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s |罗德胤《乡土聚落研究与探索·第六章》与吕舟《论遗产的价值取向与遗产保护》论文考

《乡土聚落研究与探索·第六章》的“黄岗村”一节中提到了在贵州举办的两届中国传统村落峰会。在贵州黔东南州政府筹备的第二届传统村落峰会上，规划团队提出的第二条建议尤其引人遐思。规划者早早明确了不能将传统村落像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态度，而是应该通过代入现代创作者的设计实践，以及从更本质的业态和运营等方面考虑乡村发展，使得传统村落对于原住民而言不再是落后生活品质的代名词、对于游客而言也不是走马观花的装饰性景点。这一条指导方针在具体落实上还有很大的灵活空间，但是我想，自上而下的全局性管理策略是必不可少的。村落原本或许已经自发产生了一些运营模式，这些由当地村民或地方管理者指定的策略具有应对实际的基层逻辑，无疑为他们带来了必要的利益，保证了基本的生计，但是，这些运营模式之中难免存在涸泽而渔的短视之弊。与黄岗村同属黔东南州的西江千户苗寨是贵州省知名旅游景点，但回头客效应较弱，网络评价也不乐观——比较显著的原因是食宿费用昂贵。笔者在参观千户苗寨时，甚至有被强硬推销苗族银器的经历，这也显示出当地居民因为利益需求而与良莠不齐的旅行社进行合作的现实境况。因此，政府和相关规划者有责任从居民、游客、中介等不同群体思考传统村落的意义，有义务以整体有利的角度引入监管政策，在维护村落核心价值的前提下进行变通。

说到传统村落整体风貌的保护以及自上而下政策的介入，就不得不提到位于日本岐阜县的世界遗产白川乡合掌造村落。笔者在日本交换期间曾拜访白川乡，通过事前的准备、在地的观察和事后的文献整理，发现白川乡能够依旧以魅力十足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吸引四海游客的原因，正是在于整个运营系统的一体化和自觉化。当地的所有民宿、餐饮和零售都由统一的观光协会管理，游客若要预订当地旅馆，必须经由统一的官方渠道挑选——这一操作有效规避了营业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做到良性共生和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同时也为游客的消费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另外，笔者还发现，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众多日本观光景点在宣传上特别注重“季节性”和“限定性”，也就是一些极具特色的观光盛事只在特定时间举办。仍以白川乡为例，运营者在知晓该地以冬季雪景闻名的背景之下，设计了“冬季夜间点灯（Light-up）”活动，游客须事先预约，然后才能在当天前往该地欣赏独特的灯光雪景。而在每年十月中旬，当地村民还会按照传统举办“浊酒祭”，以向山神祈求五谷丰登。期间，各地神社会举行“圣驾巡游”、舞狮、舞会等传统庆典，这无疑为好奇的外地游客提供了一扇窥视当地风土的鲜明视窗。这种“过时不候”的诱导性确保了游客每次游览的新鲜感，有利于回头客效应的长期维持，同时既以进行时的模式保存了物质遗产以外的非物质人文景观，又为创新之举提供了用武之地，带来锦上添花的效益。

西河村的项目让我对乡土村落的规划和设计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我在想，针对传统村落，首先是对村落基本地理环境和整体文脉的把握，抓住最有发展潜力的点进行深度挖掘，而非满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在西河村规划中，设计者注意到村落沿河景观的重要潜力，所以后期的一系列行动都有针对、有目的地展开，提纲挈领，虽不能惠及全域，但具有更明显的地域特色和示范性。然后，对于自己掌握的村落历史文脉和现状，不应当以完全顺从的姿态进行设计，而是批判性地看待，即使是历史建筑，也应当有其价值的高低、美学意义的多寡，一视同仁原封不动的应对可能反而失去对最精美建筑的聚焦，也使得较为次级的建筑失去通过现代设计提升自身品质的机会。设计不是对传统的完全继承，而应当是以一种专注的目光发掘现状中的一些看似不合常理却具备与未来对话能力的亮点——比如在西河村项目中，我原本以为设计一座咖啡馆只是不贴合实际的想法，但始料未及的是它的建成反而招徕游客，提升了村落的经济收益。这其实对于乡村设计者来说是一种挑战，不仅考验了设计者的设计水平，更是测试了他的前瞻性和魄力。从这一点出发，我不禁联想到自己一年以前参加院内乡村振兴实践时的经历。我们队伍前往福建闽清樟洋村进行现状调研以及工作站的设计，在现实走访调查中，当地居民反映最多的问题还是偏向基建和生活条件改善——诚然，这些问题是切入肌肤的关键，政府不可能漠然处之，但是我们的设计似乎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些改善现状的层面。在进行工作站的设计时，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是否应当引入一些更未来、更新颖、更富创见的设计点，比如为以后来樟洋村参加柑橘采摘活动的外地市民开辟一处果蔬加工的工作坊？或是将百年古厝“炉边厝”闲置的堂屋改造成新的文化站，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直接在道路边修建一座冷冰冰的水泥楼房？

设计者对乡土的触碰，原本不仅是对一方水土的探索和追溯，更是对一方人的关怀和尊重。掌握专业知识的规划和设计人士更应当深刻理解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自以为高屋建瓴的姿态，往往导致对一些基层社会逻辑的蔑视和违背。自认为对村民有益，然后生硬地介入当地社会，很容易两脚踩空。《乡土聚落研究与探索》平田村一节中提到的当地人小江，用公益慈善的事业获得了民众的信任，我想，这些行动无疑会成为他在乡里推行建设、争取权利的润滑剂。人情应当设身处地加以尊重，也可以因势利导加以推动，或许这也是设计的重要基础。

《论遗产的价值取向与遗产保护》一文中对遗产的“历史信息载体”角色做出了强调。将建筑遗产看作历史信息的载体是一种中立的保护观念，这其中没有掺入政治价值等主观判断，使得每一个当下的行动最大的意义都在于发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联结作用。以“修旧如旧”为代表的客观保护观念内涵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深厚。大一时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史课作业的需要，我曾前往五台山南禅寺进行实地调研，那时，正殿表面的清代加建部分已经拆除完毕，人们认为的唐代构架直接显露出来。在此之前，我认为这一复原行为是对南禅寺最大的尊重，但客观的文物保护原则却提示我：原先那一层清代加建同样具备重要的历史信息，修复者不应当以轻蔑的态度直接加以毁坏。

我在日本交换期间，建筑保存与修复学的老师也举出了日本近代相似的试错经验。在《古社寺保存法》施行的年代，日本学界认为对于建筑时代的考证和对样式设计的保存是主要目的，因此，以屋顶构架为代表的一些外观上看不见的部分遭到了随意的改造。比如在明治时期唐招提寺讲堂的修理中，修复者出于结构稳定的考虑，将原本的日式屋顶构架更换成西方的三角桁架结构。后来，人们认识到该建筑是由平城京东朝集殿拆除后遗留的木材修建而成，但由于构架已被更换，所以丧失了对物质资料进行考察的宝贵机会。这一事件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明白，任何建筑遗产及其构架之中都可能同时存在合理与不合理的部分，然而正是这两者的拮抗与平衡，才保证了历史信息的完整和真实，对任一部分的鲁莽取舍，都是对先人的背叛、对后世的不负责，因此修复者最好保持客观的态度，将主观价值判断留给评论家和世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