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雾障与蓝图陷阱——“原生家庭”笔记

原生家庭这个词语首度风靡于公众视野是在2015年前后的豆瓣平台。其前史则可追溯至2007年出现于豆瓣的“父母皆祸害”小组。该小组系“原生家庭论”的策源地和发轫场，并于2017年前后的网络生态治理中被强制解散。“原生家庭论”于2015年左右的逐渐出圈并成为公众话语热论的话题，则应归因于两个并行的时代因素：其一是1995年后出生于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的下一代人渐次长大成人，并与相对传统的6/70一代父母产生尖锐的代际认知矛盾；其二是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使得未成年人获得网络舆论的参与权甚至某些场域的话语主导权。于是这一时期，“原生家庭”这一能指所显影的，不乏青春书写所独具的低龄、浅智与伦理对抗等特征，将父母指认为具有扭曲形、压迫性甚至不无暴力性的权力机器；同时，新一代的伦理主体还展现出对个人主体性的虚幻追求——由最为典型的“如何摆脱原生家庭的烙印”等问题即可见一斑。“原生”这一不无陌生与怪诞的语词来自于安卓原生系统，各个品牌的手机厂商都会在原生系统基础上进行“深度定制”，使之在外表上焕然一新。这一象喻体现出“原生家庭”一词的主要使用者与讨论者渴望重构个人的人格结构、精神结构与主体地位的成长愿景。因此，整体言之，“原生家庭论”是亘古有之的代际观念冲突与权力龃龉在全民社交时代通过互联网的扬声器而放大的声音，又因晚近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剧变与价值观念的深层断裂而愈加声势浩大。此前的公众话语中不乏类似的声音，反叛旧家庭、成就新个人的母题一度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典型化叙事——以巴金的《家》为代表——中成为官方宏大叙事所背书的主流逻辑，但此类叙事往往是旧家庭叛离者“成为新人”后的追述，而“原生家庭”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口号，则是第一次由掌握社会话语而尚未脱离“旧家庭”的青少年主体所进行的伦理言说与主体想象。 然而，由于言说主体的幼龄化、浅智化，以及动机各异的诸种舆论话语加入其中并推波助澜，“原生家庭论”其看似张扬的主体性宣言之下，存在内生的逻辑断裂与目标错认，并在共同体话语的社会性弥散中渐次被笼上层层雾障，使之通向一个可能遍布荆棘与诱惑的后现代陷阱。首先是这一话语模式具有彻底打破传统伦理规约、走向长-幼冲突对抗之二元对立思维的危险。“原生家庭论”将父母、兄弟、姐妹、亲戚等伦理组织指认为个人成长中的反动性力量并将其污名化和妖魔化，暂且搁置其逆写伦理的解构意味，就个人实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而言，是只破不立的家庭修辞，除了宣泄愤懑与压抑，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无助于健康代际关系的确认和价值裂隙的弥合。其次，貌似蓬勃洋溢又深切内省的个人救赎神话与未来人格形绘之下，潜隐着对亲情纽带和家庭责任的想象性割裂与断离。然而现实的引力又使他们不得不与其所幻想切割的“压迫性的家庭”维系貌合神离的尴尬并存。这一层理论与实际、蓝图与现实之间的错位使代际冲突的弓弦愈加紧绷，给青少年带来更深层的心理压抑、迷惘、困顿与躁动，更间或会成为家庭悲剧的催化剂。再次，在“原生家庭论”所许诺的未来蓝图之下，不期然间或可睹见快餐文化与消费主义架设的路障与陷阱。家庭伦理作为维系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纽带，对个人社会行为的规约作用已无需赘言。当笃信“原生家庭论”的青少年叛逃束缚于自身的父辈权力的统摄，幻想以自由身份进行主体实践之时，出于报复性或曰补偿性放纵的动机，便已与横陈的快餐文化和消费主义陷阱悄然相遇，多半不可避免地接受资本主体的询唤，继而成为扁平化、空洞化、渐次沦丧其主体意识的市场猎物。若进一步思考“原生家庭”这一论调何以能在众声喧哗的今日在舆论场上占有显赫的一席之地，社交媒体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作为推手已悄然浮上水面，并露出其清新、小资、文艺、温和等诸种诱人面纱之下由金元铸就的滴血獠牙。重重雾障之下， “原生家庭论”最终的受益人以收割其询唤对象之叛逆、理想、金钱与未来的方式，完成了对后现代行为主体的一轮又一轮规训与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