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藏晖室劄记》（九十）
《藏晖室劄记》（再版时称《胡适留学日记》）是胡适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1910-1917）的日记和杂记，共十七卷，中间大约两年无日记或遗失。在学校图书馆偶获这套1936年的老书，取下阅读，纸张已然发黄发脆。因为身在海外，所以读来有稍许共情。
1917年3月21日 - 4月7日
四月七日，胡适记“汉学家自论其为学方法”，引顾炎武、戴震、钱大昕和惠栋四人治学的观点。顾炎武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戴震称“学者当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钱大昕感叹“经史当得善本”。惠栋主张“识字审音，乃知其意”。胡适上面引的这些学者，都主张用考证的办法探究经典的本义，在他们的年代，这意味着对宋儒学问的批评。不过到了十九世纪，汉学家的范式出现危机，用宋学的义理和修身工夫来挽救时局的主张出现，最终呈现汉宋共融的局面。桐城派的姚鼐就已经开始把“义理”和“考据”并提，到了曾国藩那里理学和经世就已经结合在了一起。胡适其实也一样，他的日记中（尤其是留学前期）经常可见宋儒以来的修身工夫，而他的语音、考据和诸子学问则有汉学家的特色。作为一种治学路径，从训诂入手自然也有道理，不过胡适强调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让人想到他学术方法上比较传统的一面。即使胡适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但由于有这条传统的纽带在，有人评价他的学术路子未脱乾嘉考据之流，也不太让人意外了。
对于我们这种后学来说，上述学者强调的方法其实有启发意义。我们与旧传统的联结几乎不存在，对字的讲解也停留在造字法和文言文阅读上，好像这一切都已经不堪实用。而我认为，了解一些训诂的知识，对了解我们日用的语言，体会传统的思维逻辑都会有帮助的。如果不用“训诂”这个老词汇，改用语音学等新词，或许更容易被接受。胡适把对字义、文法的执着带到了文学改良运动中，所以才会经常说别人的诗文这里不通那里不通，虽然纠结于此或许有些舍本逐末。
胡适偶获Lord Acton(1834-1902)的信，信中可见Lord Acton的些许治学随笔和感想。我之前只知道Lord Acton是史学家，治法国大革命甚精。我也有感于他的一下主张，引于此：
“the vividness and force with which we trace the motion of history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we look beyond persons and fix our gaze on things”
“I think that faith implies sincerity, that it is a gift that does not dwell in dishonest minds. To be sincere a man must battle with the causes of error that beset every mind. He must pour constant streams of electric light into the deep recesses where prejudice dwells, and passion, hasty judgments, and wilful blindness deem themselves unseen. He must continually grub up the stumps planted by all manners of unrevised influen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