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获奖，推倒了人性和社会的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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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惨案，穿越三个世纪
新冠疫情在欧洲愈演愈烈。在法国电影界，也迎来了一次舆论震荡。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电影《我控诉》，相继获得了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费比西奖最佳影片以及法国凯撒奖最佳导演奖，继而被捧上了舆论的刀刃下。
波兰斯基“强奸案”、“曼森惨案”、“德雷福斯事件”，构成了这次舆论漩涡中的铁三角。
波兰斯基本人没有出席颁奖，聚光灯便努力聚焦在了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身上。一位童年遭遇性侵的受害者。在焦灼的围观下，阿黛拉愤然离场。因为那位缺席的导演，正是一个被指控性侵、强奸的人。
在接受对影片的采访时，波兰斯基谈及自己作为“曼森惨案”的受害者，至今都饱受其苦。却只字未提自己曾因性侵所犯下的罪行。
而他所执导的这部揭露了法国19世纪“德雷福斯事件”——反映一个犹太裔军官被诬蔑为间谍的影片《我控诉》，也因这种施害者与被害者的歧义关系，再次引起人们的多重声讨。
（1）
罗曼·波兰斯基
是电影天才？还是禽兽？
现年87岁的罗曼·波兰斯基，是波兰犹太裔法国导演。曾拍下《雾都孤儿》、《钢琴师》、《唐人街》等电影史上意义非凡的电影。
其《唐人街》是美国黑色电影的经典之作，更是载入《电影史话》纪录片，被反复提及。
而《钢琴师》则是改编自真实的波兰犹太作曲家和钢琴家席皮尔曼的经历。一个犹太钢琴师，在二战中艰难生存的故事。
这和波兰斯基本人的经历，如出一辙。波兰斯基一出生，就遭遇了法国反犹排犹浪潮。全家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为躲避纷乱逃到了波兰老家。
但最终，他的父母和叔叔还是被纳粹抓去，关进了集中营。母亲死于奥斯维辛，波兰斯基得以侥幸存活。
但却因43年前的一桩13岁少女诱奸案，一直被美国通缉。波兰斯基被迫逃到法国。多次电影获奖，也因通缉而未能出席领奖。
1977年，44岁的波兰斯基，诱奸了身体发育成熟的13岁少女。40年来，波兰斯基和少女本人都饱受此事的精神折磨。
社会公众对此事倾注的关注，远超出了两位当事者所承受的范围。连当年的“少女”本人，也急于草结此案。因为她和家人，40多年来，一直被人因此事跟踪。
但美国的司法机关，却始终抓着这个案件不放。而社会舆论，更是对这个“禽兽”外衣下的伪君子天才，施予了无数的敬仰及唾弃。
正如在默片时代的中国，没人亲临真相，但舆论，却可以用口水“杀死阮玲玉”。
世间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而暴力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却常常以拥护集体的“善恶惩治”为名，击垮一个个命途多舛的脆弱心灵。
（2）
曼森惨案
是心灵导师？还是杀人魔？
在接受《我控诉》电影获奖的采访时，波兰斯基一方面并未提自己的性侵罪行，另一方面却说自己多年来，始终未能摆脱“曼森惨案”的影响。
1969年，曼森的信徒已经有60余人了。同年，波兰斯基怀有8个月身孕的演员妻子塔特，及她的四个朋友，被曼森及其信徒残忍的杀害。塔特被一条绳子勒死，身上还被刀砍的血肉模糊，绳子的另一头，勒死着她的另一个朋友。
这桩谋杀的起因，只是因为曼森路过此地想要问路时，遭到了冷遇，便抬手制造了这场谋杀。
他在现场留下了自己的杀人符号：一串血字迹——“猪啰们去死吧”、“起义”、“旋转楼梯”。
“曼森的信徒”
曼森一伙人在1971年才被抓到，判定死刑。但第二年，美国联邦法院废除了死刑。
曼森死不了了……被改为了终身监禁。至今仍在狱中，但87岁的曼森，每天仍能收到至少4封信徒的来信。
他们为曼森建立网站，乐队以曼森创作过的歌曲，当作自己的最新摇滚专辑。曼森成了年轻人的精神图腾。
在60年代，嬉皮士运动风靡全球。曼森把披头士四人当作先知，而他自己则是“耶稣转世”。披头士的四张专辑被他译为：《白色专辑》中的《革命》，寓意着一场革命要爆发；《小猪们》则代表被打倒的统治阶级；《黑鸟》是说黑人将打败白人统治世界。
而他会带领信徒躲到“无底洞”避开这场浩劫。曼森整日高呼自由、平等和爱，每日用披头士音乐和药物麻木信徒，不让其睡觉。
人们开始害怕出现在街头的嬉皮士，他们不再是从前爱玩音乐，爱潮流的孩子。而是变成了某种可怕的野兽。
享誉世界的披头士乐队，就这样在第二年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一场伟大的音乐运动，沦为了“邪教”曼森的秘密武器。
他利用自己较高智商的头脑，煽动起了一场对社会统治体系的仇恨。迎合了当下人们在动荡不安社会中的心理诉求。
而对波兰斯基一家的报复，则是对上层社会奢靡堕落的复仇性打击。
仍在狱中的曼森信徒阿特金斯说，“我不必对受害人和家庭赔礼，我要对社会道歉。我违背了上帝。”牢狱之灾，没有滋生她的愧疚感，反而，她在狱中结了两次婚，生活照旧。
几十年囚禁没能改变她的初心，她似乎仍在坚持她的“曼森信仰”，要打击既定体制，击垮富人和统治阶级，为底层人找到出路。
她的偏执，既可耻，又发人深省。究竟是谁错了？
曼森案件另外的信徒奥腾，她在狱中拿到了大学学位，开设了网站；华生则在狱中写了几本书，结了婚，她的妻子在监狱一墙之隔的地方，安家，为他生了四个孩子。
他们过得似乎比监狱外的人还要好。有人爱、有家庭、有学历、有见解。
曼森的影响力，让今天的西方社会仍然危机四伏。他名义上是一场杀人案件，实际则是几代人对民主和人性的追逐和思考。
（3）
德雷福斯事件
种族歧视，离我们有多远？
1895年，法国犹太裔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押送到魔鬼岛终身监禁。他因自己姓名首字母是D，而被当作德国间谍，蒙冤入狱。
法国情报机构和军事当局，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间谍，便将这个犹太军官，抓来当了替罪羊。
在《震旦报》上，作家左拉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为蒙冤入狱的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痛声控诉。法国社会由此分成了左翼和右翼两派，一派支持“无罪释放”的人权民主，一派支持“打压犹太人”的反犹运动。
右翼极权反犹分子，代表着权贵所在的上层社会。他们在种族差异上，带上了刽子手的黑布眼罩，急欲为“异类”行刑。
强烈的分歧，冲击了法国社会的根基。不少家庭的夫妻，也因对此观念不合，而走向破裂。家庭的瓦解，映射了社会的瓦解。
在欧洲其他国家正大刀阔斧的进行着资本主义跃进的时候，法国，却在分裂中愈演愈衰。政治上的左右两派，撕扯着法国社会的稳定。
到了一战时期，由于美国的协助，法国的社会矛盾没有被揭穿。但到了二战，知根知底的德国，却趁虚而入，将法国彻底踩在脚下。
一个人在人权上的蒙辱，让一个国家险些丧失主权。
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类社会的分裂，就是从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底层个体，开始产生裂缝。最终，裂痕无法修补，分崩离析。
每一个个体，都是多米诺骨牌里的一张牌。芸芸众生，摩肩擦踵。
是谁创造了杀人犯？
让整个美国社会人心惶惶的曼森，并不是天生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只他的童年，被社会残忍的剥夺了。
曼森的母亲，是个妓女。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情人的姓氏给了曼森——查理·曼森。
生下孩子的她，经常出入监狱，把孩子丢给了阿姨照看，但姨夫却频频对小曼森施以暴行。让他扮女装，再辱骂他变态。这使得10岁的曼森开始了逃离的流浪生活。
弱肉强食的社会，让他扭曲了自己的性格，所有不入流的行当他都学会了，也开始频繁出入监狱。
当曼森及其年轻的信徒，因杀人被捕入狱后，他对法官嘲笑到：
“这些孩子拿着刀子扑向你们，可他们是你们的孩子！是你们教育了他们。我没有教过他们什么，我只是尽量帮助他们站起来……
为了不进监狱，我曾经从你们的垃圾桶里找东西吃，我曾经穿过你们穿旧不要的衣服……我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你们的世界里生存，而现在你们却想杀死我。哈哈！你们想杀了我？而我已经死了，死了一辈子了！我已经在你们建造的坟墓里度过了三十二年！”
曼森对社会的控诉，让人心头一紧。曼森的故事，比德雷福斯更让人揪心。
因为真实犯下罪行，成为“施害者”的曼森，曾经是个社会底层的“受害者”。他的苦痛，无人诉说，社会对他童年犯下的“罪”，无人控诉。
“有形的罪”掩盖了“无形的罪”。不平等的社会体系，像一只无形的网，囚禁了那些因高低贵贱的歧视，一生困苦不堪的人。
他们从未挣扎出去，只是从一个“监狱”，换去了另一座“监狱”。
相比之下，同样是受歧视的犹太人德雷福斯，就幸运得多。尽管他的冤情催化了一个国家的分裂，但他个人在有生之年得以平反，重新恢复了军职和荣誉。
但历史，从不肯真正放过任何一个人。
曼森的悲剧，和德雷福斯的遭遇，催生了波兰斯基这样的人。
曼森用自己的一生经历，高喊自由、平等和爱，企望黑人能打败白人；德雷福斯想告诉世人，犹太人是无辜的；他们的声音，被一双无形的手，捂住。
存在于社会上的“纳粹”是无形的，人心中的“高低贵贱”之分也是无形的。
作为犹太裔出生的波兰斯基，他的童年和父母被纳粹偷走了，他的妻子被杀人犯曼森偷走了。于是风水轮流转，他从“受害者”转为“施害者”——诱奸少女。
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人性和社会的多米诺骨牌。
如果问，身为“施害者”的导演波兰斯基，有没有权利拍《我控诉》？
我会回答，有，他有权利。
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控诉。
因为那些施害者，都曾是受害者，而社会对他们犯下的罪行，却总在生命之火将息之后，才迎来正义。
贫穷的歧视正在发生，于是贫穷罪犯住满了牢狱。
幸运的是，黑人、犹太人、黄种人的种族歧视，也始终在发生，而他们，却还没有发生转变。
我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
愿世界和平，远离战争，远离种族歧视，远离贫富差距。就像一个孩子，应该有一个完美而幸福的童年。
小曼森值得拥有，小波兰斯基也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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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杂志 赞了这篇日记 2020-03-28 13: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