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藏晖室劄记》(九十一)
《藏晖室劄记》(再版时称《胡适留学日记》)是胡适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1910-1917)的日记和杂记,共十七卷,中间大约两年无日记或遗失。在学校图书馆偶获这套1936年的老书,取下阅读,纸张已然发黄发脆。因为身在海外,所以读来有稍许共情。
1917年4月7日 - 4月20日
胡适用一篇《论九流出于王官之谬》参与到了当时的诸子学讨论当中。康有为发表《新学伪经考》,用辨别真伪的方法为改革张本,同时动摇了清代对古文经典的权威解释,也就开启了诸子百家的年代和理论源流的问题。章太炎跟进这场辩论,引用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反驳康有为,称“九流出于王官”。胡适在海外看到了章太炎的文章,于是作文“论九流出于王官之谬”反驳,用考证的办法,指出“九流出于王官说”缺乏可靠的史料支撑,而章太炎的说法也不足征。在一旁“观战”的顾颉刚因为有这场辩论,称自己改变了对诸子学说的旧认知。这场辩论相当于贯通了老中青三代(至胡适发表文章的1917年,康有为59岁,章太炎47岁,胡适25岁),也直接对后来的古史辨运动有启发作用。
我第一次发现诸子学说的源头存在争论是在高中。当时在网上偶然看到南怀瑾的视频,他说诸子百家的源头都是周王室的官员,然后把几个主要的流派和官职对应了一下,乍一听还很有说服力。但是这个说法明显与钱穆的说法不符。钱穆在《国史大纲》《儒墨两家的兴起》一节中开篇就说,“‘王官’是贵族学,‘百家’是民间学”,即使钱穆承认,因为士阶层的衰落,学术才逐渐下移,从贵族而到民间。当时只觉得,这个源头问题没有这个简单。现在回看这两种说法,还是觉得钱穆说的有道理。一个学问的流传必定是会产生变迁的,不能把后来的流变和源头等同起来。至于在技术上如何去反驳“九流出于王官”说,就要用上史料考证等方法了,如胡适文章提纲写的那样:
(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者皆不作如此说。
(1)《庄子·天下篇》。 (2)《荀子·非十二子篇》。(3)司马谈《论六家》。(4)《淮南子·要略》。
(二)学术无出于王官之理。
(1)学术者,应时势而生者也。(《淮南·要略》) (2)学术者,伟人哲士之产儿也。
(三)以九流为出于王官,则不能明周末学术思想变迁之迹。
(四)《艺文志》所分九流最无理,最不足取。
(1)不辨真伪书。(2)不明师承。(3)不明沿革。
除了与正式写《论九流出于王官之谬》相关的两篇,接下来还有两篇,我认为也是处理“九流出于王官论”的问题,分别是“记荀卿之时代”(四月十七日)和“清庙之守”(四月二十日)。前者是如题,考证荀卿在世的年份,后者是辨伪《汉书·艺文志》中称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的观点。
胡适四月七日得空去拜访了陈衡哲女士。胡适自称和她往来书信近半年,但还未曾见过面。说不定这种民国学者圈的书信交往例子还不少。四月十一日,梅光迪来纽约找胡适,不可避免地论到了文学改良的问题。在之前的日记中,胡适记载了梅光迪的文学改良态度,也发现了自己、梅光迪和任叔永三人间观点的不同。这次见梅光迪,胡适写到:
吾与觐庄日日辩论文学改良问题。觐庄别后似仍不曾有何进益,其固执守旧之态仍不稍改。夫友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
胡适其实是喜欢与人辩论的,另外,从这个记载来看,梅光迪应该也是一个想法比较坚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