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essing Values in Conservation Planning: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Choices（1） / Randall Mason
“保护规划中的价值评估：方法问题和选择” 第一部分（文章比较长）
（粗略浅显的翻译 可能有翻译不全或简要归纳过的地方）
此篇源于Getty 2002年出版的《Values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Research report》，是2000年经济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会议报告的第一篇文章。getty的报告通常由第一篇或第一部分的文章来进行主旨的介绍和 观点的铺陈，将读者带入语境。此文亦是如此， 为整个报告的前提假设进行了说明——遗产保护是一项社会活动、承认遗产价值的多样性、提倡多学科参与；并提供了一个价值分类的新的大致框架。
本报告旨在介绍文化遗产评估中的经济方面的相关价值评估以及经济学家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实际方法，通过阅读也能感知随着遗产定义的扩展，越来越多领域的专业人士提出了自己对遗产价值的理解，作者们指出了这些领域之间协作和潜在挑战 。
相似的且同时期的一本报告是《Values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同样是getty的遗产保护项目成果。
虽然价值被广泛认为是理解和规划遗产保护的关键，但如何在规划和政策的背景下去实际评估整个遗产价值的知识却很少。本文旨在探讨保护规划和管理中的价值评估。通过将不同学科所见的价值和方法问题与保护规划和政策问题联系起来，为本卷的其他文章提供一个语境。
从方法论上讲，遗产价值的评估非常困难。问题源于1）遗产价值的多样性(有很多种价值-文化、经济、政治、美学等等-还能叠加或竞争)；2）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受到环境因素的强烈影响 (如社会力量、经济机会和文化趋势)；3）这些价值、评估价值的各种方法和工具有时会发生冲突 (如用于不同的学科和专业)。
所有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模式都包括一个步骤，在这个步骤中，相关的地点或建筑物的重要性得以确立。通常，专家根据有限的既定标准来确定其重要性。作为对这一方法的替代，本文主张对遗产的所有价值进行审慎、系统和透明的分析评估。
为了规划和管理的目的，价值评估面临三个步骤:确定遗产的所有价值；描述；对不同的或冲突的价值进行整合和排序，以便为不同的或冲突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供解决方法。
本文探讨了价值评估的相关问题、方法和工具，其目标是为选择合适的方法(策略)和工具(任务)来评估遗产价值提供指导。本研究目标的实现源于目前保护领域并不精于衡量遗产的所有价值。
本文从保护规划中有关价值评估问题的若干前提出发：
1） 遗产保护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而不是简单的工程实践。它包括实质性干预行动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活动。
2）文化遗产的环境，如社会、文化、经济、地理、行政等各方面，应与文物/遗址本身同等重要
3） 价值的研究是了解遗产保护的背景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有用方法
4）遗产的价值在本质上是多样的，而且它们经常是冲突的
5） 传统的价值评估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艺术史和考古学专家的观点，基本上是通过单一学科的方法来应用的。
6） 对经济方面的价值考虑（这是形成遗产和保护的强大力量），超出了保护专业人员的传统范围，这与文化价值的融合是一个特别的挑战。
7） 任何单一学科或方法都不能对文物价值作出全面或充分的评估，因此在综合评估遗产价值时应结合不同的学科方法。
8） 保护管理和规划应采用一种包容的策略，在过程中运用不同的学科，并纳入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观点和意见
9） 对遗产价值更全面的评估并整合不同的价值，将有助于更好、更可持续的保护规划和管理
10） 更有效的保护规划的检验是它对利益相关者、社区和当代社会需求的响应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中，将探讨四个特定的问题(与在保护规划过程中遇到问题的顺序相同)：
- 识别描述价值：如何以一种与所有相关学科和利益相关者相关的方式来识别和描述广泛的遗产价值？
- 评估文物价值的方法问题和策略：有什么方法、策略和特定的评估工具可用于评估遗产价值？
- 激发遗产价值的工具：在过程中，包括具体的价值评估阶段，如何接纳与遗产有利害关系的各方的意见？
- 整体评估和指导决策：一旦明确了遗产价值的范围，它们如何能够为决策提供信息？
识别描述价值
作为对价值评估具体讨论的前奏，本节深入探讨作为遗产保护指导思想的价值概念。核心前提之一是“values”视角/观点对阐明保护和管理规划问题的有用性，并使活动更有效。
- 保护活动中的价值
“价值”最常用于以下两种意义之一:1.作为道德、原则或其他指导行动的思想(个人和集体)；2.关于事物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特别是积极的特性(实际的和潜在的)。本文涉及“价值”的第二种定义。这是一个人类学的角度——与保护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规范的艺术史观点相反——它更在于理解与遗产相关的全部价值和评估过程，而后者则优先考虑艺术和历史价值。
价值意味着有用、有利益。遗产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一项智力事业，而在于(作为物质文化的一个方面)它在社会中起着有用的、象征的和其他功能。下面，随着对不同类型遗产价值的描述：
在物质遗产的范围内，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引发了一系列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是有意义的且合理的，其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遗产地点、建筑或物体，有许多不同的价值归属于它——遗产是多价的。以一个假设的老教堂为例：它是一个有精神价值的礼拜场所；它具有历史价值是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或者仅仅是因为它很古老)；它具有美学价值，因为它是美丽的，是一件优秀的建筑作品；它作为不动产具有经济价值；作为某种社会秩序的象征，它具有政治价值；等等……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价值对应不同的涉众或专家。这种多价值性是遗产的一种基本性质，如下文所述，从逻辑上说，这是一种多元化、折衷的价值评估方法。
关于遗产价值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它们是偶然的、随情况而改变，而非客观地给予的。遗产的价值并不是简单地被发现、固定且不变的，这都是保护领域的传统理论(即，即文物价值是固有的概念)。价值产生于人工制品及其语境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来自人工制品本身。因此，价值观只能在社会、历史甚至空间环境中被理解。传统来说，专家们通过对遗产分析，将其作为一件艺术品或过去的记录来阐述其价值。直到最近，保护领域才开始考虑诸如经济、文化变化、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等因素，且并没有被完全考虑。
价值从何而来？这一直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遗产的物质文化应该被认定为具有某种内在价值吗（不变且普遍的）？或应该将遗产价值视为从根本上和本质上是外在的，并由该对象、建筑或场所的各种社会背景构成？答案似乎介于两者之间：价值是在思想和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形成的。本研究采用的观点借鉴了这两个极端。一方面，根据定义，任何被指定为遗产的东西都会有某种遗产价值(除了价值主要是历史的、艺术的、社会的)。换句话说，任何被定义为遗产的东西在本质上和同义上都具有某种遗产价值(尽管这种价值的性质并不是本质上给予的)。另一方面，偶然的/建立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了对象本身之外的价值形成因素，强调了价值形成的重要社会过程。认识到遗产价值的基本偶然性，但并不将某些普遍存在(或几乎普遍存在)的价值的可能性排除。这些社会建构的价值，视为普遍是因为它们被广泛接受，而不是因为它们是客观事实，例如金字塔。
- 价值分类
目前的实际问题是:如何以一种①告知政策和规划决策②与所有相关学科和利益相关者相关的方式，来识别和描述广泛的遗产价值？
传统上，遗产保护的价值有两种对待方式：①有一种价值占据了主导地位，掩盖了其他方面的考虑；②价值被视为一个black box，遗产价值的所有方面都被分解为“重要性”。第一个处理是有问题的，因为价值的完整类别可能被先验地排除。例如，如果允许一个历史遗址的经济使用价值占主导地位，那么使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旅游活动很快就会掩盖或侵蚀这些景点的历史价值（游客流量破坏了历史语境，甚至会破坏资源本身）。第二种处理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将所有的价值都压缩成一个重要的集合陈述时，不同类型的遗产价值被神秘化了，或者被认为是次要的而因此被忽略。例如，一个历史悠久的教堂或清真寺，它被归类并被世俗的公众主要的理解为一个/一群具有历史或艺术意义的建筑，这掩盖了另一种作为一个神圣的礼拜场所的重要价值。在宗教建筑的艺术价值上寄托了过多的意义判断，宗教崇拜甚至音乐表演的其他(次要)价值就会受到侵蚀，即使同时保存所有的这些价值并不困难。
价值有很多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要想更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就必须以一种清晰、有效、中立、一致的方式来界定不同类型的遗产价值。 遗产价值类型将是一种有效的指南，将使保护的利益相关者更接近于拥有一种可以表达和讨论的通用语言。通过“类型”的使用，重要性将分解为各种遗产价值的组成部分的框架，可以更有效地表达和比较专家、公民、社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观点。
任何试图分解和描述某一特定遗址的价值的努力都会遇到概念和实践上的困难。遗产价值不同的表达，就历史关联、艺术价值或金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相同的品质通过不同的眼睛看到不同表达。例如，艺术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单位和标准并不一定可以转译或比较。除了在认识论和表达方式上的这些差异外，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特定类型价值的评估方式也存在真正的差异。例如，由经营和拥有遗产的公司评估的经济价值而非住在附近村庄的普通居民。定义价值的第三个困难在于价值在某些方面总是在变化，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遗产的本质和社会属性的一部分。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遗产价值不能像化学家分析和分解化合物以确定其组成部分那样被客观地测量和分解。
虽然文物价值的主观性和偶然性使我们难以建立一个清晰的价值评价框架，甚至难以对价值进行命名(类似于化学家的元素和化合物)，但这也正是我们在文物保护规划和管理中评估及整合不同文物价值所需要的。因此，价值的概念需要在类型学中被分解和定义。通过在本节的其余部分中提出一种类型，我们希望强调其临时性质。并不是说类型将适用于所有的地点和情况，它只是试图创建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当对它进行修改后便可以在各种遗产规划情况下构建。
类型的实践方面也应讨论。建立价值的类型将有助于讨论及了解文物保护工作中不同的评估程序。最终可以指导从业者选择适合多种遗产价值的评估方法。类型学也构成了一级研究工具，对知识进行排序和组织，使研究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使从业者不必不断地重新发明工具。使用一种共有的价值类型的好处是，它使不同项目的评估具有可比性。这是保护规划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为许多类型的遗产项目之间的比较建立一些基础，并得出适用于许多不同情况的最佳实践指导。最后，类型既是一种分析工具，也是促进更广泛参与规划过程的一种方式。
鉴于目前为止概述的概念复杂性，就遗产价值的类型学或命名法达成一致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几乎每个对遗产感兴趣的人——公民、学者、作家、专业人士或组织——对如何描述遗产的这些特征都有一个略微不同的概念，都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出的。由不同的学者和组织设计的遗产价值类型的抽样在表格中总结。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描述的是同一个派，但切片的方式略有不同。
类型学分类含蓄地贬低了某些价值，提升了其他价值，或以牺牲其他价值为代价，在某些价值的培养过程中出现了冲突。例如，在《布拉宪章》中，经济价值被最小化，因为它们被视为源自文化和历史价值，因此被放在次要位置。
显然，有几个不同的，如果不是完全可分的遗产价值类别——经济，历史，精神，政治，教育，美学，艺术。如果要示意这些价值图解，那么即使在诸如Frey(来自经济学)和Reigl(来自艺术史)这样不同的框架之间，也会有大量的重叠。在英国遗产最近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论文中提出的类型学可能是最全面和平衡的(English Heritage 1997) 。这个分类很好地指向了保护实践，因为价值分类关注的是遗产如何被使用和评估(偶然地，由精英和专家以外的人)，而许多其他类型更多地与鉴赏力和专业价值产生共鸣，并受到遗产内在价值观念的强烈影响。
人们常常把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作为两种主要的遗产价值概念加以区分。这一区分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研究与保护最相关的价值相关问题的出发点。然而，坚决捍卫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分离是站不住脚的。经济行为不能超越或脱离文化，文化的定义是共同生活的方式或传递的态度和行为。事实上，在许多社会中，经济是最主要的(次)文化共存方式之一。
然而，经济-文化的区别是广泛共享的，并仍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方便。经济和文化的区别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①它突出了私有化和市场逻辑对社会生活越来越多领域的影响，这是当代最紧迫的社会问题；②它与传统的关于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以及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关系的争论有关；③也许对我们目前的目的最重要的是，经济和文化领域代表了对价值和评价这一主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观点。
- 暂定的分类
表格中所示的临时类型既不详尽也不排他，只是作为出发点和讨论点（任何价值类型学都只应作为起点，价值类型必须针对每个项目进行调整和修订）：
社会文化和经济这两大类实际上并不是指不同的、离散的价值，而是理解和标记相同的、普遍的遗产价值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表中每一列帮助标识的价值之间存在大量重叠。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用于阐明它们的非常不同的概念框架和方法。关于社会文化价值观组内的各个子类别也是如此，它们不是明显的和排他的；事实上，它们的重叠非常广泛。但“经济价值”中的子类别则是相互区别和相互排斥的。
社会文化价值类
社会文化价值是一个物体、建筑或地点的保护价值的传统核心，因为它对人们或社会群体有意义，因为它的年龄、美丽、艺术性，或与重要的人或事件的联系，或(其他)有助于文化归属的过程。下面概述的社会文化类的价值类型是重叠的。例如，被定义为具有精神/宗教价值(会众持续使用历史悠久的教堂)也可以被定义为具有历史价值(历史上几代人在教堂礼拜，并在周围社区的发展中发挥作用)或艺术价值(建筑和家具的特殊设计)或社会价值用于非宗教聚会，如假日音乐会或施舍处)。虽然这些用途是密切相关的，但重要的是要把它们理解为不同的价值，因为它们对应着不同的遗产价值概念化方式，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因此也对应着不同的管理或保护决策基础。请注意，政治价值没有单独的类别。因为，所有遗产的价值实际上都是政治性的，它们是决定遗产命运的权力斗争和努力的一部分。当涉及到遗产保护的决策、政策时，价值占据了中心位置。
历史价值：历史价值是遗产概念的根源。一个场所传达、体现或激发对过去的联系是遗产对象的基本性质和意义的一部分。历史价值的积累有几种方式：遗产材料的年代，它与人或事件的联系，稀有性和/或独特性，技术质量，档案/文献潜力。
历史价值有两个重要的子类型值得一提。教育/学术价值也是一种历史价值。遗产的教育价值在于未来可以通过考古或艺术家对遗产中所包含的历史记录的创造性诠释来获得关于过去的知识。艺术价值则是一种基于对象的独特性、最好性、典范性、个人作品性等的价值，也是一种历史价值。
文化/象征价值：历史和遗产是所有文化的核心元素，是思想、材料和习惯的传承，所以文化价值就像历史价值一样，是遗产概念的一部分。所有的遗产都有文化价值。文化价值被用来建立文化的联系，可以是历史的、政治的、种族的，或者与其他生活方式相关的(例如，与工艺相关)。正如在这种类型中所使用的，文化/象征价值指的是那些与遗产相关的共享意义，严格来说不是历史的(与一个地点的年代和意义相关)。
政治价值——利用遗产建立或维持公民关系、政府合法性、抗议或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象征价值。这些价值来自于公民/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来自于文物遗址激发建立公民社会的积极思考和政治行为的能力。政治/公民价值可以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也可以源于对遗产如何创造和演变的研究和理解，以及对谁塑造了环境的认识。与所有遗产价值一样，政治价值可以通过积极的视角被解读为是公民社会的关键贡献者，或者，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政治工具，用来强化民族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
与工艺相关的价值往往是遗产的重要方面。建筑体现了设计和制造的方法，与制造和建造过程相关的价值常常与(或迷失于)更静态的历史或美学价值相分离。
这个类别也包括被用来刺激少数民族群体的身份认同的遗产价值，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群体没有很强的宗教色彩。
社会价值：社会价值的概念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密切相关，社会资本是社会科学和发展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概念。从广义上讲，遗产的社会价值促进了社会联系、网络和其他关系，而这些关系不一定与遗产的核心历史价值有关。一个遗址的社会价值可能包括使用一个遗址进行社会聚会，如庆祝、市场、野餐或球类活动，这些活动不一定直接利用遗址的历史价值，而是利用公共空间、共享空间的性质。由这些价值观加强和促成的社会群体可以包括一切，从家庭到社区群体，从种族群体到特殊利益群体(如观鸟者)。
社会价值还包括遗产价值的场所依恋/场所精神（place attachment）方面。地方依恋是指社会群体(无论是非常小的地方群体，还是国家规模的群体) 源于其本土特有的遗产和环境特征中产生的社会凝聚力、身份认同或其他归属感。
精神/宗教价值：遗产地有时与宗教有关或充满宗教色彩。这些精神价值可以从有组织的宗教的信仰和教义中散发出来，但它们也可以包含世俗的惊奇、敬畏等体验，这些体验可以通过参观遗产景点来激发。
美学价值：审美价值被普遍认为是社会文化价值的一个范畴，尽管它涉及的范围很广。美学主要指的是遗产的视觉品质。长期以来，对美、崇高、废墟以及广义上的正式关系的品质的许多解释，一直是将事物和地方列为遗产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建筑、物体或场地的设计和演变可能是审美价值的另一个来源。也有人认为美学的范畴可以更广泛地解释为包括所有的感觉:嗅觉、声音、感觉以及视觉。因此，遗产可以被视为有价值的感官体验，它提供。审美价值对幸福感有很强的贡献，可能是社会文化价值类型中最个人化的。
经济价值类
经济价值是社会识别、评估和决定事物相对价值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大卫·斯劳斯比、苏珊娜·莫拉托和马斯米里亚诺·马赞蒂在这卷书中所写的论文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经济价值与上文所述的社会文化价值(历史、社会、美学等)有很大的重叠，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是用经济分析来衡量的。换句话说，经济类价值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概念化的(根据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与用于社会文化价值的叙事认识论是不可通约的)。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个人消费者和企业选择(效用)的视角来看待的价值，通常以价格来表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价值都是以市场价格来衡量的。根据定义，来自遗产保护的经济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反映集体决定而非个人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因此不被市场价格衡量所反映。在价格(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私有价值)和影响资源分配决策的因素(在市场外集体持有和提供的公共价值)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解决这些差距是研究工作的目标之一。因此，需要一套多样化的经济估价方法来填补私人/市场价值和公共/非市场价值之间的差距。在本卷中，Mourato和Mazzanti总结了这里所概述的不同的经济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得出的主要区别与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有关，这与通过市场和市场之外衡量的经济价值类型相对应。
使用价值（市场价值）
使用价值是最容易被指定价格的市场价值。利用物质遗产的价值是指从物质遗产中流出的商品和服务在现有市场上可以交易和定价。例如，历史遗址的入场费、土地成本和工人工资都是价值。因为它们是在市场中交换的，所以这些价值可以很容易地用价格来表示，而且它们容易受到经济学家的影响，他们使用许多基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分析工具。
非使用价值（非市场价值）
非使用价值是指没有在市场中交易或被市场捕获的经济价值，因此很难用价格来表达。例如，许多被描述为社会文化价值的品质也是无用的价值。它们可以被归类为经济价值，因为个人愿意分配资源(花钱)来获取和/或保护它们。
经济学领域将非使用价值描述为源自遗产的公共产品品质，即那些非竞争性的品质(一个人的消费并不排除另一个人的消费)和非排他性的(一旦向任何人提供了商品/服务，其他人并不排除消费它)。一个公共考古遗址会非常清楚地展示这些特质。市场无法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非使用价值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困难的方法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非使用价值是看待上面描述和区分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另一种方式。可以说，社会文化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是切蛋糕的两种方式。
非使用价值通常被分解成以下几个密切相关的类别(它们并不是详尽无遗的)，以便准确地确定哪些遗产的性质能够激发经济决策：
存在价值:个人对遗产项目的价值仅仅在于它的存在，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体验或消费它的服务。
选择价值:遗产的选择价值是指一个人希望保留在未来某一时间消费遗产服务的可能性(选择)。
遗赠价值:遗赠价值源于遗赠遗产给后代的愿望。
ps： 内在价值
这里提出的类型是如何与关于遗产的内在价值论点以及环境保护中相对于自然的论点相一致的？这种类型的前提假设是，价值从根本上是偶然的，换句话说，价值是在社会和空间上构建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某些遗产的价值是内在的(如果不是固定的或绝对的)？即，某种历史价值是被认定为遗产这一概念固有的？遗产保护的这种内在价值论证类似于环境保护的内在论证，通过这种内在论证可以假定自然特征(野性)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观点与遗产领域的真实性概念相平行，后者假定某种历史价值是由一些真正古老而真实的材料所固有的(真实是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并承载着这个见证的权威)。因此，如果能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历史价值就不可磨灭地确立了。
方法问题和步骤
上文断言，价值和估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技术解决办法的影响。价值植根于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关系中。因此，设计价值评估方法论、方法、程序和工具的实际目标不是寻找单一的最佳答案；它也不是为了产生客观性、技术精确性或有效的保护规划的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相反，对方法论（关于产生知识的过程）的重视将带来有关的信息会使这一过程具有透明度，并将有助于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更广泛和有意义的参与的目标。
论文的这一部分提出了一些关于评估遗产价值的方法学策略的问题，接着讨论了一些已经或可能用于评估的工具。在对这些可用工具的调查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保护领域具有从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借用或采用已证实的价值评估方法的巨大潜力。
在描述特定的方法和工具之前，应该回顾一下方法和工具选择背后的一些战略问题。本节重点介绍这四个问题：
1） 价值评估活动的一般问题和状况
2）价值评估的定量和定性方法，以及它们之间在认识论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
3） 需要一种灵活结合多种评估工具的工具箱方法来进行遗产价值评估
4） 利益相关者的确定和广泛认可的参与问题
- 一般问题和状况
价值评估的方法选择必须涉及一些广泛的基本的问题（图1）
第一， 价值评估过程实际上由几个离散但紧密相关的部分组成。并非可以直接得出结果，评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识别、引出和细化(包括探索连接和重叠)，以及排列和优先级。
第二， 我们需要假定，没有一种单一的价值评估方法能够提供完善的、全面的、甚至足够的知识来指导当地的保护决策。
第三， Context是一个watchwords，通过它可以确保对价值评估的多样化且可靠的视角。这里的context指的是物理、地理环境；历史模式和叙事；以及对遗产及其保护有明显影响的社会进程。这些因素包括文化、社会、经济和其他重要条件，以及场地的管理环境和物理环境。遗产地点和文物必须根据它们的语境来理解，换句话说，要整体地理解。
传统上，保护专业人士在观察特定的遗产环境方面非常熟练，尤其是物理环境因素或艺术史和美学的准则。但要全面了解遗产的价值，必须考虑更多不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保护专业人士和规划者必须接触其他领域和学科，这些领域和学科已经在评估这类环境问题方面获得了一些经验，并为这种参与带来更多的严谨性。
例如，在进行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时，往往必须了解和处理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和机会（不仅仅是现场发生的旅游活动，还有在实际参观之前和之后形成决定的价值）。这类规划就需要了解经济因素、经济分析方法、公共政策、文化关系和经常伴随旅游业发展的权衡，以及这些因素与传统保护目标和原则之间的关系。此外，考古遗址对周边社区的意义很可能是规划和保护的驱动力之一。
第四， 价值观来自于人，这一事实产生了几个复杂的问题。
价值观只有在利益相关者明确表达和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但谁会去咨询或询问呢？信息提供者、发言人和专家的网络有多广？我们可以在哪里划定界限来限制声音的数量，从而使价值观的多样性具有代表性和可管理性，而不是压倒性的？对于这一困境没有普遍的解决办法，但也不能只凭直觉行事。这些问题通过下面描述的选区分析和人种学方法来解决。
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一个人如何提出这些问题，或者用上面提到的术语来说，如何引出价值（elicit values）？正如Theresa Satterfield的研究表明，对于价值引导问题，定量回答和定性回答会产生不同的价值。
- 定量和定性方法
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代表了概念化和衡量价值的两种不同的、有些不相称的方式。一种是可量化的，基于个人喜好；另一种拒绝量化，以集体意义为前提。总的来说，经济价值最好是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得到和表达的。毕竟，数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语言。相反，文化价值只断断续续地、不充分地服从于量化。定性研究方法，从专家的叙述和分析到对普通公民的采访，更有效地引出文化价值观。
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源于截然不同的认识论。这两种方法都提供了采样的方法，且都无法完全描述复杂的现实。这两种方法可以被看作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工具和话语，来衡量相同的价值，并产生不同的结果。由这两种方法产生的信息是分离的，即使不是，也很难在同一尺度上测量和比较，但它们产生的信息通常是互补的。
必须仔细考虑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特别优缺点。某些价值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能被比较或衡量，因此更容易受到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的影响（例如，精神价值）。定量方法的可衡量的结果更容易进行相互比较，因此，定量方法仍然是决策者的通用语。
定量方法侧重于因果关系，并依赖于从其语境中分离出来的变量。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价值和其他形式的意义是由人工制品及其相关语境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而不是由制品本身产生。这正是定性研究方法具有特殊优势的地方，它对语境而非因果关系更加敏感。因此，研究遗产价值的本质和相互作用中，定性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 工具箱方法
如何将方法与价值匹配？临时类型学中的价值观能与具体方法相匹配吗？专家分析、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定量/经济研究、人种志评估等工具的设计范围相当广泛。在每个具体的项目中，方法的具体内容(调查问题、收集的数据、咨询的专家)必须根据个案加以设计，以响应与项目有关的价值范围和可用的管理人员。
但是，例如，明智地设想一个规划过程，该过程使用带有经济影响分析等组成部分的评估；对游客的调查，包括叙述性问题和量化方法，如付费意愿研究；以地方社区(族裔群体、土著、新移民)为中心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当地政治官员和商人的采访；并从学术/专家社区对地点的历史、艺术、教育和其他价值进行全面分析。
“工具箱”方法的目的是，将所有相关的遗产价值都摆到桌面上，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最充分的信息。考虑到价值的多样性，为了获得遗址的遗产价值，就需要通过分层的、不同的方法来铸造类型的大网，从而产生最可靠的结果。在这方面，Denzin and Lincoln (1994)把当代的社会研究者描述为一个商人：他把不同的方法拼凑在一起来收集不同种类的知识，反复的、适时的为手头的问题构建最佳组合答案。在评估环境政策的社会影响方面，William Freudenburg（1999）提出了一种更为结构化、系统化的三角理论（triangulation bricoleur idea）。他将这个方法分为三个部分：1 利用现有的档案资料和辅助研究技术（包括定量和定性的）；2 运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技术进行初步研究；3 使用间隙和盲板（gaps and blinders）方法，如有结构的猜想预测、咨询和公众参与，来填补知识的空白且纠正研究人员自己的偏见。
要实现构成灵活和有用的价值评估方法的目标，必须从为文物保护寻求更可持续的做法和政策这一更大目标的角度来考虑。众所周知，同样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文化背景，所有的遗产。考虑到这种灵活性，这里开发的工具方法框架旨在对一系列涉众有意义，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有意义的意见，以普遍的价值作为保护工作的动机，并接受广泛参与是保护工作的一个固有方面。
- 保护活动中相关者的确定
让遗产价值在当地发挥作用，需要涉及影响力、竞争、权力和政治等问题。那么，谁参与文物价值评估？计算谁的价值？因此，谁有权力决定保护的结果？
有几个不同的遗产价值来源：社区和其他文化团体、市场、国家、管理员、其他专家、业主和普通公民。最简单的原则是，从公平和准确的角度出发，努力争取广泛的参与，并考虑所有相关评估人员的意见。
利益相关者问题是价值评估的核心问题。利益相关者对价值概念和价值评估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是利益相关者对价值进行评估。因此，任何遗产价值评估方法都需要确定相应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并根据他们的特点和能力，采用接触和听取他们意见的方法。普遍认为，扩大项目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可以改善过程和结果，因此，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和确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业内人士和普通人员
内部人员是那些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或可能的方式参与这个过程的人。即，有权力的行动者，如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影响他们的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被邀请参与这一过程的保护专业人士和其他专家。
外界人士构成了其他所有人，他们在相关遗产中拥有股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或根本没有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排除在进程之外，或者对进程一无所知，或对保护和政策的语言缺乏熟悉，甚至可能缺乏参与的意愿。局外人不仅仅是非专业人士。事实上，保护专业人士往往是局外人，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做出或塑造影响一个地方的最重要的决定。必须指出，局外人和局内人的价值和利益不一定冲突。虽然他们与决策过程的关系不同，但双方的利益相关者很可能会找到共同点，并从相同的保护行动过程中获益。
将外人纳入保护规划的概念，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有关权力和权威的问题。一方面，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将外部人员引入项目的客户/指导小组，承认外部人员对财产或场地的使用权，等等。需要在两个层次处理参与问题:进程的正式成员和进程的设计。
局外人/局内人的区别也突出了实际问题。虽然这里讨论的价值类型学可能对我们这些保护的专业人士有意义，但，对外来者而言价值分类是什么？他们会有所不同吗？什么样的语言、措辞和交流能最有效地促进他们的参与？那些参与保护的专业人士、官员、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获得关于过程之外的人的价值评估的知识？
局内人/局外人的观点可能对确定当前的参与者很有用。但是，第三组参与者(支持者)也可能被引入到流程设计的潜在涉众中。这些团体将来可能对有关的遗产地点有一些兴趣（如，之后的几代人），或者可能存在于离遗址较远的地方但对此地点感兴趣（如，公民中的某个群体），他们也应该在价值评估中考虑在内。
寻求实际的参与
专业人士需要对有关遗产价值和决策的其他非专业观点持开放态度，并接受理解价值、协商差异等的替代方法。
城市规划、保护和发展领域，已经为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斗争，并且在参与性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实践和思考工作。取得进展例子包括澳大利亚的《布拉宪章》，美国率先采用的主要街道进程，以及加拿大正在进行的更多地方努力。
局内人和局外人不仅要在如何表达和记录他们对价值启发的反应上整合，还要在如何构建价值问题的层次上进行整合。因此，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应该包括在项目团队的组成中，并通过规划过程本身(实际上，成为内部人员而不是外部人员)。这种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的有效整合，应该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单独评估，然后简单地收集它们，否则就无法全面评估项目的遗产价值。
就本研究所涉及的方法和规划过程而言，有两种方法可以实际解决更广泛参与的问题。首先，需要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全面的分析：内部或外部人员，近或远，现在与未来。这种分析应该为项目团队的组成提供信息，以及代表尽可能多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立场的磋商过程。在整个项目中，当新的或不同的人员组合可能出现时，也应该定期地重新进行选区分析。确保参与的第二项措施是带有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其基本目的是让众多利益相关者参与文物价值评估，推动文物保育的规划和管理，让他们使用与他们的流动性和所珍视的价值相一致的启发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