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不必死节”：《报任安书》

“勇者不必死節”

在中國的歷史中，“死節”者不可勝計，甚至“死節”成為了強迫的命令，“士可殺不可辱”的節烈觀念被無限放大，對此，《報任安書》是一篇擲地有聲的反駁。面對侮辱，以保全名節為借口一死了之，豈非逃避？相反，忍辱堅持生命才需要更大的勇氣與意志：“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自古而今，庸眾或者強迫他人“死節”，或者竟然盲目崇拜自殺者，無形中的推手難道不需要負責嗎？

因為在巫蠱之亂中支持太子，任安被漢武帝下獄論死。直到此時司馬遷才回复了幾年前任安給他的書信，寫下了《報任安書》。《報任安書》的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

首先是司馬遷拒絕了任安來信的要求“以推賢進士為務”，理由是自己早已身為“閨閤之臣”，推薦賢才反而會是對賢才、對朝廷的侮辱。

然後司馬遷追述了“李陵之禍”的經過，反复申訴自己當下的卑賤地位。

最後，在《報任安書》的後三段（也是本篇推送選取的部分），司馬遷陳述了自己面對侮辱後選擇“隱忍苟活”的理由：不逞一時之勇，但求“文采表於後世”。

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反复強調流俗的偏見，與不容辯護的境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祗取辱耳”。經歷李陵之禍，司馬遷對人情世俗的陰暗虛偽面當然會有更深刻的洞察：當李陵被俘，朝臣落井下石；當自己落難，交遊莫救，然後流俗竟以不能死節為由鄙視自己；或許任安也曾是流俗中的一員，所以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對於任安沒有片言同情。自先秦至兩漢，個人的行動被認為代表着家族的榮譽，尤其當個人受到刑罰時更會被認為也是對於先祖的侮辱，所以司馬遷寫道：“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汙（污）辱先⼈，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但司馬遷絕沒有被流俗的意見左右。選文的三段文字文意極豐富且又多次轉折，值得反复研讀。概括而言，至少包括了如下五個層面：

1. “死節”於事無補：“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司馬遷明白，若自己選擇一死了之，因為身份地位的卑微，流俗的評論也絕不會把自己列入“死節”者之列，對於自己、對於家族的名譽均於事無補。“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當然是千古名言，但今天的讀者卻常常誤解“用之所趨”四字：這裡的“用”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因為”，“用之所趨異也”恰當的理解是“因為各人（生前）的追求不同”；可以說這是對於生命價值的肯定，今日人們卻習慣借此頌揚慷慨赴死的人，難免背離了司馬遷原意。

2. 傳統的榮譽觀念：“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人們通常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理解為先秦時期禮法制度中的規定，但司馬遷在這裡給出了一種不同的解釋：因為大夫會在受辱之前引節，“蚤自財繩墨之外”，所以客觀上就很少會有施刑於大夫的情況，這是大夫主動保全名節的選擇。“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班固訓“重”為“難”，也是承接此意。很明顯，司馬遷並不完全認同保全名節的傳統方式，《報任安書》更要陳述他在受到最難以忍受的侮辱後（“最下腐刑，極矣”），堅持“隱忍苟活”的理由。

3. “勇怯，勢也；彊（強）弱，形也”：勇敢與怯懦、榮譽與侮辱也只是不同形勢下的產物。司馬遷舉例，猛虎落入陷阱，也只能搖尾求食，王侯將相身陷囹圄，同樣被迫受辱，都只是因為形勢與力量的轉變：“積威約之勢也”。司馬遷接下來反問道：“審矣，曷足怪乎”？既然勇怯強弱榮辱都只是不同形勢下的結果，面臨受辱並不一定來源於自己的過錯，那麼大夫能否接受侮辱呢？

4. “勇者不必死節”，怯懦者同樣能因一時激動而赴死。“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一句的理解歷來有爭議，但司馬遷也承認，兒女情長難免是人之常情，除非“激於義理者”。有兩種人會選擇“死節”，一種是被熱血沖昏了頭腦的“激於義理者”，另一種則是為逃離侮辱而一死了之的“怯夫”，而“勇者不必死節”。地位卑賤的僕妾也能做到引決，司馬遷反問難道自己做不到嗎？（“況若僕之不得已乎”）實際上，忍辱堅持生命才需要更大的勇氣與意志。

5.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司馬遷歷數前代賢哲面對侮辱都能選擇隱忍苟活，為的是追求“文采表於後世”，而這是流俗不會理解的。漢人作文，最善鋪陳，由先哲“退論書策”、“思垂空文”（此處之“垂”相當於“垂範”之垂字，意即流傳），引出自己的抱負：“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