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疫情能降低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吗？

夏春

在《金融危机背后的第四条“断层线”》一文里，我提到收入和贫富差距和经济危机之间互为因果，只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革命、国家失败（或者叫朝代更迭）和致命性大瘟疫这四种暴力才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起到矫正作用。

这个观点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大矫正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与不平等史》(中信出版社将书名翻译成《不平等社会》)里，沙伊德尔将上面四大暴力类比于《圣经》里面提到的黑暗四骑士，并论证了其他非暴力的良性改革例如土地改革、经济危机、民主化、经济发展和教育、技术力量都无法发挥矫正力量。

以美国为例，缩小不平等的主要力量来源于1776年后的独立战争、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余时间不平等现象持续扩大。

从全球范围来看，大部分战争对资源分配没有系统性影响，财富只是简单地替换了主人。准确地说，美国南北战争几乎并未缩小贫富差距，只是放缓了它快速上升的势头。只有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才能缩小不平等，以一战和二战为代表

很显然，前三大黑骑士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他们可能是不平等的结果，而致命性大瘟疫则属于外生冲击。在美国历史上，大瘟疫对于降低不平等的效果并不明显，1918-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发源于美国，造成全球5千万到1亿人死亡，但是现在却没有扎实的证据说明这场致命流感压低了美国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学者的焦点放在了1914-1918年的一战上，即使沙伊德尔事无巨细的文献考证，也没能提供相应的证据。

一个旁证是历史学家Frederick Lewis Allen在1931年出版的描述美国1919-1929这段史称“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经典名著《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花费大量篇幅描述一战对美国的影响，但全书只有一句话提到“西班牙大流感”：大流感比德国人杀死了更多的美国人，成千上万的男女担心受怕，只好带上白色的口罩。

沙伊德尔详细考证了致命大瘟疫对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不平等的矫正力量，常常超越了其他三大黑骑士。致命流行疾病压缩不平等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商品和资产因需求减少而贬值，降低富人的财富水平，而穷人原本就没有什么财富，结果自然然是不平等程度下降。

二是因为瘟疫并未影响物质基础设施，生产量下降幅度小于人口下降幅度，导致人均产出和收入上升。土地相对于劳动力变得更加丰富，地租和利率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于工资都下降了，土地所有者蒙受损失，劳动者获益。

中世纪黑死病肆虐期间，欧洲人口从1300年的9400万下降到1400年的6800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在瘟疫前接近600万，瘟疫造成了差不多一半人的死亡，直到18世纪早期才回升到原来的水平；意大利至少有1/3的人丧生。结果欧洲主要城市的熟练工人实际工资从1300到1450年上涨了一倍左右（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上涨两倍以上），随着疫情的消失和人口增长，实际工资不断回落，以至于低于瘟疫前。把实际工资换成谷物、卡路里或者基尼系数都可以获得类似的结论。

沙伊德尔以中世纪黑死病为源头，向下追溯了16世纪初欧洲向美洲的航海探险和土地掠夺，带来持续一个半世纪的天花和麻疹在美洲的肆虐；向上追溯到541-542年发生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查士丁尼瘟疫、251-270年发生在罗马帝国的塞浦路斯大瘟疫、165-180年发生在罗马帝国的安东尼大瘟疫。尽管时间越久越，关于不同阶层收入和财富的信息越难以寻找，但现有证据都显示，这些致命大瘟疫都是降低不平等的矫正器。

顺便说一句，在安东尼和塞浦路斯大瘟疫之间，中国东汉在195-220年发生了建安大瘟疫，根据当时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的记载，其家族200多人，十年之内死亡2/3，其中七成死于瘟疫。名医都如此可悲，普通百姓更是凄惨。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气象让位于魏晋乱世。即使当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有所矫正，也没有什么可喜之处。

正如建安瘟疫伴随着三国争霸和朝代更迭，瘟疫很少独行。德国奥格斯堡在1616-1646年之间也遭遇战争和瘟疫两大黑骑士同时袭击，保留下来的税务数据展现了当地居民财富不平等不断降低的过程。

所幸的是，西班牙大流感之后，在医学技术进步下流行病造成的巨大伤亡得到了明显遏制，其作为财富不平等的矫正器作用也不再凸显。实际上，其他三大黑骑士也在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下退居幕后。

然而不幸的是，全球收入和财富差距也在战后重新抬头，其负面作用已经发展到了今天令人担忧的程度。2014年，美国前1%的家庭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20%，而前1%的家庭净财富占国民财富的40%，这些比重都回到了一战开始前的水平。而美国后50%的家庭收入占比约为12%，至于财富占比，则是零。

最滑稽的是，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比穷人之间的更大，上图显示的美国前1%的家庭，无论收入还是财富，各占了前10%家庭比重的一半左右。而美国前0.01%的家庭财富就占国民财富的10%，是前1%家庭财富的1/4，而《福布斯》排行榜上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前0.00025%）占国民财富的3%，是前0.01%家庭财富的1/3。

中国的收入和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后逐年扩大，尽管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持续下降到到2015年的0.462后，又以上升趋势增加到2018年的0.468，但其他来源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不平等程度逐年扩大，而且和美国的距离越来越靠近。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认为，根据联合国数据和国内不同研究机构的数据，中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拟合趋势曲线（红色实线）在2000年初就已经超过美国（蓝色虚线），截止到2012年一直保持上升趋势。

在《大矫正器》一书的最后两章，沙伊德尔详细引述了经济学家对于不平等在1980年之后快速上升的多角度原因的追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二战结束后各国个人所得税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越多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不平等的程度也越严重。而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等国家的税率变化最小，不平等恶化程度也最低。

要解决各国的不平等问题，经济学家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征收超级富人税或者增加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美国建国初期实现的就是财富税，在二战期间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在90%以上，而现在通常在45%以下。

虽然一些经济学家论证将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80%以上有助于实现代际公平，而并非以此来作为美国巨额国债的偿还解决方案，但现实一方面是特朗普的减税已经使得福布斯排行榜前400名家庭负担的总税率降到了低于99.99%的家庭，另一方面提出超级富人税的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在大选中相继出局。未来美国收入与财富分配可能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其领头羊示范效应也必将影响其他国家。

作为历史学家，税收分析并非沙伊德尔所长，他只能无奈地宣告，在目前的世界政经格局下，四大矫正力量全部失效。“四骑士”已经跳下了他们的战马，没有正常人愿意让他们再次上马。

沙伊德尔相信全球大瘟疫发生的可能性虽小但不能忽视，他反复强调一次瘟疫并不会带来穷人收入的上升，必须多年持续不断，造成巨大的死亡人数才会压缩不平等。显然，在医学技术不断进步下，这样的条件很难具备。特别是，即使这样的惨剧真的发生，穷人面对的不是更高的收入，而是发现原本的工作被更多的智能机器人所取代。

新冠疫情在2月24日开始的一个月时间里造成了全球资产价格大缩水，在各国联合救市下已经止跌回升。考虑到各国资本市场参与率不高，集中在富有阶层，应该说这次全球疫情短暂地降低了贫富差距。在美国，财政救助方案为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的个人和15万美元以下的夫妻分别支付1200和2400美元，至少不会让收入差距短期内扩大。如果疫情延续并且反复无常，造成失业率上升，则可能加大收入差距。

西南财经大学在今年2月对中国2000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可能因为疫情而扩大：

约1/3年收入介于1万元至3万元的家庭，预计今年收入将大幅下降，而仅有11%年收入超过20万元的高收入家庭，认为其今年的收入将剧减。

年收入超过130万元的家庭中，只有13％认为疫情会严重打击他们的收入，而此比例为年收入低于42.3万元人民币家庭的一半。

为了防止疫情的伤害，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在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下，更多采取自下而上针对受困家庭的精准救助方式。简言之，就是减缓缴税（包括社保）、减缓租金、推迟还贷。疫情过后，我们希望主要国家可以携手商讨税制和社会改革，来降低日益扩大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