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应在无人处流浪：文学bot有格言化的危险，亦有公共性的可贵

撰文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二月，帕斯捷尔纳克要大放悲声抒写的二月又在人间编写偶然而真实的诗章。尽管书籍被燃烧，尽管诗人被流放，人类语言的杰作总能为其读者心中未能言说的忧伤与痛苦找到恰当的表达。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许多读者与各类文学bot一起，在加缪、格拉斯、索尔仁尼琴以及一切有泪与痛的凡人的不朽语言里找到慰藉、灵感与希望。

文学总在私人与公众间进退，它是作家的自言自语，却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里的人面对世界的言说。从诞生之时起，文学既是个人灵性的思考，也有被当作人类公共交流宝贵财富的潜质。在信息化时代，当文学bot带着被截取为段落、语句乃至词汇的文学再度踏足公共空间时，我们又一次看见文学公与私之间的那道深渊。

一方面，被肢解的文学难免在传播中被“格言化”，热心者忧虑，文本原初丰富的意涵遭受着窄化甚至剥落的危险，而格言自视为真理的傲慢也会减损文学谦逊的品质。另一方面，随着“文学无用论”甚嚣尘上，文学的诋毁者态度愈发轻蔑，文学的爱好者也不禁犹疑：文学是众目之下的痴人自语吗？如果文学不被大多数的公众倾听，如果文学只是流量时代的末流，如果在公众面前言说的文学最终会像苏格拉底那样被定罪，文学是否只应在无人处流浪？

一个又一个的质疑几乎要将文学的声音压倒，而我们须明白：文学是自我怀疑和对话的语言，如果在文学性的语言里，我们听见了难以容忍的确凿和傲慢，应当被审视的，是言说文学的方式；文学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它不屑于以暴力胁迫得来的认同，相反，它力图以提议、交流的方式开拓我们的视野，这种追寻真与善、平等与独立的气质，正是今天文学存在于公共空间的必要与价值。

文学“格言化”的危险与傲慢

清明节当天，@俄罗斯文学bot收到了五份内容相同的投稿。“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结尾处，阿廖沙在伊柳沙葬礼上的讲话。祭奠缅怀之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过去的悼念之辞似乎与现实有着微妙奇异的交相呼应。

好的文学作品总是不缺乏流动性，它是有翼飞翔的话语，带领我们在过去、今天与未来间自由地穿行，从遥远之境回溯到身边的一方土地。比如陀式所言的善良、诚实与“永远不要互相遗忘”被视为道德努力的方向，再比如鲁迅作品里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批判在21世纪仍展现出坚韧的活力：当互联网向渴望共情的人们展示破碎、断裂的世界时，援引“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失望之人与百年前的鲁迅经历着相似乃至相同的落寞；当狂人痛斥“吃人”，疾声呐喊“从来如此，便对么”时，怀有常情、识得常理的读者不会感受不到愤怒的震颤，于世间一切不平等的压迫中听见声声回响。

在此层面，我们可以说，好的文学有格言的力量，它如迷雾中点亮的灯塔，予人上下求索的动力和希望。一部作品诞生的年代和地域或许与我们相距久远，但它的呢喃之语、激切之言常使我们感到切身之痛，亦或拾起对崇高的仰望。

@俄罗斯文学bot在清明节收到的五份投稿

《企鹅版文学术语与文学理论词典》对格言有这样的解释：“它是对真理或教条的简洁陈述，是一种精辟的概括。”当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的句子从语境中逃逸，并以独立的面貌广为流传时，文学“格言化”了。它是对道德典范、正义诉求的精辟概括，同时，也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即使在“普世”饱受抨击的时代，这种理想依旧含藏着追寻“真”与“善”的普遍性倾向，其真理色彩也由此愈发浓郁。

剥离文本之后，作家写下的机敏、简洁之辞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它们获得了四处游散的自由，也因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它们可以是万物的脚注，却又似无所指空空如也；它们击中了症结，却又无法切入肌理。作为时评的“格言化”文学语句用凝练的语言和精确的词汇唤起人们的同情、悲伤与愤慨，但它在分析上的效果却不能让人满意：语境为话语圈定了发生作用的范围，当语境被抽离，话语的有效性在无限延展的空间中变得稀薄。此外，“格言化”文学的另一个隐忧是，精辟的概括是否会带来轻易的满足感，让人们止步不前，产生逃避深层探讨的惰性。近年来，公共舆论讨论问题时对“民族性”/“劣根性”一词的警惕正是一例。

“格言化”文学面临的困境也是各类文学bot无法回避的问题。受限于社交网络平台的消息发布规则、版权等因素，文学作品不可能以大篇幅、完整的形式呈现在文学bot的账号上。早期，一些推特上的文学bot专注于连载某一本小说，推特文学bot@finnegansreader和@Ulyssesreader通过每条140词的推文连载了《为芬尼根守灵》和《尤利西斯》。不过，此类连载小说的文学bot没有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文学bot主流。现关注度较高的文学bot内容通常由读者投稿的作品选句或选段构成，对文学bot的诟病也由此而生。

脱离文本是否会扭曲作品本意，使之“浅薄化”，是文学bot话题中常见的一个讨论。@亚非文学bot曾发博探讨过文学脱离文本之后的“格言化”问题。运营者认为，或许由于相关背景知识的缺乏，读者总会“情不自禁”地将文学语句中的时间与自己身边的社会现象作比较，尽管此种类比有一定的原因，但在对比之中，差异性流失了，“亚非”代表的世界格局边缘地区还可能在这样的类比中再次被主流所同质。

@亚非文化bot所表达的忧虑旨在呼吁读者加深对全篇文学作品及其背景的了解，所针对者，是“格言化”文学所可能带来的惰性。然而，“脱离文本”却面临着从公共探讨滑向指责个体的危险。@俄罗斯文学bot清明节发布的微博激在评论区激起了一场争论。一些网友认为投稿内容的高度雷同是“没有个性”的“人云亦云”和“复制粘贴”，部分人甚至质疑投稿者是否阅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从一部艰涩难读的作品中选取投稿素材，是否有“文化炫耀”之嫌。

@法国文学bot的置顶微博

剑桥大学的格言类书籍编辑迈克尔·坦纳认为格言有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品质”。许多格言的确来自各领域的权威者，其中的“模糊、悖论以及智慧元素”无意间将普通人与真理、真相区隔开，在坦纳看来，格言对人产生威压，“如果你不同意这种说法（格言）的话，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但值得细思的是，与其说格言的傲慢来源于体裁自身，不如说来自于对格言的言说方式。格言的体裁或许导致了它给人惊奇但又有些空洞不足的缺陷，但当人们使用格言作为终止讨论的手段时，格言的傲慢才变得叫人难以忍受。

在良性的讨论中，格言的使用是对其创作者权威的援引，同时，格言的模糊指向破坏了当下特定问题的边界，使对方无处着力回辩。格言可能是话题的终结者，因而令参与话题讨论的人生厌。但文学bot中的“格言化”文学语句没有阻塞人们对语句、著作本身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的探讨，何来“炫耀”之傲慢？相反，那些被分享的只言片语有时是话题的开启者。在微博各大文学bot的评论区里，不乏有益的文学问题探讨与阅读经验交流，一些@亚非文学bot的读者指出，@亚非文学对阿拉伯世界的关注填补了欧美文学长期占主导地位而导致的不足，即使这种努力微末细小，但也胜过一派荒凉。

值得玩味和细思的是，“没有个性”“复制粘贴”以一种可谓荒诞的姿态指向了它们自身。这样的指责类似“复读机”一说，认为人只能机械性地重复他者的言辞和观点，不相信人能从语言的碰撞和思想的交锋中学习一二。文学语言的意境难以模仿，更不消说复制，比起对文学语言的分享，被无节制滥用的粗暴辞藻才是语言丧失个性的堕落。在被饭圈用语和句式高度挤压的网络空间，文学bot似沙漠上零星分散的绿洲，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分享自己喜爱的选段，又有什么缺乏“个性”之处呢？

文学bot与文学的公共性

网络传播过程中，文学的多层次内涵可能因为“格言化”而层层剥落，更甚者，一些经典作家大概也不会想见，自己作品中的词汇竟能走到截然相反的路径上。文学bot上碎片化的文学选段能在何种程度上助力阅读？文学作品是否更适合私下阅读，而非进入公共社交平台？

这些隐忧呼唤阅读完整性的回归，但如同有关文学bot的诸多争议一样，它暗含了对文学是否具有公共性的怀疑。“涵义浅薄化”与“读书炫耀论”都对文学在公共空间内的作用持消极态度——在前者看来，文学能激起丰富文本内涵讨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意义被削弱是断章取义及大众传播的宿命；后者则以为，阅读乃隐秘的私事，只可暗中进行，公之于众不但对社会问题无所助益，还是私人德性的败坏，文学的深刻意义似乎只能于书房的冥想中诞生。

加州伯克利大学修辞学教授弗里德里克·M·多兰在《阿伦特论哲学与政治》中谈到，苏格拉底被定罪后，柏拉图便对城邦生活失望，他深刻地质疑，个人的思想是否真的能影响公共事务。哲学家们开始对公共生活感到厌倦、恐惧与疏离，多兰称之为“柏拉图的精神创伤”。徐贲在谈论文学的公共性时指出，文学创作者也经历着“柏拉图的精神创伤”。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五四时期的文学还洋溢着社会改造的美好期许，却在往后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逐渐沉沦，许多作家从公众人物退为寂寂无名的失意者，写作也从一种拥抱激情的理想跌落到无奈的且自抒怀。

黎巴嫩独立摇滚乐队Mashrou' Leila的MV截图 文字稿件之外，@亚非文学bot还刊发了不少视频内容

“柏拉图的精神创伤”的阴霾不单笼罩着从事精神创作的哲学家与文学家，普通的读者同样经历着阵痛。“文学无用论”是轻蔑文学的诋毁者的叫嚣，也是许多文学爱好者心内深种的疑窦。在@亚非文学bot退圈事件中，有人嘲讽说，亚非文学bot一年的经营还抵不上明星在短短几日里带来的流量。继“柏拉图精神创伤”的政治无能后，文学又被流量裁定为经济无用。

一些观点认为，文学bot是少数文学爱好者的“圈地自萌”，与数量上占多数的“公众”无关，因而不具备广泛的公共性。徐贲在《文学的公共性与作家的社会行动》一文里破除了这种对“公众”数量化、单一化的理解。他指出，“公众”常被理解为“大写的、单数的”Public，但在“自由的公共性”中，“公众”是面貌多样的、具体的复数（publics），每一个“小公众”都有自己的爱好、审美以及价值取向，“小公众”之间是可交流沟通的。

社会当中有公众对文学感兴趣，自然也有公众对文学无感。即使文学bot的受众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多数派，文学也不当被驱赶回书斋。良性的公共空间为“小公众”的合理的自我表达与呈现提供空间。当这种良性公共空间坍缩时，我们在矛盾与冲突中无法再看到基于尊重和平等的对话，暴力的攻讦取而代之，“小公众”的共存变成了排除异己的驱逐竞赛。相反，独立的文学，其作用总是“有限的”，它以自身魅力吸引潜在的受众，而非通过教唆、怂恿与威胁索取强制性的、大规模的认同。

因而在文学的作用与公共性饱受质疑与创伤的今天，文学能在公共社交平台有一席之地是可贵的。文学bot的形式可能会带来“格言化”的弊病，但文学丰富了网络世界里的“小公众”，提供了一种与流量相悖的思考方式——何况，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说，文学bot并不会使文学失去其本来的读者。

在文学进入公共空间后，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文学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自由的公共性”。这一问题现在还无法得到很好的回答，既有人认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相信阅读文学能培养人对主体性和自我的认识，也有人像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那样指出，一个人可以在夜里读歌德和里尔克，白天到集中营去上班。文学的某些特质中藏有“自由公共性”的因子，但阅读文学与“自由公共性”的培养之间或许缺乏必然的联系。

同样，文学bot的存在未必能促成网络空间的“自由公共性”，但于文学bot发布的内容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文学品质的光辉，它至少努力涉足我们惯常视野之外的天地，开拓了一些公关议题，或是呼吁了新的视角。

例如，@亚非文学bot曾刊发过一条来稿，内容是伊朗裔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Hamid Dabashi对伊朗裔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著作《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批评。Dabashi认为，纳菲西的书是“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前沿的权威著作”，书中对伊朗历史背景的“明显忽视和彻底洗白”是美国全球霸权下集体遗忘的表症，作者滥用合理的女性平等诉求来表达美国霸权的不合理目的，将伊朗描绘成符合欧美人的黑暗“东方幻想”。对Dabashi而言，此书最大的问题在于诋毁了“所有竞争性的非白人文化”。

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描绘了伊朗当局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并记录下自己与学生用文学阅读作为抗争手段的隐秘反叛。2011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文版问世，在豆瓣读书上获得8.5分好评，但中文世界里，批评或是相异的声音却很少。@亚非文学bot曾在“来稿须知”中说明，“在西方国家影响力大于在亚非国家的文学”概不采用，因而，在这里我们不会看到《追风筝的人》《我在伊朗长大》等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中东文学著作。@亚非文学bot为主流出版读物之外的文学提供了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对边缘者“异见”的采纳，让我们得以反思：我们此前被放置在怎样的位置上去观看世界？

“若你感到绝望，记住此间的洪流” @亚非文学bot发布的伊斯坦布尔街头妇女游行标语

除此之外，@亚非文学bot丰富的内容形式和对“文学”的宽泛定义中蕴藏了文学公共性的新启示。与其他文学bot不同，@亚非文学bot在稿件的采用上更为灵活，除传统文学体裁外，漫画、歌曲、电影台词、口述纪实等，凡“承载意义”的文字均可作为文学来稿。徐贲将阿伦特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论述总结为“说故事”，文学对公共事务的担当即在于说出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切，帮助我们学会面对和接纳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又或许是将要发生之事。

年初伊朗导弹击落客机后，@亚非文学bot刊出了一篇伊朗阿米尔卡比尔大学学生的文章，作者写道：

作为伊朗的儿女们，我们从不把自己和祖国人民分离开。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他们心底的悲伤在我们的胸膛中承担着同等重量。悲剧在星期三早晨达到高峰，在几十名公民死于克尔曼的踩踏事件中后仅一天，伊朗再一次目睹她的子民落入地平线。我们还没来得及为八月的殉道者的死亡感伤，就要面对新的哀悼。

这段庄严悲肃的文字在Telegram群组上广为流传，急就的文章或许无法跨入文学经典的殿堂，而文学的生命依旧在遭遇苦难的肉体中跳动，在远方的心灵间流淌。

尾声：文学bot要保持所谓中立吗？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最初是在文学阅读中形成的。人们在咖啡馆、酒吧、沙龙等场所讨论文学，培养了公开言说与批判的意识。文学bot虽然没有直接发表对文学或时事的一手意见，但正如上文所说的，“格言化”的文学语段为其读者提供了久被遮蔽的视角和补充性的关注，格言模糊、晦涩的特质还会让一些人在习惯性快速滑动屏幕时停下来思索一二。文学bot不是在单纯地做名著滚动播报，或是用名人名言赚取流量，它对公共空间的建设需要被发现和肯定。

文学bot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已经引发了前文提到的“格言化”“读书炫耀论”等一系列争议，而文学bot也因bot的身份屡遭质疑。一些人认为，文学bot既然以“robot”为名，当去掉运营者的主观立场，务求中立。实际上，文学bot自诞生以来就分为两类。一是真人运营的账号，一是由编写好的程序代管。且不论程序中是否夹杂着编写人员的个人取向，倘若要求真人运用的文学bot保持中立，“中立”又当做到哪种程度？

如果以bot名称为限，“俄罗斯”“亚非”“法国”应当限定在当代民族国家的地理范围，还是有更复杂的考量？@亚非文学bot采取的便是后一种策略，将受奥斯曼统治与泛伊斯兰文学影响的欧洲巴尔干半岛纳入采用范围，不接受市场主流亚非文学投稿的规则也确实为更多尚待发掘的文学撑起了更多空间。如果要求运营者做到“来者不拒”的中立，那么@亚非文学bot在公共议题上的拓展和文学领域的挖掘就只是空谈。

在文学中寻求中立是危险的，它将导向没有态度的漠不关心，就像深夜阅读歌德和里尔克的纳粹。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警告，保持中立的人文主义要么是迂腐的骗局，要么是走向非人性化的序曲。“把文学教成似乎是温文尔雅的职业，是例行公事，这比教不好还要糟糕。”如果阅读不能凿碎我们内心的冰海，文学不过是暴力最下流的托辞与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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