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思考“生死”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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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一辈子，像一场梦，这个梦要过好长时间。”四伯安慰。 母亲接和着：“人总是没觉着活就死了，谁也有一死。”
作者：有有 编辑：帐房伙计 图片：pexels
从年轻人叫我“大爷”，他们的孩子该叫我“爷爷”开始，我知道了自己已步入老年。
心里平添了不少惆怅和失落，更多的是无奈，但转念一想：也许，他们是看走了眼，或者是出于礼貌才这样称呼的，我未必像他们认为的那样老。
年龄不饶人，老了就是老了，人们的眼睛能骗得了吗？
古曰：落叶归根，老而怀旧。我也一样，最近，儿时的情景每每挂在我记忆的碧云上。
1
那时候我还小，住在北方的农村，左邻右舍，房前屋后，都沾亲带故。我们的后院便是我老姨家。
那是个腊月天，很冷。
放学回家，大人们议论着：“塌鼻虎”死了。奶奶说：“平素像个土坷拉，怎么一下就死了，一个苦命的人，怪可怜的。”
你一言，我一语。
“也没听说得什么病，这几天也没见过大夫来。”
“也许来过了，只是我们没看见罢了。”
“唉！那天我还看见他在大队门前晒阳阳呢！脑袋像从灰堆里拉出来的，黝黑。”
“那是不洗，垢水脏的。”
……
2
关于塌鼻虎，还得从五十年前说起。
虽说有了一些年份，而且他也是一个平常人，可他在我的脑海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脸总是脏兮兮的，看不到鼻梁，其实也没有鼻梁，只是黑洞洞的一个窟窿，不规则也不整齐，像塌陷了的枯墓，里面似乎还有东西，不敢细看，恶心。
至于怎么成了这样，大人们也从未说起过，我也没醒的去问。总之，村上的人们背后都叫他“塌鼻虎”。
其实他是有名字的，官名叫：“二埃虎”。
那“大埃虎”呢？大埃虎是我老姨的男人，论辈分儿我们应该称他“老姨父”。我没见过他。他病逝得早，留下一片娃。
当时，“二埃虎”还年轻，有的是力气，也能吃苦，又懂农活儿。为了撑起这个家，老姨一横心，便硬着头皮与小叔子共了家。
后来还生了一个娃，排行老四：圆脸，大嘴，略带三角的眼睛，显着机灵；衣服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尘不染。一顶蓝帽子总要整出棱角，就像个警察似的。
可惜是个聋哑人。他前面的叫二娃，三娃。到他这里，人们直接叫“哑巴”。好像“哑巴”是她娘给起的名字。
人们提到他家时，都改成“哑巴家”，提到他家人或事，会说哑巴家的某某人，哑巴家的什么什么事。
我们这个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养哑巴的人家。所以，只要一提哑巴都能明白，当且仅当指他家。外人听起来费解，可本村人到简洁、省事，于是就这样了。
3
他在表达时，每每用手比划着。
可也怪了，只要他一比划，人们多数时候知道他是在说从东头到西头的哪一家。“讲”到要紧的关头，倘若见你还没有“听懂”，他会气得“哼哧哼哧”……
他极有观察力。他总是在嘲笑人家，好像这个世界上唯有他最好，唯有他干什么事情都最标准，尽管他连话都不会说。倘若他能开口，一定是个起绰号的高手。
但人们也不计较他。每当他比划着引来哄堂大笑时，你就知道他又在说人家长短了。又形象，又细致，还有趣。
他的母亲——我的老姨，我奶奶的亲姐姐，是个讲究人。总是把自己收拾得青蓝雾罩，身上一个潮点都没有。干瘦的身材，显着利落。
缠过的小脚，我该拿什么比喻呢？
噢，见过农村人锅里蒸的莜面饺饺吗？就那么大，就那么个样儿。走起路来不乏灵巧，并有三分滑稽，还透着稳健。
再看说话，两片薄嘴唇像拍铜叉似的，并发出铿锵音。
躲在三角眼眼帘后的黑眼珠子，灵活如陀螺闪着黑光，一轱辘地在别人脸上扫来扫去，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谁敢招惹呢！
4
虽说二埃虎勤恳得像头牛，可日子总不见起色，能吃上顿饱饭就算过年。
奶奶家好像比较殷实，又有了这层关系，二埃虎有时来家坐坐，奶奶便给他做点儿吃的，也算是间接地帮衬姐姐。
然而，我，和我的五伯，是很不愿意待见他的。
我们不是说他吃了我们的食物而心疼，而是，他那脏兮兮的样子和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儿，真让我们受不了。见他一次我们就要恶心好一阵子。但我们不敢明着反对，奶奶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我们只好暗地里恨。
一听说他死了，“一个苦命的人，怪可怜的。”我们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觉得他以前似乎也并没有那么惹人讨厌。
农村里一家有个白红事务，起房盖屋什么的，左邻右舍是少不了要去帮忙的，被求的人也从不拒绝。他们都知道：“路提前修，人心换人心”。更何况我们又是亲两姨，大人们自然走动得勤快了些，我也跟着去见世面和看“害怕”。
5
后院的西墙脚，摆着一具棺材。白渣渣的，赤裸裸的，没有一点儿挡拦。
大材头前的长条桌上，零乱地供着几个大馒头。不白净。平素见人家的馒头上厾红点，这几个也没有。且又大了许多，土头土脸的。
还有一盏旧马灯，豆点星光，顽强地挣扎着，左摇右晃，透着一线生机。
也不见有人哭。
哑巴小子，穿得白白的，跪到灵前。点纸，磕头，也不放声哭，只是流泪。说不清是寒风吹的，还是真悲哀。总之，一个劲儿地用手背或袄袖擦拭。
我不敢上前去，只是跟在大人身后偷看。第一次见了人死后的阵势。
对于死亡，我有着本能的恐惧。人死后变鬼什么的，虽说大人们没有教导过，但总不像去逛商店那样悠闲自在。且不论神鬼有无，可总是不由自主地害怕，好像天生的一样。
大人们似乎很忙，似乎又没什么可忙的，只是有要没紧地准备着这场丧事。
天一黑下来，我就不敢一个人出院门。就连到院子里，间或母亲喊去自家粮房取东西，我也总是担心身后，觉得头皮都紧哇哇的，匆匆去匆匆来。晚上睡觉，蒙起头来，闷出一身汗，不敢夜起，只好憋着等天亮。而到了白天，又总想顺着梯子爬到墙头上伸出脑袋张望后院那具白棺材。看后害怕。不看，想着，更害怕。
6
这样害怕地过了三四天。
那天一大早，隐约听到后院有人嚷嚷，闹哄哄。大人们起来开门，才知道昨晚上下了场大雪。厚厚的，齐膝深。
邻居们陆续出来了，吼喊着，谈论着，铲着，扫着……
巷子里也三三五五有人走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有些人是来事务上帮忙的。
一条路铲出来了，只见一簇人抬着那具怕了我三四天的白棺材，吼喊着，吃力地，深一脚浅一脚上了路。
这时我才看清：杨木棺材，薄薄的，表面很粗糙，有的地方还有毛茬子，像放坏了的发面饼子长出蓝毛。到处是缝，真担心一下子散了架。不过，上面横七竖八地捆了许多绳子，好像怕里面的死人跑出来似的。
后面零散地跟着几个人，戴着孝帽，穿着孝衣，一身白，懒洋洋地挪着。
有人不时从挎着的篮里抓几片纸锭，胡乱扬在路上。像给生产队大田里撒化肥似的，一点儿也不认真。
偶尔有一两个哭声，是女人的，一点儿也不恸，声音细得像猫咪叫似的。
怎么不见哑巴小子呢？
好事者们四下寻找。然而，地白、树白、房屋白、人也白，天地一片白，仿佛世界用白漆刷了一遍。怎么能一下就见着人呢？
他们多数是在关心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哑巴小子怎么办。
如果能发现异常，或者一但出点儿洋相，也算见了稀罕。
7
抬棺队伍的前面，一根两米多长、胳膊粗细的干树上，一团花红柳绿的纸幡桃在风中摇曳。干枯的树枝像老奶奶的手指，横七竖八，直叉叉地伸向空中，仿佛要抓回什么东西。
这个在本地叫做“引魂杆”。也许是怕死后的魂魄，找不着地儿，到处乱跑，要用它来引导。就像军队中的旗帜，不能随便找人扛。
在我们这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有孙子的老人家去世，孙子扛；没有孙子的，儿子扛。什么也没有的，只能绑在大材头上自己扛去吧。女的是绝不能扛的，无论是女儿，而还是孙女。
因此，人们拼命地生儿子。这是不是本地人重男轻女的由头？我也说不清。我想，也许现在该没有这一说了吧！
现在，哑巴小子扛着引魂杆，艰难地走在雪地里。头低着，肩膀头一拽一拽地抽泣着。看上去怪可怜的，心软的人落了泪。
此时，他也许知道，这是生他养他的父亲在阳世间的最后一刻了。
从此，他的父亲就像掉到沙漠里的一滴雨点，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不能给他在雪地里套鸟玩了，也不能在夏天扶他上马背了……
他应该知道的，因为他是一个“精哑子”。
8
这是我第一次看出殡。虽说没有悲哀，但是总觉得不像正月十五看花灯那样兴高采烈。
心里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人还会死。
又一想：是不是只有像“塌鼻虎”这样的人才会死；那些正常人，精明强干的人是不会死的。我们更不会死。
晚饭后，家里人谈论这档子事。奶奶长嘘短叹：“人生就这么回事，他没了，倒干净，可你大姨又要受罪了，唉！真愁死个人。”
“人活一辈子，像一场梦，这个梦要过好长时间。”四伯安慰。
母亲接和着：“人总是没觉着活就死了，谁也有一死。”
我是很听话的孩子，尤其是听妈妈的话。妈妈在我心中是唯一，妈妈说出的话在我这里向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虔诚的耶稣教徒相信《圣经》。
晚上，我睡不着了，又想起妈妈说的“谁也有一死”。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也有一死了！死了，就要离开妈妈，一个人怎么能没有妈妈呢？”
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孩子来说，离开妈妈，离开家，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最可怕的惨事。
……越想越精明，越想也越担心，甚至到了害怕的程度，几乎要流出眼泪来。
一边还盘算：现在七八岁，人究竟能活多少年呢？五六十年？八九十年？到100岁？谁也说不清。
不过，四伯说：“那都是以后的事，要过好长时间。”
这么一想，“死亡”与我们又遥远了许多。于是，没有先前那么可怕了。心里踏实了，便进入梦乡。
眼下，被称作“爷爷”的我，从未有“过了好长时间”的体会，也不知道，现在，我是在梦里，还是在梦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