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谈阅读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原题目：《胡斯蒂尼亚诺修士》，西班牙《国家报》2020年4月5日专栏文章，略有删改，交流使用，侵删）
【可能因为过生日，MVLL晚了几天更新《国家报》专栏。由于疫情，略萨也得闲在家，靠阅读度日，于是他又回忆起了自己学会阅读的那段时光和此后的阅读经历。记忆是个神奇的东西，总是在不经意的某个时刻跳出来。昨天我告别了原来学校的同事和朋友们，可能是最后一次独自开车沿着那条走过无数次的路线回到家里，要离开这座城市了，讨厌离别，有些心酸，几年来的种种记忆都涌上了心头；年前 约好再见的人们，生活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在这里关系最好的朋友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至今还在住院，另一位朋友和我拥抱道别，说她很难过，还有的朋友在疫情爆发前领了证，说他既没有“蜜”也没有“月”，也有朋友马上要生第二个宝宝了……
为了阻挡自己的回忆，就坐在电脑前，把略萨的回忆译出来好了。】
对于从略萨家族在拉迪斯劳·卡布雷拉街上的房子到拉萨耶小学去的那段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那时只有5岁，而且毫无疑问非常内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妈妈和我一起走过那段路，她甚至陪我进了教室，然后将我托付给胡斯蒂尼亚诺修士。修士向其他同学介绍了我，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为了我在科恰班巴的朋友：阿尔特罗、罗曼、古穆西奥、巴伊维安。其中和我最亲近的是马里奥·萨帕塔，他是当地一位摄影师的儿子，他父亲为在那座城市中举办的所有婚礼和宗教仪式提供拍照服务，多年之后，他本人在卡拉-卡拉的一家辣菜馆被人用匕首捅死了。他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小伙子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他肯定是为了捍卫某个姑娘才招致了死亡的厄运。
胡斯蒂尼亚诺修士就像坠落凡间的天使。他满头白发，目光真挚。他经常拉着小朋友们的手，和我们一起玩拉圈子游戏，还带着我们唱歌、背诵字母表和动词变位，我们就这样一边玩闹着，一边在6个月的时间里学会了阅读。邮递员每周都会给我家送4份杂志，其中包括3本阿根廷杂志和1本智利杂志：外公佩德罗的《Leoplán》，外婆卡门、姨外婆、我母亲和拉腊姨妈喜欢读《Para Ti》，《Billiken》和《El Peneca》则是给我订的。我每次都像等待天赐神物一样等着那些杂志，然后从头读到尾，连广告也全部读完。
我母亲当时在学弹吉他，可她同时也疯狂喜爱阅读。她把《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之子》借给我读，但却禁止我读巴勃罗·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那本书的封面是蓝色的，里面的字则是黄色的，她把它藏在床头柜里，在晚上不断重读里面的诗句：边读边打哈欠，都被我听到了。当然，我还是偷偷读了那本书，我肯定不管是谁只要读过里面的某些句子就得下地狱（“我粗犷的农人的身体挖掘着你/并且让儿子自大地深处跃出”）。学会阅读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我总是会心怀感激地回想起胡斯蒂尼亚诺修士，回想起他带着我们在游戏、歌声和舞蹈中学习动词变位的场景。由于学会了阅读，科恰班巴的那方小天地变得广阔了起来。随着符号变成单词，单词化为思想，我得以在全世界漫游，我甚至可以让时间倒流，让自己化身成火枪手、十字军战士和冒险家，又或是乘坐宇宙飞船遨游太空、飞向未来。我的母亲说我文学志向的最早体现就是用歪歪扭扭的字去改写那些我不喜欢的短篇或长篇小说的结尾。我对此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我确实还记得每天从拉萨耶小学回家后，喝着我最爱的肉桂冷牛奶进行阅读的时光。外公佩德罗总是取笑我：“诗人的晚饭就是诗句。”但我在科恰班巴从没写过诗；我是后来去了皮乌拉才尝试写诗的。
现在，由于疫情，所有马德里居民都必须居家隔离，我从早到晚都在读书，每天读10小时，这给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当然要把疫病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苦难排除在外），在科恰班巴度过的日子又浮现在了我的记忆中，伴随而来的是潜意识中隐藏的对早期阅读的模糊印象：在阿尔及利亚的沙漠里，高傲的戴安娜投入到了绑架她的艾哈迈德怀中；在监牢中降生的斗士可以像猫一样在黑暗中看清东西；流浪的犹太人不知疲倦地踏上朝圣旅程。我们这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至少在科恰班巴是这样——不看漫画，只读文字书，所以我从来没有痴迷于唐老鸭、米老鼠或是浑身肌肉的大力水手。但我确实很喜欢人猿泰山和珍妮的故事，我甚至会幻想自己和他们一起在非洲丛林的树木之中穿梭飞行。
在圣马科斯大学长满蜘蛛网的图书馆里，我读到了第一部文学巨著：《骑士蒂朗》，那是1948年马丁·德里克尔整理的版本。时间再往前推一点，当我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当士官生的时候，我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系列故事，甚至每天晚上都梦到达达尼昂。
没有什么能像好书那样给我带来如此多的幸福与满足了；也没什么像它们一样帮助我度过了数不尽的艰辛时刻。要是没有文学，只怕我早已在得知父亲依然活着的那个残酷时期自杀了，他强迫我和他住在一起，然后让我体会到了孤独和恐惧的含义。成年后，改变我人生的作家是福克纳；我读福克纳作品的时候总是拿着纸和笔，好搞清楚叙事者的变化和时间的跳跃，在混杂着不同人物、时间和地点的文字中梳理头绪，然后突然在某个时刻，一切就会变得有序起来，甚至比按时间顺序来讲故事效果更好。
为了阅读萨特、加缪、梅洛·庞蒂、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其他为《现代》杂志撰稿的作家的作品，我学习了法语；而我学习英语则是为了理解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奥威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也为了能读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在第三次读它的时候才做到了这一点）。1962年夏天，在布列塔尼半岛上的佩罗斯-吉雷克的一间小屋子里，我读了托尔斯泰那部巨著的七星文库版，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认为《战争与和平》和《堂吉诃德》、《白鲸》一样，是小说这一文体的巅峰之作。至于二十世纪的作品，在我看来，没有哪部能超过马尔罗的《人的境遇》，托马斯·曼的《魔山》除外。1959年8月，在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了福楼拜，在维特尔酒店里，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阅读《包法利夫人》。那是众多发现之中对我而言最意义非凡的一次：正因为读到了福楼拜，我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作家，以及自己不想成为怎样的作家。
优质的阅读不仅能让人感觉幸福，还会教给你如何更好地进行表达、更大胆地进行思考和幻想，它会创造出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民，这样的人会在官方运用政治这种至高无上的撒谎艺术制造出谎言时保持警惕之心。我们可以去幻想那些难以体验到的生活，阅读好的书籍就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更加自由、美好、纯粹。人类总是会面临各种灾难的侵袭，这些无血无肉的敌人如魔鬼一般使人们心惊胆战，人类往往很难彻底战胜它们，但借由阅读体验到的不同生活却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它们的侵扰。
好的读者不轻言满足，总在追求与别人送到眼前的不同的东西。如果失去了这种不满足的精神，就很难取得真正的进步，这种精神不仅会改善物质生活，还会帮助我们获得更大的自由，使我们能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来让自己的生活更趋近心中梦想、理想与幻想的世界。
新冠病毒在我们认为的文明与现代的社会中唤醒了名为野蛮的巨兽。我们目睹了在马德里发生的诸多可怕事件，例如发生在许多家庭中的惨剧：被放弃的老人们既没有口罩，也没有应对之策，还接受不到任何帮助。亡者和活人同处一室，睡在同一张床上。无论在哪个时代，总会有新的恐怖来替代掉旧的恐怖。这场难以预知的疫情给社会和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如此，如果在度过这场危机之后，在西班牙能有一百万人，或者至少十万人，在强制隔离期间曾经进行过优质的阅读，那么疫病这个魔鬼就不算真正战胜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