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遗忘

阿伦特曾言：“回想过去和从消散中收聚自我在这里等同于‘忏悔’。引导我回忆、收聚和忏悔的不是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而是对存在源头的追寻，追寻‘创造我’的太一（the one）。由此，记忆超出了跟动物共有的感觉能力，逐阶上升，趋向‘造我的天主’，最后到达‘记忆的营地和宫殿’。”

与记忆相对应的是遗忘，但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所言，遗忘并非纯粹“消极性”的心灵生活，而“遗忘研究给历史学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历史：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我们无法了解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认为不应该或不值得为后人所了解的。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固然可以称为失忆（amnesia），或曰历史记录的空白，但这种失忆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遗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积极行为的结果，是符合前人预期的。”

吴乃德在一篇讨论二二八事件的文章曾如此谈及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关系：“为了和民族当前的想象和渴望产生共鸣，历史记忆必须加以剪裁。‘记忆’和‘历史’因此经常不完全重叠。‘集体记忆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甚至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对某一个事件作历史性的理解，是了解其复杂性，是从疏离的立场、以不同的角度加以观看，是接受其道德的模糊性。集体记忆则将历史中的模糊加以简单化，甚至加以消除。’可是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同时，模糊的历史记忆或能点燃某些人的热情，却必然失去对其他人的号召。由于不同族群、不同立场的团体具有不同的历史经验，模糊的历史必然无法成功地营造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共同的历史记忆却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或许——只是或许——如某些历史家强调的，‘除非历史记忆以学术标准为基础，否则我们对记忆的责任只是一个空壳。’”

吴乃德聚焦的是“模糊的历史记忆”和“道德的模糊性”，前者是指历史被裁剪、压制、刻意引导、遗忘等之后形成的“笼统印象”，而后者是指人在具体的历史变动之中其实很难给其行动一个道德上的裁断，这隐含的一个预设是历史书写者并非“全知全能”，所以他对自身在道德、价值和趣味上可能的偏向，以及这种偏向可能导致的对历史认知和历史阐释的误导，应该存有一份冷静的反省。史华慈曾说，历史研究永恒的困境就是得面对“人的不能全部破解的存在意义上的复杂性。”

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王鼎钧认为历史写作不应该仅仅是“自传”，而应该是以自我为媒介来为自身“受想行识”的时代立此存照，尤其是为“一代众生的存在”以及20世纪“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留下可靠的记忆。

王鼎钧在南京时曾与苏北、鲁南的难民相处过一段时间，他对于中共土改的具体运作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我和难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们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图形。中共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它先彻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人要维持尊严，第一把某些事情掩盖起来，第二对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释，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脱裤子’，脱掉他的裤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财产，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划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

前述是两党对地方精英的态度和方式的差异，而对于青年学生而言，王鼎钧在书中着墨也不少。在他的记忆中，左翼文学的叙事，对于处于苦闷中的青年寻找人生和国家的出路形成了一种极有吸引力的叙述。据其回忆，“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文学如何与政治结合形成一种对青年人的影响力，王鼎钧也有深入的洞察：“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而左翼文学在青年读者那里召唤出来的集体心态，王鼎钧也始终记忆犹新：“这些大作家以及他们的诠释者、鼓吹者，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他们咒诅权力财富，制造困局，显示改进无望，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王鼎钧认为，正是这些牵引人心的左翼图书和读书会，与中小知识青年在大时代的命运的碰撞，才激发出波澜壮阔的学潮。学潮塑造英雄如书中所云的于子三，但更多的青年学生却在学运中丧失学业、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在王鼎钧看来，青年是内战时期两党争夺的对象，也是两党争相利用的工具，这一段话无比沉痛：“‘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时，早有人为你准备好墓志铭。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如果是现在，我会说，学潮由中共授精，国民党授乳。”在政党与青年之间，王鼎钧选择站在青年一边，而在弄潮儿与沉默者之间，王鼎钧选择站在沉默者一边，在历史事实与人文理想之间，王鼎钧选择站在理想这一边。

人类学家王明珂曾经指出：“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人群，都在争着述说自己的过去，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以抹煞他人的记忆。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可以向社会宣扬自己的过去，有些人的过去被社会刻意发掘、重建。这是对过去的诠释权之争，也是认同之争，权力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