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批评》序言（1929）I.A·瑞恰慈

罗少丹译

编者按 瑞恰慈二十年代在剑桥大学讲授诗歌，他采取了一个实验性的方法，得出了有趣的结果。瑞恰慈给听课者分发去掉署名的诗篇，要求写出评论交回。其结果是问题百出:杰作被评得一钱不值，平庸之作却受到赞美，诗歌评价中的各种困难因素都暴露了出来。

瑞恰慈说这证明我们日常读诗时，甚至批评家写诗评时，受到先人之见的强大压力:只要诗篇署上名，就提供了“与诗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无关的”大量其它因素:作者的声誉，时代的风尚，宗教或其它伦理道德原则的影响等等。

因此瑞恰慈建议新的“提高分辨能力”的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这就成为新批评的把文本孤立出来“细读”，以进行语义和结构分析的起点。我们从瑞恰慈的论述可看出，他对作者心理的追溯，和读者阅读心理的分析，都很重视。这和新批评派的立场很不相同，但实际上按瑞恰慈的方向不可避免地走向孤立于文本的批评法。瑞恰慈希望批评有更宽广的视野，但他对“心理陷阱”的种种过分的强调，对无法逃脱先入之见的夸张，给新批评之排斥文本之外任何因素提供了根据。

在构思本书时我为自己定下三个目的。第一，向那些对文化现状有兴趣的人们，无论是批评家、哲学家、教师、心理学家或仅仅是有好奇心的人们，介绍一种新的文献记录法。第二，向那些想知道自己对诗歌（或同类事物）有何看法和感受，为任何喜欢或不喜欢它的人们提供一种新技术。第三，为若干能比我们目前的教学方法更有效地提高分辨能力和提高对于所读所闻的理解能力的教育手段铺路搭桥。

为了第一个目的，我用了大量引文，均引自我作为剑桥等地的讲师而得到的材料。九年来，我作了一个实验，把印有诗的卷子发给听讲人并要求他们任意地写评论评这些诗。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我不透露作者为谁，而且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原作者也没有被认出来。

一个星期之后，我把这些评论收上来，我还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确保评论者姓名保密。因为只有通过保密才能使评论者得到发表其真实见解的完全自由。我留心不去影响他们对任何诗的褒贬。每次按附录所示的分组发下四首诗。我将在此用的诗亦见于附录。我通常总是暗示说，这些诗是任意地混在一起的，不过我的干预也就仅此而已。在下一个星期，我就花一部分时间讲这些诗，而多地则是读这些评论，或按我的说法，这些案稿（protocol）。

这一过程使案稿作者和讲者都吃惊不小，评论者发表的见解并非轻率，也不是读了一遍就动笔。我请每一个评论作者在他的案稿上记录下他“读”一首诗的次数，作为间接的暗示。假如他一次读了几遍，但只是引起并维持了对这首诗的一种反应或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所得的印象只是面前纸上的一堆字，那么这一次几遍就只算作是“读了一次”。我确信他们很好地理解了什么是“读了一次”。结果，记录下其阅读次数达十次之多的人在评论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几乎没有人对任一首诗的研究少于四次。总之，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诗得到了远比一我们不妨说在普通课程的多数选集中的作品更透彻的研究。这些案稿所以重要，正是由于这一彻底性，它是由我们要得出一些确定的、可表达的见解的愿望所决定的，同时这一彻底性的实现也是因为有了我安排的这一星期的时间。

这些评论者的身分必须交待清楚。大多数人是为了取得学位而攻读英语系的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读其它专业的，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在任何主要方面就因此而有何不同。还有少数是研究生。在听讲人中，也有一些是校外的人。听众中的男、女性人数大致相等。因此在下文中，“他”必须经常被看作是与“他和她”同义。案稿并不是非交不可的。那些下了功夫去写评论的人（大约60％）可以认为是出于对诗歌的异常兴趣而为之的。我尽自己所能比较了一下其他类型的听众所交来的案稿。从这一比较中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在我们目前的文化条件下可以轻易找到更高的批评辨别标准。无疑地，如果能为实验目的而把皇家文学会和英语学会委员会弄来的话，我们就可望看到在评论上，或至少是在风格上的更大一致性，以及对于测验中易出差错的地方的更为谨慎的处理，不过在关键的问题上，照样会有出人意料的情况。这一测验中的条件在我们日常与文学的接触中不会发生。即便是新出诗篇的评论者，也都照例有着诗人的相当多别的作品可供借鉴。编辑们经常抱怨说好的评论是如何难得。编辑们自己也会欣然同意评诗时没有任何线索是多么困难。关于本书中的文献纪录法就谈这么多。

我的第二个目的雄心大一些，也需要作更多的解释。它是一个总尝试中的组成部分，这总尝试就是对我们讨论问題的步骤进行修改。一些学科数学、物理学和描述性科学便是其中的几个以可验证的事实和精确的前提来讨论。还有一些学科商业中的具体事务、法律、组织机构和政治工作——可以凭经验和大家都接受的常规来处理。但是在二者之间有一大堆的难題、假定、暗示、想象、偏见、信条；有着一个漫无定则的信念与充满希望的猜测的领域，简而言之，是有着整个抽象的、关于情感事物的见解和争论的世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们最关心的事物都是属于这一世界。为了将这点说清楚，我只需以伦理学、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美学以及围绕自由、国籍、正义、爱、忠诚和知识等问题的讨论为例。作为讨论的论題，在诗的世界中的中心和典型，这既是由诗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传统上与诗相关联的讨论所决定的。因此，对于任何想诱捕到这中心地带里流行的见解和反应，以期对之进行研究比较，并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所谓人类主张、情感之自然历史的人来说，它可作为一个诱饵。

于是，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思想体系比较的实地考查记录。但是我希望它不仅介绍了一个当代思想、设想理论、信念、反应等等的有教益的集成，而且还能提出一个如何更好地控制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复杂成分的建议。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说明一下我希望它如何起到这一作用。

有两种方法可以诠释所有的表达方式，除极少数例外:

每当读到或听到任何不太荒谬的见解时，我们就会有一个倾向。只去考虑这见解似乎说了什么，而不考虑这位说话人的心理活动。这种倾向是那样地强烈和下意识因而一定是随着我们最初始的语言习惯而形成的。当然，如果发现这说话人是个骗子，那么这个倾向就会受到抑制，于是我们就无视他说了什么而把注意力转向了他说此话的动机或方式。但是我们一般立刻就试图去考虑他的话可能表示什么而不是考虑使他说此话的内心活动。我们说我们“了解到他的思想”，而我们的意思却并非说我们已从头摸清了在他内心之中发生了什么，而只是说我们进行了一连串的思考而最后好象是与他的思绪殊途而同归。实际上，我们是那样地渴望知道我们是否同意人家正在说的话，以致于我们忽视了说此话的内心，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使我们转念。

现在来比较一下试图“了解”精神病患者的疯话或梦呓的精神病学家对于言语的态度。我并非建议说我们应互相之间把别人完全当作“精神病例”对待，我只是说，对于一些论題和讨论形式来说，精神病学者的态度、他引导注意力的方法，他在解释上的条理或安排，远比我们的语言习惯通常强行使我们接受的方法更有收效，并导致双方间更好的理解。因为正常心理比病态心理更容易“了解”，而且用心理学家的态度对待一般的“说话情境”（Speech-situation-）比研究心理失常来能学到更多东西。

非常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简单的文字手段来描述这两种不词的“意思”。应该有一些象铁路标记“上行”、“下行”那样明确无误的方法可供使用，但却没有。相反，却不得不采用笨拙的、学究气的心理迁说法。不过，我将始终用一篇速记。在对那些案稿里得来的这堆材料进行处理的过程中，我将一直使用“陈述”（statement）这一词来表示（不管是真正说出的意思、或想说出的意思）最令人感兴趣的那些言论，我将把“表达”（expression）这个词用来表示那些在其中须考虑进写作者心理活动的言论。

将这一系列的差别区分作好之后，批评研究就有了新的重要性。但是这差别并不易为人注意到。我语言的习惯性太强了，以致最坚定的决定也要经常不断被打破当我们面对着看来是与我们的固有观念相冲突的看法时，我们的压倒一切的冲动就是要去反驳它，同它斗争，改造它，而不是去审查它。因此，批评史也象前面间接提到的那些中间区的学科的历史一样，是一个教条的历史，争论的历史，而不是研究的历史，而同所有这类历史一样，人从中所在要领教到的只是所有超出人理解力的无效的争论。我们只有了解到一个见解表达了什么，讲了什么，才能在诘难它时自己也有所收益。可是必须承认，我们目前审查见解的方法实在是不足得可怜。

所以，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改进这一方法。我们将看到关于诗的某一些方面的几百种见解，和一些本身有助于我们审查这些见解的诗。我们将有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可以去对一些在同一问题上截然不同的见解进行比较。我们将能研究那种可称为是相同的，而在不同人的头脑中又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见解。而且，我们还能从许多例子中看到当一个见解应用于不同的细节上或诗上时，它会出现什么问題。

所有这些的效果都是显著的。当开始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迷惑感过去之后（事实上它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就好象信步穿过了一座建筑并漫步于它的周围，而在这之前，我们只能在远处的一两个立脚点对它进行观望。我们对诗及其引起的见解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一个类似最普通的研究计划的文件可以草拟出来了，并且我们知道了当我们开始讨论一个新的題目，一首新的诗篇时，我们可以指望得到什么。

我最愿人们把本书看作是向另一种训练和另一种讨论方法迈进的一步。如果我们要弄明白案稿中一半的见解，我们在心理上就需有不少的可塑性。在我们比较、解释和推理过程中，一个轮廓图就会自然地明显化。其中标出任一特定术语或任一见解的现成套语中那可能具有的含混性所以出现的大概方式因为新讨论法的希望在于:对于一个术语的复义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另一个。穷究“感伤”、“真实”、“诚挚”等词在批评中的意思或“意思”本身的意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它论中的其它词，复义实际上是有系统的。一个词所可能含有的不同意义起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不是象一个建筑的各个侧面那样其关联有着严密系统的话。现在，某种可比之为透视图的东西可以拟定出来了，它包括了那些使我们在讨论中感到困惑并使我们不能彼此了解真意的各对等意义，同时它也能使我们能够控制和“安置”这些对等意义。也许每一个智者在考虑了这个问题后都会认为确实如此。大家都这样同意，但却没人来研究这一问，尽管在此事上，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进步，也会影响到整个人类思想和讨论的新领域。

在这一探究中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就是心理学。只要可能，我非常希望能得到来自一些心理学家的异议，而且最好是这异议能指出，这些案稿没有提供出使我们能真正了解到作者动机的证据，因此这整个调查都是在表面上的。但是，任何研究都应是自表面开始，而且心理学中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找到易于接近并可以单独分离出来供调查研究的事物。我确信这一实验的最大好处就是向我们提供了这一事物。要是我真想去测知这些作者潜意识的深度的话（我倒是乐于同意从这深处中能发现到作者的好恶），我就要为此而设一个心理分析学的分枝了。不过，如果一个人把犁插得太深，他显然是难以前进的。但尽管如此，奇怪的材料也还是出现得够多了。

作完这些解释后，读者在这几页里将无望见到什么争辩，却可望见到大量的分析，大量为改变我们的立足点而作的相当巨大的努力和大量相当复杂的导航术。事实上，导航使我们作为神游者，不论到了何地都能知道我们是在哪里的艺术是本书的主要论題。当然，本书的首要目的是讨论诗，讨论如何研究、欣赏、评判诗。但诗本身是人们交流表达的一种形式，它表达了什么、怎样表达的，以及它表达内容的价值就构成了批评的題材。因此，批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就是导航术的一种应用。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至今还没有一篇关于理智的艺术和科学以及关于情感导航术的论文因为逻辑看起来可能是适用于这一领域的一部分，实际却几乎并没有触及到它。

把改进交流表达说成是所有批评方面的努力、所有的解释、欣赏、生张、褒贬等等的唯一目的，这恐怕象是个夸张，但在实践中确实如此批评法则中的全部装备都是使交流表达更臻于细腻、准确，具有更强的辨别力的一种手段。的确，批评有其评价方面的工作。当我们把一个交流表达上的难題完全解决，当我们极好地得到了经验，得到了与诗相关的心理条件，我们仍必须评判它，决定它的价值。但这后一个问題几乎总是使自身得到解决；或不如说是我们内在的本性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本性为我们决定了这一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得到“相关的心理条件”，然后来看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好是坏，那就很难说原理无论它多么精炼、准确是否对我们有很大帮助了。如果原理无法收纳进经验，那就对我们毫无帮助。只要我们想想在教学中的批评准则，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唯有通过交流而表达出有价值的东西，价值才能得到阐明。

事实上，对批评原则需要谨慎地加以对待。它们绝不能取代分辨识别。尽管它们能帮我们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几乎从未有过一个批评尺度、原则或法则不是智者有用的向导和愚人头上无情的鞭子。所有批评方面的伟大格言，从亚里士多德的“诗是摹仿”到“诗是表达”的教义都是些含混不清的指示，不同的人按着这些指示纷纷走到极不同的终点我们将看到，即使最为深刻的批评原则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批评上的无知的掩饰物。而在一个最为琐细或无根据的概括里，也可能实际上隐藏着极有洞察力的判断。任何事都取决于原则是怎样应用的。令人担忧的是，哪怕是最好的批评准则，也往往是更多地同错误判断而不是正确判断相关。因为忘掉这些准则中微妙的意义、大概其地应用它们远比记住它们、精确地应用它们容易得多。

人类反应的惊人的多样化使任何对这些摘录的过于系统化的方案变得更乏味。我想介绍足量的摘录来把这情境具体地带给读者，而到了第三章诸节中，我再作些认真的尝试，试图去解决案稿作者们所与之斗争的各种困难。我将一首诗一首诗地进行，以潜藏在每一个见解方面、趣味方面、性格方面的冲突之中的戏剧性来作这个安排整理工作的指南。不消说，并非所有的诗都以同等的程度而带来同样的问題。在多数诗中，某个很突出的难題，某个特殊的使内心中产生分歧的诱因占有比其它因素更重要的地位。

所以，多少有点武断地在此把不论什么读者在任何诗中所可能碰到的主要困难列成一表还是有便于事的，关于列这个表的启发还是得之于对这些案稿本身的研究。这表是按一定秩序列成，从最简单的、属于小孩子的问、有效阅读中的困难一直到批评中最谲诡莫测的、最纷乱而迷惑人的題。如果其中有些困难看起来简单得不值得讨论，我恳求那些禁不住要藐视它们的读者别轻易作出决定。我的部分目的是引证，我有信心来证明:简单的困难就是那些最需要对之加以注意而实际上却极少受人注意的困难。

无论如何，我们就要谈到一些可能是存有更大疑点的问题，对这些问題，或多或少地带有真知灼见的辩论仍在继续进行着，而我们最后会遇到无人将妄称是已解决的问題和一些到了末日审判也扯不清的问题。本杰明·保尔·布拉德（ Benjamin Paul Blood）的话颇值得传诵:“有什么结论还要我们对之下结论？”

以下这些困难看来是批评中的主要困难，或至少是我们在此最经常要考虑的困难:

A.首先必然出现的困难就是了解诗中那平易朴素的感觉。本实验所带来的最为令人不安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情况，就是很大一部分中上水平的读者（当然，在若干实例中还有热心的读者）没能把它作为一个陈述或一个表达来理解它，这种情况经常地、一再地发生。他们没能看出其作为一联串普通的、易懂的、与任何更为深远的诗意相分离的英语句子中那种散文的意味，没能看出其简单的、明显的意义。同样，他们也误解了其感情、其韵调以及其目的。他们总是在复述之中歪曲它。就正象一个学童不能解释一篇凯撒的文章一样，他们也没能解释它。我们要认真考虑在不同例子中这一失败的效果的严重性。它并不限于一个班的读者或是那些我们会猜想是测验中被淘汰的人。而且，让我们上当的也并非都是最深奥的诗。我们不妨写下这个严峻的事实，就写下这一回:没有人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避开在批评中的这一危险或其它任何危险的能力，就连最著名的学者也不行。

B.与释义上的困难相平行，然而又不无关联的就是美感欣赏上的困难。即使是当人在默读时，一连串的词也会以某种形式而为其内心所听到、所诵出。它们具有一种运动，可能还有一种节奏。在一个能（通过感觉联系、理智上和感情上的洞察力）自然地、即时地感觉出这一形式和运动的读者，与一个或是对此漠然置之、或是吃力地建立着这种感觉联系，同时还急不可耐地掐指算其收益多少，并以手指敲击桌面凡此种种的读者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鸿沟，而且这一差别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结果。

C.接下来的是一些与意象的地位有关联的困难，主要是读诗当诗人与读者双方花在诗上的劳动在比例上出现这种可悲的再分配、或有出现这种再分配的危险时，我们就需要警惕起来避开这个陷阱与陷入这个陷阱的人都同样可能犯判断不公的错误。

F对于滥情这一危险在此无须多说。它是一个反应的分寸问題。在某些感情动向上，这种过度的敏感是一个赛拉，而其卡里勃迪就是

G抑制。它同滥情一样，是一个确定的现象，尽管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更多的研究并被挂上了硬心肠的招牌。但是，对二者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孤立地加以考虑。

H信奉教条是作为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題出现。许多诗一宗教诗就可引以为例——看起来都包含或暗示了关于世界的种种或对或错的观点、信念。要是情况确实如此，那种种关于诗的价值的看法，其自身的真实价值又何在呢？即便说事情并非如此，如果诗中并非真包含或暗示了什么信念而是它只在人不带诗情而读诗的情况下才表面看起来如此，那么，读者对于自己给诗的评价所抱的确信态度（如果他有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诗难道给了我们任何消息，告诉我们如果不如此，原因何在，或如果如此，又是怎么一回事了吗？在这个问題上的困难就是一个使头脑错乱或出现时此时彼的判断的祸根。

I现在我们要说到一系列与前不同的困难，我们必须注意到技术上的先入之见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按某种方式很好地做过某事之后，我们就倾向于希望在将来以同样的方式来作类似的事，而且如果作得不一样的话，我们就会失望或认它不出了。反之，如果一种手段被证明是不适用于达到某一目的，那么人们就往往会开始怀疑它是不是也不能适用于其它任何目的。这两例全是错把手段当成目的了。每当我们以手法上的细节如何来从外部评判一首诗，我们就是在把手段置目的之上，并且（这就是我们对诗的起因和结果的无知）我们如果不犯更大的错误就已是万幸了。我们必须力求不要凭头发如何来评判钢琴家的优劣。

J最后，总括式批评的那些先入之见，（即由于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理论的作用，而对于诗的性质和价值事先规定下的要求）没完没了地总插入到读者与诗的中间，这在文艺批评史上表现得够充分了。这些先入之见就象是个令人沮丧的营养配方一样封了人的口，不叫他吃他最想吃的东西，哪怕这东西就在他唇边。

这些困难，正如我们将评论的那样，互相之间不无牵联，而且实际上它们是互相重迭的。也许本可以把它们收在更多或更少的条项之下。不过，如果我们丢开某些极端的曲解和个性倾向比如盲目的自我陶醉或卑躬屈节的自我菲薄也就是暂时或长期的自我感情的心理偏差），丢开精力的过分集中和精力的过分消耗，我确信，将多数在读诗和评诗中的主要障碍和失败原因用这十条来概括还是绰绰有余的。但在这里，它们仍嫌太粗略，不足以对此作出评判。

与其说是凭分划得当，倒不如说是靠碰运气，一般说来，每一首诗结果都是在让广大读者去应付前面所指出的诸困难中的某一个困难。于是，有洞察力的批评家们就抱着一种赌博式的兴趣来推测在每一个例子中，不同见解之间的界线在何处会消失，而根据什么考虑这界线又会偏转等。在下文中，除了摆出这各色各样的见解之外，我将别无其他尝试。至于对诗和这些见解的阐述，以及我对这些争论上倒霉的话题所作的诗性价值方面的审断将被推迟靠后。

在此，本书很自然地会受到怀疑。在我作完一次演讲后，就不时有某些怀疑论调出现，说这些案稿摘录并非全都那么真实。有暗示说某些摘录是我自己为便于说明某一问題而杜撰出来的。

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案稿是经过纂改的里面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加进去的。在一些重要地方，我连拼写和标点都没作改动。然而我还有一个可能被指为是作弊的地方，那就是在选择案

稿上的偏见。显然，由于篇幅，同时也为了尊重读者，不多占用他们的时间来麻烦他们，因此我就没能印出我的全部材料来，唯有对材料擅作选择一法尚属可行。只要我稍弄手段，这选得的材料就可能会给人以别的印象。我只能说我是一直在警惕自己，力求公正。我还应该说一下:我用得最少的那部材料全是些荒唐的、暖昧的、含混的、骑墙式的、亦此亦彼的见解。如果不是读之无益的话，我就会多添一些这类材料了。

选自IA·瑞恰慈实用批评，1929（.a.Richards9 The Practical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