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与海德格尔

1、相遇。以保罗•策兰为中心的诗人与思想构成了一个谱系，其中曼德尔斯塔姆和奈莉•萨克斯恐怕是最受珍视的，前者被策兰视为最重要的精神同道，后者则在与策兰的直接交往中相互支持并提供灵魂的慰藉。是这些相遇成就了诗人。 2、策兰与海德格尔。在这些相遇中，最为复杂的是策兰与海德格尔的相遇。策兰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海德格尔的纳粹党徒身份尽人皆知，而更加著名的则是他在战后的沉默。反犹主义即使在战后仍然不时沉渣泛起，伊凡•戈尔遗孀对策兰的剽窃指责更被策兰视为对自己的直接攻击，海德格尔的沉默于是便显得更为扎眼。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策兰几乎用心读过海德格尔的所有著作，在与那些著作的相遇中他印证和建构自己的诗和思想。这位比他年长31岁的思想家，不啻是策兰精神上的导师。当西奥多•阿多诺宣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之举”时，策兰在海德格尔著作中找到了诗歌合法性的基础。 3、三个小时。1967年7月24日至25日，诗人保罗•策兰在弗莱堡拜访了马丁•海德格尔。这是一次思想与诗的相遇，被许多人视为一次划时代的会面。期间，策兰拜访了思想家位于托特瑙堡附近的“山间小屋”，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二人独处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人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谈了些什么。海德格尔随后写道：“我们交换了许许多多的沉默。”策兰则写了一首题为《托特瑙堡》的诗，其中提到了长在山间小屋外面的山金车和小米草，水井和悬在水井上方的星形物，林中草地上零星的红门兰，以及那条通向潮湿的高沼地的圆木铺就的小路。此外，深受精神失常折磨的诗人还对这次会面给出了多种描述，根据这些描述，会面有时是令人愉快的，有时又是令人失望甚至憎恨的，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可能与策兰的精神状况有关。 4、自杀。1970年4月的一个晚上，保罗•策兰从米拉波桥上跳进塞纳河。策兰不是奥斯维辛幸存者中唯一的自杀者。另一位毕生以奥斯维辛为写作对象的化学家兼作家的普里莫•莱维于1987年自杀身亡。其他的自杀者，还有让•阿梅利和彼得•斯丛狄。被策兰尊称为“大姐”的诗人奈莉•萨克斯也终生生活在精神崩溃的边缘。耐人寻味的是，奥斯维辛的加害者们却少有自杀者。 5、奥斯维辛之后。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与诗这种东西或写诗这种行为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包藏着危险，那就是可能含糊了前者的非人性本质。就拒绝对奥斯维辛的任何含糊其辞这一立场而言，策兰与阿多诺是完全一致的，但策兰却不能同意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事实上，策兰所有的创作都与奥斯维辛有关：它们属于“奥斯维辛之后”。奥斯维辛之后，人将何为？另一个问题：“奥斯维辛之后”何以成为“奥斯维辛之后”？这是一个海德格尔式的问题；作为一个词语，需要获得海德格尔式的倾听：这一定是策兰无法忍受的。 6、复杂的遗忘。可以肯定的是，“奥斯维辛之后”之所以成为“奥斯维辛之后”，原因并不在于奥斯维辛的反人性本质。任何罪恶，如果没有被记住和反思，便不成其为罪恶。由于经历者理解力的局限或因种种原因造成的表达意愿缺失，野蛮力量对记忆和反思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扼杀，以及他者对道德责任的广泛放弃，遗忘，便常常发生了。我怀疑，除了生理意义上的遗忘之外，其他所有的遗忘都是故意的。在世俗的国度里，人们憎恶记忆。 7、所有人。作为一个事件，奥斯维辛内部是一片灰暗——如果不是黑暗的话——这与其是否罪恶无关。是在那之后一次次的言说，甚至接踵而来的死亡将它照亮了。策兰的人生被奥斯维辛分为两半，为了记住，他必须一次次从沉默中挣扎出来，发出“支支吾吾”的声音。他必须调动所有的经验和词语，除了个人的，还有犹太族群乃至全人类的经验和词语，最终奥斯维辛成为一个与“所有人”有关的事件，一道在人类心灵和历史中裂开的巨大缝隙。策兰写道：“我轻声的母亲为所有人哭泣。” 8、但愿我能渎神到死。当奈莉•萨克斯说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时，保罗•策兰说，“但愿我能渎神到死”。策兰不相信有一位有求必应的上帝，但在许多时候他的诗却是在对着神说话。《赞歌》： 再没有谁用尘土捏制我们， 再没有谁对着尘土念叨。 再没有谁了。 您当受敬拜，谁也不是者。 我等愿当着您的面 花样繁盛。 不管您 是否乐意。 我们是乌有 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一直会开放， 这乌有，这 谁也不是者的玫瑰。 我们的 雌蕊明亮如灵魂， 我们的雄蕊是天堂的炉灰， 我们的花冠 因我们在荆棘之上 歌唱的紫字而 显得红润。 9、面向死亡的文学。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丰足的文学和匮乏的文学，那么还有另一种文学，即面向死亡的文学。面向死亡的文学，就是面向死亡的生存。在这里，死亡即是绝对的虚无。这时候人们发现，言说是困难的，而困难首先来自于“对谁言说”。 10、倾听者。海德格尔写道：“匮乏时期的诗人：对着远去的众神的影子歌唱。”策兰读到了这句话并在下面作了标记。这句话的重心在于“歌唱”：众神远去，却从未离开。格肖姆•肖勒姆说：“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名字。”策兰同意这个观点。策兰无须同意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之后诗歌命运的断言，却需要众神作为倾听者。众神是第一位的倾听者，因为神无所不知，是一切记忆的保存者。同时，神是先于人类的受难者，盛放着所有的苦难。正是在一次次地面对基督的受难中，个体以及一个族群的受难得以确认，正如人性必须在神性的尺度下定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