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拉•肖哈特：在锡安追想巴比伦

作者：埃拉•肖哈特（Ella Shohat）

原标题：Remembering A Baghdad Elsewhere: An Emotional Cartography（在他乡想念巴格达：一幅情感地图）

来源：Biograph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Volume 37, Number 3, Summer 2014, pp. 784-790

流行叙事声称，以色列把犹太人从阿拉伯/穆斯林土地上解救出来，把他们从流散之地带到了应许之地，从而结束了千年之久的巴比伦流亡。然而，正如我曾提出的疑问：这种把流亡者重新聚集起来的工程。是否又造成了新的流亡，产生了一系列创伤性断裂？作为这种新流散的结果，为了迎合犹阿对立的官方塑造，又有多少记忆得到讲述，多少记忆被抹杀？无论乡愁本身是何等私密的事物，它已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阐述的工具，沦为“禁忌记忆”（taboo memories）和“被禁止的怀念”（forbidden reminiscence）。对阿拉伯/中东犹太人而言，有关阿拉伯/穆斯林空间的记忆构成了对失落叙事的重现，一种对断裂的痛苦本质的持续揭露。如今，记忆正位于对位置移动（dispalace）本身的定义中，藏在术语危机的背后：一个人的离开究竟是简单的“移民”（immigration）还是“阿里亚”（Aliya，译者注：即希伯来语对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称呼），是“难民”（refugees）还是“人口交换”（population exchange）？

我认为，术语本身应该以有所倾向和重叠的方式被使用，正如其处在“被抹杀”的状态下，去讲述一个复杂乃至反常、越界的运动。作为殖民主义区隔的结果，新产生的身份认同被一种强迫的失忆和禁忌的连字符所困；即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与“犹太性”（Jewishness）和“穆斯林性”（Muslimness）之间插入一道隐喻性的连字符。虽然冲突双方的主流地理图绘都倾向于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划出一道鲜明的界线，一种另类图绘仍能揭示出一种重要的可能性，一种对话的想象力。通过把惯常被隔开的地理和历史连结起来，通过让迥然不同的叙事交织在一起，我希望展现出一幅关于迁移的情感地理图绘。这里并不是是要重复前文提出的术语疑问。我将把我的个人历程和家族史诗拼成一幅不连贯的地图，从伊拉克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再从那里到美国，追溯多重身份的形成——几代人在敌对空间中生存穿梭生存的悲欢苦乐。

作为一个阿拉伯犹太人，我最终以英语为载体，来书写我在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之间的撕裂，是不可避免的吗？作为一个六十年代在以色列长大的伊拉克犹太人，虽然这三种语言都是我一生中主要使用的交流工具，但我进入它们的方式绝非像一个幸运儿惬意拥抱世界主义那样轻松。当时，距我父母来到以色列只过了十年，他们是一手抱着我姐姐、一手拎着一个手提包的仅有财产来到这里的。对我们而言，“巴格达”这个名字所唤起的不是阿里巴巴、阿拉丁、山鲁佐德这样的异域奇谭，而是一种熙熙攘攘、家长里短的现实生活，即使我们已经不在伊拉克了。虽然我们没能搭上回巴格达的下一班列车，但很多在以色列的伊拉克成年人似乎都在渴望拿到一张单程票，未必是到达什么具体的地方，只是想回到一段永远无法重现的时光中。对我们年轻一代、未曾扎根在那里的人来说，巴格达是一个故事里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阿拉伯语方言、我们的希伯来语口音、我们的木卡姆（maqam）音乐、我们的库巴（kubbah）美食、我们的拉特姆（latem）悲伤、我们的哈夫拉（hafla）欢宴，是我们在佩克提克瓦（Petah tikav）即“希望门”小镇上分享的一切。我们快活地生活，浑然不知这个1878年建立锡安主义定居点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出现在巴勒斯坦的穆拉贝斯（Mlabes，译注：以色列佩克提克瓦市所在地原有的一座巴勒斯坦村庄名）村庄旁，甚至当“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进城来看医生、卖东西时也是如此。不在场的巴格达是一项神秘的事物，存在于冠冕堂皇的以色列民族和被其征服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边缘。至今我们仍被这种撕裂所困扰。

把伊拉克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的计划，切断了他们在巴比伦的千年生活，制造了新的流散。仅仅一夜之隔，我们就不再是伊拉克人，而是以色列人；一种新的公民身份同时带来了一套严苛的、诗化的民族文化量表（national-culture meter）。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塑造了一种新的关于归属的语法，阿拉伯性和犹太性成了互斥的句法成分。在到达以色列时，我的爷爷奶奶并不会说希伯来语，他们直到晚年也没有学会这门语言。我父母的希伯来语则更加流利，但一直带有浓重的伊拉克口音，掩盖不了他们的“Bilad al-Rafidein”（美索不达米亚）出身。我父亲和他的朋友在刚开始时靠当建筑工人谋生，他们互相之间用阿拉伯语交流，但他们的欧洲—以色列老板总是倨傲地命令：“不要讲阿拉伯语，我们不是在阿拉伯国家！”不必说，阿拉伯语已经是敌人的语言。一个犹太人不该说阿拉伯语，一个犹太人肯定不会宣称阿拉伯语造就了其身份认同。我的父母常常哀叹：“在伊拉克，我们是犹太人。在以色列，我们又成了阿拉伯人。”

在迷惘不安的恐惧状态下，我们儿童成了创造新身份认同和洗刷父辈伊拉克性、阿拉伯性和中东性的工具。在家里，我们是尽职尽责的语言警察，是欧洲—以色列霸权的秘密小帮手。一放学，我们就像被期盼的那样叫嚷:“不要再说阿拉伯语了！”当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坐车时，我想让他们闭嘴，担心他们会忘记这里不在家里，担心他们讲阿拉伯语被别人听到。我们几乎是命令我们的父母忘掉这门从伊拉克带来的异类语言。作为不自觉的精神殖民的目标，我们这些儿童不仅仅想要删除进入以色列边境前的过去，还想要删除从巴格达、开罗、拉巴特迁来的家人和邻居。我们的身体、语言和思想都被一台改造、校正和规训的机器所塑造，旨在把我们变成骄傲的以色列人。

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讲希伯来语的经历绝不是一个儿童语言能力健康发展的好例子。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刚被送进幼儿园时，我对在用希伯来语讲话时突然蹦出阿拉伯语词汇的担忧，更甚于儿童与母亲分离的恐惧。虽然没有人明确警告过我，但是社会氛围中的某种气息让我清晰地感受到，阿拉伯语是一门禁忌语言，不久后我就学会了用“正确”的方式讲希伯来语——那就是，尽量隐藏伊拉克口音。与我的父母不同，我能够在“我的”/“他们的”/“我们的”语言之间转换自如。我顺利地走在被同化的道路上。伊拉克口音的希伯来语、阿拉伯方言和文化都被压缩在家庭的私密空间里。只有在这儿，我们不会被被嘲笑的目光所注视。

虽然我们家处于欧洲—以色列文化的边缘，但我能感受到我在我们家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担任着我爷爷奶奶的翻译者和调和者。他们不会说和读希伯来语。他们看不懂“外国”街道上的招牌；他们没法处理希伯来语的票据；他们无法与城里不会阿拉伯语的人讲话。在我的社区里，希伯来语使我拥有了巨大的、凌驾于成人之上的权力。我的爷爷阿布里亚胡（Abu Liyahu），靠着我的翻译技巧，在陌生的希伯来语世界中蹒跚前行。但是后来，我开始为这种角色感到羞愧。不是为了我爷爷的缘故，而是因为这种翻译能力恰恰是我的身份属于阿拉伯一方的标志。我恨不得成为一个透明的个体，与这黑暗的、晦涩的伊拉克历史毫无瓜葛，卸掉这份重担。我很快学会了假装不说阿拉伯语，用欧洲—希伯来语讲话。

我站在镜子前，咿呀咿呀地练习辅音和元音发音。我学会了把声音压到口腔前部发出，把它们与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里都有的aah、qa、tā、ha区分开来。我做得很好，是一个出色的自我殖民化的主体。渐渐地，我的发音部位变得灵活，摆脱了发音“粗糙”的束缚。我成功地让所有深沉的声音都变得轻巧，就好像在说一门欧洲语言，变成a、ka、ta乃至kha。“希伯来语更像德语或法语，”我对自己说。我这样说的第一印象并非是来自城镇里说法语的摩洛哥人，而是来自我母亲。她总是不断念叨她最喜欢的法语儿童课本上的对话：“Joe, il fait tres beau au jour d’hui; Ou veut tu allez?”（乔，今天天气很好。 您想去哪里？），而我则对此兴味索然。这些难以释怀的句子令她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想起在巴格达法语联盟学校的美好岁月。她的父母都是文盲，只会讲说俚俗阿拉伯语（’amiya），不是巴格达犹太方言就是巴格达穆斯林方言。但她却出色地掌握了标准阿拉伯语（fusha）和法语，还学会了一点英语和希伯来语。但是到我的时代，这些句子就和充满希望的巴格达岁月一起失落了。在她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晚年最终放弃法语前，法语就已经在持续存在的阿拉伯语和时而夹杂的希伯来语和/或英语面前黯然失色。与阿拉伯语的洪流相比，法语和英语在我们家的存在是破碎的。阿拉伯语则并不破碎，它随着我们飘洋过海，一直到大西洋的彼岸。然而我们日常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双语并用绝不是这两种亲缘语言和谐相处的反映。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伴随着兵戎相见的尖锐声响。

当权威力量的不同化身——教师、社会服务人员和警察来到我们社区和我们家时，爷爷奶奶都明白这种被拜访的“荣誉”绝不是某种给我们奖赏的信号。他们会立即紧张起来，尤其担心他们的儿子们——我的叔叔们在军队里当了逃兵，无论是开小差还是一块儿躲避兵役。“哈比芭（Habiba），”我奶奶娜娜•玛斯乌达（Nana Mas'uda）用犹太—伊拉克方言叫着我的小名：“到这儿来，瞅瞅他们到底来干啥？”正在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下与鸽子和小鸡玩耍的我，在奶奶的呼唤下飞奔回屋里。溅起的污泥弄脏了我的裙子。我发现我需要和一名女宪兵讲话，她正在找我最小的叔叔。对我来说，“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一直是清晰的，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做考虑。然而，我想给站在大门边上的这位金发女人留一个更深更好的印象。她骄傲地穿着卡其布制服，好像刚刚从以色列杂志的广告里走出来，英雄般地降临到我们寒酸的小屋。

“但是为什么奶奶这样忧虑呢？”我很奇怪。奶奶的心脏跳动地比刚从院子最后边儿飞跑到屋子最前边儿的我还要厉害。一向动作迟缓的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开始快速讲话，好似格言中没头的小鸡一样乱转圈儿。“为什么奶奶要我对这个穿卡其布的女人说她不知道叔叔去哪儿了？不过我知道他在哪里。”于是，接下来，我用希伯来语表达了我奶奶的礼貌（adab）、教养和热情好客。“他现在在Hezqel的店里，他是今天早上离开的。”我说道，嘴角浮现出知情者的微笑。“这会让奶奶平静下来的，”穿卡其布的女人给了我一个任何一个其他穿卡其布的女人都没有给过我的最温暖人心、最光明的微笑。她转身去了中心汽车站，充满干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去了，我提供的位置信息让她更加自信满满。

我好客的言谈所收获的是奶奶的泪水。当我叔叔纳吉进家门的那一刻，她完全呆住了。在他开口说话前，我感觉我人生一直以来追寻的一瓶牛奶被打破了，满地都是玻璃渣和白色水渍。

我飞快地跑回院子里，惊走了挡道的鸽子和小鸡，一口气爬到无花果树上——然而这里也不再像我曾经想象的那样，是我能摆脱一切烦恼的天堂。燃烧着的记忆给我上了一课，那就是在翻译者和叛徒之间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区别。生活在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之间的经验是一种痛彻肺腑的否定性对立，但在我防线崩溃的时候，在大悲大喜的时刻，我会忘记我本应忘记阿拉伯语。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社区并没有那么轻易地屈服于语言文化同化的力量。在我周围，所有人的情感都是用阿拉伯语表达的。阿拉伯语是我所聆听的歌曲的语言，是我们随之舞动的语言；是巴比伦人犹太教堂里人们讲话的语言；是我父亲用粗糙的双手拭去我的泪水时所使用的语言，他在来以色列之前，从来没做过体力劳动；它是我妈妈在佩克提克瓦的索克（Souk）市场做成好买卖的语言，这个市场里做生意的几乎都是伊拉克商贩；它是我们从阿拉伯语电台和电视台收听新闻时的语言；是我们所有人每月都听的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译者注，是埃及著名歌手和演员）新歌的语言；它是我靠在奶奶膝上，听她给我唱伊拉克摇篮曲“Dilelol”的语言。阿拉伯语是爷爷给我们讲故事的语言，在每个故事的开头，他都要先念叨一遍“Kan Ya-ma-kan,fi qadeem al-zaman,wal-‘aqa bna lu dekan b’souq al-midan...”，而我们嘴里则咀嚼着khebez——他在亲手造的烤炉里烤制的伊拉克皮塔面包。阿拉伯语是他寻找那台棕色大收音机的语言，他与收音机形影不离，即便在吃饭和打仗时也不例外，即便尖锐的警报声提醒每个人都要躲到避难所去。七十年代初，当晶体管进入我们的生活，他由衷地喜爱这个发明，因为他终于可以从家里解放出来，自由地活动了。他的大耳朵上总是粘着黑色的耳机，他的眼神好似眺望着看不见的远方，就像他总是递给我木拉贝斯糖（Mlabes）一样(一种浅颜色的杏仁夹心的糖果，讽刺地是，它的名字和我们居住地的巴勒斯坦原名一样)。

它是每天吃午饭时妈妈给我讲故事的语言，经常讲的是那个我刻在心里的魔法故事：“al-ruman al-yehalhel wa-al-tufah al-yesafeq”（石榴歌唱，苹果鼓掌）。妈妈不给我讲故事，我就不愿吃她做的我不喜欢吃的秋葵。它还是我妈妈和巴勒斯坦人阿梅尔（Amer）讲话用的语言。阿梅尔是个小商贩，他拿着整袋橘子到我们镇上贩卖，胡髭下带着和善的微笑。我妈妈是个本性羞怯（eb）的人，但阿梅尔赢得了她的信任，他们都很乐意在繁忙间隔一起吃顿饭，谈谈彼此的生计。我妈妈对阿拉伯语有非凡的掌控能力，她很快学会了巴勒斯坦方言。她发现阿梅尔是一个倾诉自己对巴格达乡愁的完美对象，而他也发现我妈妈能耐心听他讲述他对自己村庄的记忆——这个村庄“消失”在以色列建国中。

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远不是两种中立的语言。掌握希伯来语就意味着做希伯来人，也就意味着抹除阿拉伯语的一切。于是也难怪，在我的童年，英语又成了我眼中的金苹果。我爸爸曾经就读于巴格达的沙玛什高中（Shamash High School），那里的入学试卷上都印有牛津的标志。当我爸爸身上的伊拉克属性在我们学校的字典中被打上落后的标签时，他从伊拉克带来的英语知识又在以色列挣得了一个村镇英语文书的职位。这样，这个可怜人关于伊拉克历史的一切，都被他从巴格达带来的一种社会技能所救赎了。在那时，英语世界似乎是一片自由的区域，摆脱了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的痛苦抵牾。当然，英语显然也不是一门中立的语言。二战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以色列七十年代的美国化浪潮以及英国在伊拉克、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史——这些都是英语渗人我童年生活的时代背景，它对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存在都造成了冲击。

许多年后，我开始用英语来反思这段历史，我把《圣经》中的一句诗记颠倒了。原文是“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记的却是“我们曾在锡安的河边坐下，一想到巴比伦就哭了。” 当我开始动笔书写阿拉伯犹太人的心史时，我希望刻写下一种另类记忆，打破官方民族记忆的桎梏，插入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的日常交流。书写阿拉伯犹太人的经验也是一种对“最后的莫西干人”症候的反抗。也许，对生活在敌对的国土上的我父母和祖父母来说，我对我们迁移的反思只能起到一种纪念意义，不过是对一些原始事实和复杂情感的支离破碎的证言。我的文字是为整整一代人而写的，他们的梦想每天都被那个捆绑的现实（hyphenated realies）压抑和残害。书写也是一种记忆的方式，是我为这些禁忌的记忆所建起一座可移动的神龛，一篇不愿为之而又无可奈何的悼词，以免这些记忆有一天完全消散，无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