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他人的痛苦，我们是如何失去共情力的？

好友向我抱怨，这次疫情让她与好几个朋友“决裂”。我苦笑答道，我也是。 作为一个不爱朋友圈的人，这次疫情我更新频率快了许多，尤其是在发生一些热点事件后，会转发大量消息到朋友圈。但也接收到不少留言，站在跟我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纷纷劝我，“不要在朋友圈一直转发负能量”、“没想到你也是愤青，我觉得你太偏激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些政策的苦心呢？为了大局，总有人要牺牲的呀”……

鉴于朋友圈里本来有些人就不算是朋友，何况他们本身是各种“震惊体”的爱好者，看到他国疫情超过，就惊喜地“反超了！”看到美国感染人数破10万，就幸灾乐祸地“破10万！”我只能先删为敬了。

一个让生活暂时陷入停摆的疫情，也是一面照妖镜，让我们看到了众生相。一张武汉人领骨灰盒的照片，都能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快，“这个时候你发这样的照片，别有用心啊”。我和朋友不约而同地感到：原来太多太多人，缺乏对他人痛苦最基本的共情能力。

我所理解的共情，就是你所经历的不幸、你所感受到的痛苦，虽然看似与我无关，但我能感同身受，并站在你的立场上，理解你的吁求，并试着力所能及地帮助你。

共情之所以不只是同情，是因为后者可能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或者隔岸观火。他知道你很“可怜”，也动过恻隐之心，甚至也掉下眼泪，但就局限于此。

共情超越同情的地方在于，同情可能发生在“我”和“你”之间，但你是你我是我；共情是让“我”和“你”成为“我们”，这个“我们”大于不同理念、信仰与价值体系的分歧，它指向的是更普适的东西，比如生而为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

如果换用政治学者周濂的一个说法，同情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幸要么来自一地鸡毛的伦常纠葛，要么来自晴天霹雳的无常命运，前者的道理说不清楚，后者的道理没处可说，于是乎中国式好人对于‘为什么’的追问最后只能化约为认命。”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如果不幸降临了，也只能受着了。

共情更像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它指向的是“何以至此”的追问。周濂指出，“通常认为政治哲学只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谁得到了什么’，一个是‘谁说了算’，前者指的是权利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也就是‘正义’问题，后者指的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换句话说，个体所经历的不幸，是否涉嫌权利被侵犯的不正义，某些碾压个体权利的决策，是否充分合法？共情不只是朴素人道主义立场同情苦难，也试着追究不幸的形成机制。它不仅有鸡蛋的视角，更有鸡蛋的立场。

但只要翻阅微博评论就会发现，太多人失去了共情能力。他们也愤怒于老人被打，但他们更担心有人“带节奏”；他们也能理解失去亲人者的哀嚎，但更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们也不见得完全不同意方方的看法，但更担心“境外势力”炒作……

很难说他们是坏人，他们也同情不幸者的遭遇，但有另外一个无形的“集体”的概念统治着他们的思维，让他们认为有东西比个体的具体的苦难更重要。如果说，共情里的“我们”，是关注每一个个体具体的苦难，那么丧失共情者所拥护的“集体”，里头有的只是一个个面目模糊的个体，个体的悲欢喜乐并没那么重要，“集体”的目标和方向才是重要的。

换用哈耶克的说法，“我们”与“集体”的差别在于，集体“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词地表达成‘公共利益’、‘全体福利’或‘全体利益’。无须多少思考便可看出，这些词语没有充分明确的意义以决定具体的行动方针。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指导我们的一切活动，就预先假定了我们的每一种需要都在一个价值序列中占有一个等级，这个价值序列必须十分完整，足以使计划者在必须加以选择的各种不同的方针中有可能做出决定。”也即，“集体”面前无个人。

这个“集体”具体是什么？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里写道，“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当被问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回答说他是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部族或家族的一员。”

他们所心心念念的“集体”，指向的是宏大机构、宏大目标、宏大身份与宏大叙事。我们经常听到的说辞是，“没办法啊，为了控制疫情，必须要做出牺牲”；“没办法啊，我们国家太大了，情况太复杂了，我们要多一些理解”；“没办法啊，现在境外势力都反华，尽快息事宁人，而不是给他们炒作的空间”……

就像刘擎调侃着，那批“集体”的信徒，熟稔地运用两套不同的道理——“中国国情论”与“国际惯例论”。我们哪里做得不好，就开始“国情论”了：我们的国情决定我们只能这样，大家别乱喷；需要老百姓做出什么牺牲了，就开始了“国际惯例论”：人家国际通行都这样，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大家别乱喷。

应该强调的是，人们诉诸于“集体”，并不总是错的；人们渴望在“宏大叙事”里找到某种情感归宿，也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有人愿意为了理念而牺牲自我，也可能是高尚而纯粹的。我们反对的从来不是“宏大”或“集体”本身，我们反对的是某一类人，他们看到的、拥护的、热爱的，是一个宏大的但可能是空洞的理念，这让他们看不到一个个具体的人。或者说，他们认为只要为了“集体”，就可以任意“牺牲”他人的权益。

有些人虽然无法共情，但起码有同情；而有些人不仅无法共情，当彻底被“集体”蒙蔽，他们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同情也没有了。“集体”至上，任何可能影响集体光辉的言行举止，都被冠上“阴谋论”，随之而来的就是非我族类、党同伐异。

你若提追问，他就认为你是“恨国”；你若赞美他国的做法，就被认为“跪久了，连怎么站都忘了”；你若在他人唱赞歌时“不合时宜”地悲伤了，就被认为是“带节奏”“是不是跟境外势力勾结”，甚至还会被人肉过往言论，看你是不是“坏胚子”……总之，只要不符“集体”的利益，你很可能就给推到对立面，一顶大帽子扣过来。

那些“集体”至上者总是认为，“集体”好了，个体一定会好的，这的确是某部分事实。可问题是，当“集体”既不正义也不合法地牺牲了个体的权益时，他又该如何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牺牲者？

作家韩少功说，这种心理顽疾叫“自我机会高估”。他们总是认为，个体的不幸那是概率极小的事情，压根就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所有输家的‘候补赢家’心态，最终支持了赢家的通吃；所有输家那里‘别人遭殃’的预期，使自己最终被别人快意地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机会高估意味着人们自寻绝路，意味着我们的敌人其实源于我们自己，”韩少功说，“自我机会高估不仅支撑赌业，也是诸多强权和罪恶的基础。”

与其自我机会高估、惶惶不可终日，毋宁为所有人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我想呼吁大家重建共情能力。要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要允许他们有悲伤的权利、有申诉的权利、有追问的权利、有质疑的权利、有呼救的权利、有说出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不是刻意要抵抗一些什么，这些本该是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

我希望“你”和“我”能看到彼此、感受到彼此，希望“你”和“我”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你”所经历、所感受的，也是“我”可能会经历和感受的，就像家人有苦痛，我们也会辗转反侧、会伤心难过。个体常常独木难支，但“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发声了、行动了，才能尽可能避免“集体”一刀切地湮没个体。

——首发南都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