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包丽事件的罪与罚
2020年4月11日，包丽被宣布死亡。
2019年于北大来说是难熬的一年。这个国之重器熄灭了往昔光环，摔碎了一众粉丝的玻璃心，校内师生频频以各种不堪行为上社会新闻：年初有博士后翟天临“不知知网”，开启了我国学术打假元年；年中有弑母逆子本科生吴谢宇落网，其蜿蜒曲折的心路历程和作案动机至今是个谜；年末有炮王教授冯仁杰，利用职权劈腿、插足、出轨与数十位嗯，将教授叫兽化的理直气壮。本以为2019终于完结了，结果爆出了炸裂的北大包丽事件——学生会主席精神控制女生致其脑死亡。这些人这些事让那些谨遵“今天我以北大为荣，明天北大以我为骄傲” 的学子们义愤填膺，捶胸顿足。而根据“蟑螂理论”：当你在厨房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那么家里可能已隐藏着上百只蟑螂。以此推之，细思极恐。所以，北大到底怎么了？不，应该问，我国的高等精英教育怎么了？（北大学子一度鸣冤，因学校穷，不像隔壁某校每次一出事都甩巨额公关费，无半点水花，意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回顾下这个事件：
牟林翰是谁？
牟林翰的父亲是进出口银行山东分行副行长，而其本人非常优秀，获得过颇多荣誉，曾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第三十四届执委会副主席，为2015-2016年度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曾于2016年至2017年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体育部长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生会外联部部长 。家境很好，在北京有房作为二人恋爱蜜巢。
相关人士爆出多条包丽与牟林翰的聊天记录：
比如他建议包丽多找校学生会的人“聊”，并给出了具体的策略：和对手聊，要“表现得越蠢越好”，“见（学生会）主席们”，则“一定要好好表现，最真诚地去聊”。他还建议包丽去接近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你好好跟着某某哥，有不懂的就多问问他，他挺厉害的，而且很重感情。”发给包丽这条微信之后，他嘱咐后者将这段话“截个图，明天发给孙某某。 在竞选的同时，包丽还操办了北大最大的文艺活动“校园十佳歌手比赛”，并拥有决赛部分门票的分配权。牟林翰指导包丽用好这一资源，送票给能够影响选举的人，以“广结善缘”，且要把“话术用好”，“让那群人（指可以影响选举的人）感激涕零”。
还有匪夷所思的主奴关系（因消息记录截图被渣瓣删掉，只能改为文字）
包丽称牟某为“主人”，牟某有时候称包丽为妈妈，因为包丽不是处女，牟某则让包丽绝育手术，把切除下来的输卵管交给牟某珍藏。“你去做绝育手术，然后把病历单给我，这样呢？”、“好，妈妈，下辈子要等我哦”、“不能复通的永久绝育会切除一段比较长的输卵管，你不要把它扔掉，和医生说留下，带回来给我，我想留下它”
令人瞠目结舌的人生观：（因消息记录截图被渣瓣删掉，只能改为文字）
当包丽被长期洗脑后变成一个自我认同崩塌的人，她在消息记录中说“我想让你远离我这种垃圾，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女孩”，而牟某的回答则鲜明的展现了其价值观与世界观，“这个世界太恶心了，我也想变得恶心一些”
由一系列资料可以看到，包丽和牟林翰相识于学生会，感情升温于竞选技巧交流，最终沉沦于对方的人设。对，就是人设。一个出身优渥、阳光帅气、心系天下、手腕了得、品学兼优，集霸道总柴、琼瑶男主之大成的完美人设。外人看来无懈可击，亲身体验一地鸡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人版。该事件引发了大众对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控制、PUA、字母圈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却少有对牟某的人格心理分析，似乎一厢情愿的将锅扣在了泡学、SM上（何其冤也）。而其实，这位赞誉无数的党员早已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忠实信徒，其私密言论中大量的阴暗、变态的语言亦折射出反社会人格。这样一个背叛了信仰、扭曲了人格的成功男性倘若身居高位，更是细思极恐。而包丽用自己的性命只是帮社会认清了一个还能逍遥法外的人渣，这代价太过沉重。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有一句直击人心的话：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而牟某选择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看到了世界的恶心，决心成为一个恶心的人。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够进入最高等的学府、占用最尖端的资源、走最平顺的道路、“杀”最美好的姑娘？
更可怕的是对于此事还有人如此评论
可怕的不是内里已腐烂掉了的事实，可怕的看到该事实却习以为常的麻木，而最最恐怖的是久而久之的麻木变成了心安理得的接受和捍卫。陈寅恪先生说过大学之魂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则培养出“变态之精神，邪恶之思想”的学生。。很想知道到底哪个上流社会以“母狗”为常用词汇，以侮辱人格为日常操作？咱们老百姓（下等人）当年也是读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而热泪盈眶，读《鲁迅文集》而热血沸腾。卢梭才死两百多年，鲁迅的文章才被踢出语文课本，如今自由主义思潮还在，就当我们自甘堕落，俯身为狗了么？
谁该为此事买单？谁承担罪孽？谁执行刑罚？谁完成救赎？陀氏在《罪与罚》中这样写道：“有良心的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会感到痛苦。 这就是对他的惩罚，——苦役意外的惩罚” 。诚然，法律无法制裁牟某，他是否有愧疚之心亦不得而知。但有良心的社会该感到羞耻与罪恶，产生痛苦与反思。
比如说学生会的问题。由于高校行政化、学术行政化、社团行政化，让本来该为学生服务的机构变成了官僚系统，学生会组织竟然变成了主席们适应所谓社会官场生态的演练场，并提前享受着权力带来的疯狂与酸爽，体验炙手可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主宰感。至此，即便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长成加西莫多的样子，拥有莫里亚蒂教授的邪恶灵魂，都能催化出干柴烈火的爱情，因为“权力即为春药”。那么为何要将这春药洒在三观未塑造完善、我国八九点钟的太阳身上？十八岁只是生理上的成年，却远远没有达到心理成年的节点。曾经是象牙塔的殿堂经过社会成功学的价值灌输，学习知识不过是在社会安身立命的工具，攫取利益的手段。至于开拓新纪元、探索未知领域这种需要无限度试错、回报率甚低的事情已无人问津。
又比如说名校的准入门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于什么？资源公有。在资本即正义的西方，我国的教育一直是平民跨越阶级的有效阶梯。精英要实现权力的继承必须得保证自己的孩子继续接受精英教育，在国外捐款就行，在我国需得跟平民大众一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我国某些精英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他们一系列的骚操作横空出世，让人眼花缭乱，自叹不如。不去薅资本主义羊毛（或许没能力），却专门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个容易办），结果挖的太狠了，房倒屋塌给埋了，是为“祸起萧墙”。但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不能期待于一次次的祸起萧墙，毕竟我们的墙角一向十分坚固。
写至此又怀念起五四运动中解放思想的先贤们，又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自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