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之辩，角度决定思路，层次决定深度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与告子之辩可谓是相当精彩，但在辩论的同时，我们有时也会被他们所说的问题给搞晕。例如“仁义之辩”中，告子提出“仁，内也；义，外也”，那么孟子在很多地方也提出相似的论调“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另外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那么从这里来看，告子所说的“仁，内也；义，外也”也可以理解为“仁是人所存有，存在人之中的，而义呢，是一种方式，义者，宜也，在对应的人，则行相应的礼。”
所以告子说“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对于长者这个对象来说，我对他尊敬，和对自己乡里的长者尊敬是一样的，所以“义是路径，方式，而这方式由对象所决定。”
而孟子却多次批评告子，说如此，是“率天下之人祸仁义，说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如此看来孟子是否是有些蛮横，霸道呢？当然，如果我们这样看，那么孟子和告子之间的辩论就是无意义的辩论，因为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辩论而辩论。
如果这样看，那么我们也分不清两者之间为何辩论。首先，孟子必不是一个无聊的人，为了辩论而辩论。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那么孟子的人格也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一个大丈夫的形象。
而告子呢，从他的言语也可得知，他也是一个善良的人。而如何理解他们所说的道理，正确的理解，看他们是从什么角度，层次来看问题，这是我今天所想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人的思路在于看问题的角度，问题的意见不一在于层次。这是在与杜老师学习过程中，所学到的。那么我们需要理清告子在那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孟子在哪一个角度，层次看问题。那么所有看似相似之处的问题就有了解决。
通过梳理孟子和告子的辩论，“仁义内外”问题，“人性善恶”问题，“白羽之白”的问题，等等，来发现告子的角度。
例如“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称之为性，就像羽毛的白色是白色，白雪的白色是白色，白玉的白色是白色。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就像一湖水一样，你从东方开一个口，他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一个口，他就像西流。人性不分善和不善，就像水一样，你往哪里开口他就往哪里流淌一样。
“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桊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
人性就像杞柳一样，义呢，就像杯子，盘子一样。把人性看为仁义，那么就像把杞柳做成杯子，盘子一样。
那么孟子回复一句话，可知告子所看的角度在何处，“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可见孟子所说的是内在的，本质的，而告子说的是表象，是外在之感。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梳理，来看看是否是合理的，告子是站在现象一层说仁义，人性。孟子站在本质一层，内在一层说仁义，人性。
告子说的“人性”是靠现象一层支撑的，所以告子说“人性无分于善恶”，外在环境来决定人的善恶，如果环境是好的，那么人就从善，环境不好，那么人就会从恶。
告子说“仁义内外”问题，那么告子是站在现象一层来看待仁义的，所以有一颗“爱人”的心，这种爱人的心是感觉之心，所以对于我的弟弟，我就爱，对于秦国人的弟弟，我就不去爱。因此爱弟弟是我感受，感觉我与弟弟的亲密之处。那么对于楚国人的长者，和我国的长者，我都一样有礼貌尊敬他。
那么再来想想，对于自己的父亲，和楚国人的父爱，我应该先爱谁呢？这里都是长者。如果按照告子的说法，那么就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孟子看来，应该是亲其亲，而长其长。当然是先亲自己的亲，尊长，也是先尊自己的长，然后再去尊别人的长。我们敬长，行义，是不是由外在决定呢？当然，但同时，也取决于我们的内在。
我们看见一个外面不认识的长者，我们每天都会碰见一些陌生的长者，但我们敬重他，对他行礼貌，是由我们自己所决定的，我们对一个陌生人，敬不敬，取决于我们内心，行不行礼，也取决我们内心，因此义是内在的行为所发的。而不仅是外在的对象所感发的，那么同样，我们对于亲人，亦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内在的诚敬心在内，同样见着亲人，我们心如死灰，并不有任何的痛感。视亲人如路人。因此孟子所说“仁义内在”，是有其意义所在，对于长者，亲人的行不行礼，取决于我们。
告子所说“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这里说的人性，亦是在现象层来看，如果这样来看，人性，那么人性是做成杯子，盘子，完全是外在所决定的，那么这样来看，人性中仁义便有泯灭所在。
因此孟子要证明，顺杞柳则可成仁义，逆着杞柳，不按照纹路来，那么就是戕害人性的所存的那一点点“几希”。所以孟子要证明人性中，是存有仁义的可能，唯其可能，成为君子才有必然性。
而告子所说的白，亦是现象一层来看，故而，都是白，而孟子说，内在的本质决定的白。因而仁义之内在，人性之善恶，取决于主观的自觉，亦是存在于人内心的“几希”。这一点才最为可贵，而并不是靠外在现象而安定。现象总有变化的时候，到那时，我们就无从入手，无有心安之处。
故在“浩然之气”这章，孟子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如果是集义所生，那么我所行的，就慊于吾心。如果不是集义所生，是义袭而取之，那么当行不慊于心时，外在的现象不慊于心时，我就泄气了。
我们再来看“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与孟子所说的“不得于心，勿求其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
那么在现象一层来看，告子所说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对的，因为没有道理可言的，那我就不要去执着，这是对的，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么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我就应该不要去硬发脾气，发狠去做这个事情。这样也是对的。
而孟子也知道告子所说的道理在那个角度和层次，所以孟子赞同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因为外在的事情，没有符合真正道理所在。内心所在的真理。那就不要去使气。
那么对于不得于言呢？这里就需要再上一层来看待，亦正是孟子所关心的角度，所站的层次。如果因为外在的言语过于巧密，而我们就信从他，失去我们本有的真理、内心的真理，那么是不是就该舍弃呢？不是如此的。应该信守内心的道义，就算外在的言语多么的巧。
都该信守，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巧妙之处，就把自己的文化打到。认为自己的是落后的，别人的是先进的。要把中国文化丢进厕所里。要打倒孔家店，打倒自己所存有的道理。这样是否可取呢？而我们真正的，为国，为天下有担当之感的人，就怀着孤臣孽子之心，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看得比较深入。所以他们信守住自己的道义。
为我们文化留下了命脉。像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梁簌溟先生这样的大儒，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坚守自己的文化，发挥发扬自己的文化，“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所以孟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而这里怎么去知道对方的言语，是否可靠呢？这里就需要一个绝高的智慧来断定，他所说的是否属实，孟子曰“诐辞，知其所币，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因而知言，才能守心，不知言，则会迷失。“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在孟子看来应该是“知其言，而守其心”。
我想孟子，亦正是知道告子所说的在哪里，因而才如此断定。“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亦是通过和告子的辩论过程，引导告子向内而立定自己。而整本孟子书看下来，我们觉得孟子会辩论，好像拿着一个道理就不饶人。其实，我们看孟子，也可以说，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比孔子的时代更为混乱，而孟子通过自己的言语来引导大家去思考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亦是悲心所在。孟子和君王之间，和大臣之间都是通过疏通一个道理而言说的。
而与告子不一样，告子是有一个水平的人，而其他君王对于这些问题是不曾思考过，或者思考得少。孟子对他们是一个引导，不存在辩论。而对于告子，是有其怜惜所在，“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这么好的人，要是能上一层就好了。所以孟子和告子是辩论。辩论是两方实力差不多，而辩论胜败在于立义的高下。
所以孟子和告子之辩，是同一个问题，角度和层次不一样所产生的辩论。而告子也未尝不对，在现象一层我们是可以肯定他的。因而从角度来看问题，是有很多种看法的，只是角度是一个平面的关系，或许有对的角度，但这就是平面的看法。而看问题，限于角度，就有许许多多的是非不得以肯定。唯有以层次来看问题，才更加深入，切中问题。
故，角度决定思路，层次决定深度。
原创来源：杜保瑞教授国学经典私塾硕博班
文：復中
整理：泽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