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对你先生好一点……”

宋美龄晚年长住纽约，辜严倬云有一天去探望她，闲聊间美龄突然对她说，“倬云啊，你要对你先生好一点，一个女人结婚了，如果夫妻是真情相爱的话，先生绝对是对你最好的一个人。”

辜严倬云后来聊起这件事时说，“其实我对我先生很好，但我想夫人是有所感慨，想到蒋公在世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是多么深。”

而我读着美龄说的那段话，更多的感触是，也许，在蒋离世后，美龄才意识到他是对她最好的人，在叮嘱辜严倬云要对先生好一点时，潜意识里不知道是不是在遗憾，自己对蒋不够好。

沈昌焕的儿子沈大川，回忆美龄100岁生日时，父母去纽约祝寿，“谈话时，蒋夫人对我母亲说，你们夫妻在一起那么久了，还是那么恩爱，要是有下辈子，你还会再嫁给昌焕吧？母亲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

沈大川转述美龄的话，本意是想表达自己父母感情深厚，他整篇文章也是这个主题。但对美龄来说，一位百岁老人，问出这样天真的问题时，是不是也想到了自己要是有下辈子会怎样。

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1997年和妻子林惠英，带着三个孩子去纽约看望美龄，“蒋夫人一下来就对着我内人用英文讲话……又说，不用你讲，我就知道你很快乐，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有个好的婚姻。”

胡为真回忆这些，表达也是自己夫妻感情好，美龄欣赏他的妻子。但那句“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有个好的婚姻”，是否也是美龄自己对人生与婚姻的感悟呢？

“一个女人结婚了，如果夫妻是真情相爱的话，先生绝对是对你最好的一个人。”

“要是有下辈子，你还会再嫁给他吧。”

“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有个好的婚姻。”

看美龄说出这些话，总觉得已步入人生暮年的她，还有着小女生的单纯和对婚姻生活的美好感情。她在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婚姻里，应该都被保护得很好也没受什么大的伤害吧。

其实，真正少女时期的美龄，反而说不出上述那些话。1921年4月，美龄在给大学好友埃玛的信中感慨：“在家的这四年中，我算是把男人看透了，所以一旦要我选一个做丈夫，我就犯难了。当然，你也知道，没有一个男人会像我们女人那样对待生活，他们即使现在没有婚外情，到头来总会有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包括那些我认为绝对可靠的男人也不例外。”

那时她对于所谓的婚姻，是那样悲观和缺乏安全感。

神奇的是，美龄在自己结婚后，却仿佛再也不曾担心过这个问题。要知道，她嫁的还是一个曾经私生活相当混乱的男人。

刚结婚那十年，她经常因为各种原因待在上海，也喜欢待上海。对于分隔两地的丈夫，会不会真背着她跟谁发生婚外情，看不出她有任何担忧。

抗战初期，她经常从重庆飞香港，一去常常就是一两个月，每次都是蒋发n多电报催着她回来。“望速回渝为盼”，“吾爱何日回渝，盼即复”，“望早日回来”……她每次都拖延回重庆的归期，有时还直接不回蒋的电报。

后面去美国访问加治病，她更是一待就是大半年。而蒋，总是在她离去没多久，就开始在电报里盼着她回国了。

婚后的她，笃定而独立，娘家也是她的底气，更重要的是，蒋让她安心。看她的年谱，据蒋日记与事略稿本，几乎每次分别每次团聚，蒋都亲自接送。从现在看到的电报，无论她在哪里，蒋都在向她表达思念与关心。

两人的互动中，更牵挂对方的一直是蒋。据《蒋中正爱记》，1928年2月，蒋有几天层层递进的心情特别好玩——十九日，自徐州回南京，病感冒未愈，思夫人在上海不来，曰：“心甚不悅。”二十日，与夫人通电话，夫人谓“尚未能来”，公终日忧闷。至晚，得夫人来宁消息，曰：“心稍怿。”二十一日，夫人到，曰：“病中为之一慰！”遂同往汤山，曰：“今日终日休息，与三妹笑谈，此数年来所难得之机也。”

蒋希望妻子能多在自己身边，但这个愿望常常难以实现，连他的下属陈诚都看不下去了。1933年6月20日，陈诚在给妻子谭祥的信中，让她找机会跟美龄提一提多陪陪蒋（谭祥是美龄的朋友），“蒋夫人最好多同蒋先生在一起，使蒋先生稍得安慰。不然乱发脾气，固然误得罪人，而对于他自己的身体精神也很有关系。对此当然别的人不好说，妹有机会，不妨提及之。为蒋先生，实即为党国也。”

事实上，蒋身边大多数人应该都希望美龄能在蒋身边。如陈诚在给妻子的信中所言，“蒋夫人赴庐山，蒋先生又要对别人出气了。”“蒋先生夫妇同赴浦城，真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然大家均希望夫人同蒋先生在一处，因蒋先生性急，爱发脾气，有夫人在比较好多。且彼一发脾气，最易误事，尤其非夫人在不可”。

还有张毓中的回忆，“日常生活领袖如无夫人，就会心烦意燥，坐立难安。夫人生气去了上海，我们马上就察觉出领袖的苦闷，服侍时自是特别的谨慎小心，以免无端被骂。”

美龄有一种化解的能力。比如一次立法委开会，黄宇人发言反对陈立夫出任立法院副院长，惹怒了蒋，一时全场无声，空气显得十分紧张。这时，蒋旁边的美龄低声对他说，今天的聚会已经很久了，我看大家都累了，可以休息了吧。蒋于是宣布散会。

黄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假如宋美龄不提议休息，真难以想象接下来将发生怎样的事。刘健群事后向我说，他很担心蒋校长盛怒之下，把他前面的玻璃杯向我掷来。”黄之前对美龄的印象并不好，但因为这件事有所改观。“宋美龄轻描淡写几句话就将那种紧张的氛围结束，我第一次由衷感到她也有可敬之处。”

美龄其实一直有小孩子的脾气，因此常被指责骄横。蒋大多数时候都是理解和包容她的。直到她已经步入老年，蒋还这样叮嘱在美国治病的她，“务期忍耐、安静，服从医生命令，勿躁勿急，多用祷告，为盼。”像在叮嘱一个小朋友。

1974年圣诞前夕，蒋病得很重，当时他已住了快两年院了，美龄不顾医生反对，想要回士林过圣诞节，她发脾气说，“我不管！他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过christmas！我搬回去！”争执中蒋没有说话，默默听从了妻子的安排，回士林陪她过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个圣诞节。

当然，美龄并不是个只会发脾气的妻子。在蒋住院期间，她也查出患了乳腺癌。但她瞒着蒋做了手术，让周围人告诉蒋自己感冒了所以不能去看他。这样的冷静与从容，如同多年前她飞往西安，见到激动得流眼泪的蒋，仍平静安慰他说，我来看看你……

1952年，美龄赴美国访问加治病时，蒋一直催促她在12月1日前回国，一起过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她拖延着没回。11月30日，她收到蒋的电报：“明日是我俩结婚二十五年纪念日，二十一与二十二年纪念日皆为国事气急，奔走各方，未能团聚，今年亦不能如愿欢叙一堂，更觉人生聚散之无常，惟望上帝时加保佑，使我夫妻所有病痛都能迅速痊愈，共同为国奋斗，再有第二十五年之结婚日，并期以后年年都能聚集一堂，再不离别，则幸甚矣。”

“再有第二十五年之结婚日”，“再不离别”，蒋的心愿没有实现，但他的妻子，却在他去世后的20多年里，比过去更体会到丈夫的爱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