗传学家对中国28个人类群体的DNA研究，认为中国人起源于非洲，一部分非洲人大约6万年前从亚洲东南部往北迁移到达中国，越过长江进入华北和东北亚，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对涵盖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近万个染色体进行检测，结果在所有样本Y染色体上都发现了一个突变点M168C--而这个突变点大约在不早于7.9万年前产生于非洲，是一部分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经采取排除法的研究方法，希望能在大范围的中国人群样本中寻找没有M168C遗存标志的，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一例”（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刊登了这一研究成果，“专家认为这是目前支持中国人起源于非洲最强有力的证据”（王鸿良：《到底谁是中国人远祖》，《北京日报》2001年3月27日）。
（二）考古文化遗存和仰韶文化骨骸鉴定结果
1.文山德厚冷水冲“手印岩画”
2018年9月25日，笔者在广西考察回滇途经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州文物管理所所长曾跃明、副所长刘波的引领下，在文山市德厚镇的冷水冲岩画壁中，看到了自然山体构成的“汤谷”。历史久远的“手掌印”岩画，就描绘在自然“汤谷”的岩壁上：
文山德厚冷水冲岩画分为5区，第1、第2区都出现“手掌印”。这些岩画都位于“汤谷”山的下部坍塌之处，正好对应“汤谷”的凹口处，在“手掌印”第1区有8个手掌印，第2区有5个手掌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掌印竟然与鸟形人联系紧密。鸟形人胸部有手掌印和，而胸部的手掌印则与太阳图像连在一起，这个代表太阳的圆形有5芒，为奇数；在鸟形人的生殖器部位，还有有一个手掌印，表明手掌印具有代表阴阳的内涵。
目前，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都发现有“手掌印”岩画。欧洲南法的雪维洞穴出现一个右手掌岩画，年代判断是约“3万年前至2万年前的人类手记”。加拿大古人类学家、岩画研究者甘纳维芙·冯·佩金格尔认为：史前时代的手掌印岩画其实非常普遍，“一个手印可能代表一个人或一群人”“甚至可能是一些早期手语”。其中的“阴文手印是世界最古老的图像之一（在欧洲和印度尼西亚均是如此）”。这类“手印”在旧石器时代前半期最为流行，大多数出现于奥瑞纳时期或格拉韦特时期的遗址中，只有8个手印可能出现在年代稍晚（比如2.2万年前）的遗址里。”欧洲埃尔卡斯蒂略遗址附近，“有一只红色的阴文手印，经鉴定，它至少有3.7万年的历史”（[加]吉纳维芙•冯•佩金格尔：《符号侦探：解密最古老的象征符号》，北京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最近，迪庆州文物管理所在与澳大利亚相关部门长期对金沙江岩画探索的基础上，将洛吉岩画的20个样品送到国外的两个检测机构，已经有3个样品支持岩画诞生于2万多年前的观点。而文山市德厚镇冷水冲“手掌印”岩画，位于珠江流域上游，按照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30000年前曾有非洲起源的一支社会文化共同体经过珠江流域迁徙至古代中国境内（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从文山市境内顺着珠江流域而下的广南县旧石器晚期的“大阴洞”文化遗存，考古鉴定超过40000年；附近与右江接壤的富宁县旧石器晚期各同文化遗址，《云南史前史》结合《中国考古学大辞典》提供的数据，比较广西柳州白莲洞的其参考年代，提出各同遗址“年代上限应不晚于2.6万年”前（黄懿陆：《云南史前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页）。
2.仰韶、龙山文化的骨骸的DNA鉴定
2019年5月，《中原仰韶至龙山史前古代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硕士论文，在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通过论证。本项研究以仰韶文化时期的晓邬和汪沟遗址，以及龙山文化时期的郝家台和平粮台遗址为研究对象，成功获取17例样本的全基因组数据。检测出男性样本7例女性样本10例，其中线粒体单倍型类群主要分为B单倍型类群下的B4d1亚型；D单倍型类群下的D4,D4g2a1,D4b2,D4j1b2,D4e1a和D4b1a亚型；F单倍型类群下的F4a2,F1a1和F2h亚型。以上单倍型均为东亚典型的单倍型，本研究中单倍型D与单倍型F所占比例较高。
在人群混合度Admixture分析表明，中原新石器晚期的龙山人群，相比较于新石器中期的仰韶人群，具有较多南亚的成分，F4的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另外仰韶龙山人群的mtDNA似乎与西南地区包括西藏和西北印度一些族群也有较密切的关联，个人认为可能是远古时期古亚洲人群分化的结果”（李添娇:《中原仰韶至龙山史前古代人类基因组学研究》，吉林大学研究生网，研究生号201634026，研究生硕士学位，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9年6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汤谷”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可以作为一个学术上的新概念提出。所谓“汤谷”，亦即“旸谷”。按照《山海经》的文字记载分析，“汤谷”就是神话传说中太阳升起之处，其与虞渊相对，虞渊指传说中日落之处。最早的“汤谷”文化，起源于远古云南抚仙湖畔，并非文献记载上的山东东部沿海地区。
“汤谷”文化，亦即欧洲学术界提出的“圣山”“宇宙山”“山门”文化，称谓不同，内涵、表现形式一致，“汤谷”文化是上古时社会文化共同体祭祀太阳神的地方。据此，诞生“汤谷”文化的远古云南，其实就是中国以阴阳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发源地。
202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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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