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精神》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我们是否真的了解？
在中国近代初期，外强伺衅，内务虚弊。一片华林悲雾之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中国不亡论”，中国因何而不亡？
钱穆先生的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诠释历史精神，以史学立场来解说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人物，道德。借此认清现在中国人所背负的历史使命。历史即是人生，是人文的生命力量穿透过去和未来。《孟子》里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也是这个意思。过往化育成现在，而现在又化育将来，一以贯之。历史和文化始终变化而持续，现在的问题，应该在过去中寻找答案。
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有社会就有政治，中国的政治，是“一统”的政治。自周天子封诸侯始便有了“封建的一统”。虽经西周式微，王权解体，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帝以“尊王攘夷”为号，仍然是一统的政治。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相互倾轧，各自为政，变成一个“多统”的政治。之后的秦，汉，三国，两晋，均是“一统”的政治。虽然其间西晋北方五胡乱华，造成南方东晋和北方十六国并存，东晋之后又有宋齐梁陈，但并没有失去“一统”的精神。之后隋唐叠兴，经五代之乱而复一统为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始终是以“一统”为常态，而“多统”为变数，即使“多统”之下，也不乏要求“统一”的观念存在。
自周朝至今，中国始终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人的“国家”，并非像西方的“权利的象征”，而是“文化的国家”，“民族的国家”。《大学》里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修身”的目的在于“明德天下”，反过来，“天下”的成立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基石。个人，家，国，天下，这四个阶段统一在“道德”这一大的理想之下。中国人的“国家”，即“天下”，是指文明所能囊括的范围，民族精神之所凝结，并非对外扩张的机构和获取资源的利器。因此才能根生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政府不代表权利，而是执行，这与“国家即天下”的思想相吻合。政府的组织者不是军人，不是贵族和富人，而是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从秦汉起就有“选举制度”。汉代有“察举制”，比如举孝廉。“太学”毕业的学生先出任地方的吏，再经推荐，到中央通过考试后才能成为政府官员。汉代还有“征辟制”，即皇帝征召名流为官。魏晋六朝则有“九品中正制”，按照出身，德行等考核人才。隋朝时建立起“科举制度”，历经完善，改革，衰落，沿用一千多年，直至清末。
中国并非皇帝专制。一个“一统的国家“的政府需要一位元首，这个元首既不能在国土辽阔而闭塞的农耕社会通过选举产生，也不宜经常更替而动摇政府的稳定，因此中国的元首是世袭的，也就是皇帝所担任的角色。皇帝并没掌握政府的最大权。以唐代为例，政府设有发布命令的“中书省”，审核命令的“门下省”，以及执行命令的“尚书省”，皇帝的敕旨实际是由“中书省”撰发。基本上，秦汉至唐，皇帝意见都是宰相做主，皇帝阅过盖章。到了宋朝，宰相草拟意见，皇帝同意后正式拟撰，皇帝才有了参与意见之权。朝廷的“用人”也并非由皇帝决定，首先要通过考试，其次官员的升迁也有一定制度。再以唐代为例，五品以下由吏部决定，五品以上，宰相决定后皇帝任命。明代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则由朝廷共开推举，侍郎以下由吏部尚书召集三品以上官员推定。当然，皇帝对于敕旨有否定权，但称不上“专制”。
中国的政治既非皇帝专制，也不是宰相或某一衙门专制，政府另设“监察权”。一个是监察“发布命令”的错误，一个是监察“执行命令”的错误，行使这两种权利的人历史上叫做“御史”和“谏官”。汉代的“御史大夫”相当于副宰相，其下有“御史丞”和“御史中丞”，分别监察丞相和皇帝。唐代的监察机构分为“台”和“谏”，“御史台”是独立的机构，监察百官。“谏官”则隶属丞相，专门负责监察皇帝的言行。丞相谒见皇帝带着“谏官”同行，“谏官”是个小职位，以直谏为职，不怕得罪，在丞相和皇帝之间起到矛盾的缓冲作用，可见中国传统政治中运用之苦心。宋代的监察制度远不如之前，“台官”和“谏官”均不由丞相推荐，“谏官”转移锋芒与丞相为难，导致政府中产生一些专执异见不负责任的人，渐渐不再产生积极的作用，以致到了明代，“谏官”直接被废除，监察的权转移到“给事中”。“给事中”本来是“门下省”的官员，负责审核敕旨，认为不当则“封驳”重拟。明代废除了丞相，即“中书省”消失了。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秘书，协助皇帝发出敕旨。“尚书省”分化成六部，各设长官。“门下省”也被取消，“给事中”的职权独立出来，分散到六部每部中，职位非常低微，但是有权参与皇帝拟召，每一部的给事中都可以不受牵制，独立对敕旨提出建议和反驳。
至于元代和清代，在历史上属异族统治，违反中国的传统政治，厉行专制。科举制度在元代有名无实，监察制度在清代一概不存。
一般来说，小国宜“人治”，大国宜“法治”。现在人常说：西方是法制社会，中国讲人治。根据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政治更偏向“法治”。所谓的西方“法治”，其实主要只有一条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是“人”，法随人转，所以更应该叫“人治”。中国思想中一直是“学术指导政治”，而学术是不按照人数的多少来判定是非的，“少数服从多数”不是中国的政治形态。历史上，一个法订了，就不能轻易动。比如田赋制规定的税额，往往推行数百年，皇帝宰相谁也不能变。中国的政治是稳定的，滞重的，也存在不少流弊。钱穆先生推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顾及了民族，国家，历史，文化，领袖诸多要点，接近民主政治。承袭了传统政治之长处，于三权分立之外，加上考试和监察两权，提出“权”“能”分职，权在民众，能在政府。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和政府，不但要有“主权”，还应该有“理想”。中国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必先求其思想和政治的独立。
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决定一切，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从西方社会来看，未尝没有其正确性。然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经济问题在全部人生中所占的消极价值多，积极价值少，缺了它不行，增加它却意义不大，不包括整个人生，也不能决定其他一切。中国历史上经济并不占重要地位，而是由其他部分来领导经济，控制经济。
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并不是“阶级”社会，而是一个“流品”社会。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亦称“四民社会”。
先说中国历史上很重要很特殊的一个概念：“士”。说“士”是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并不确切，中国并不禁止“农”“工”“商”三流读书。士即“士大夫”，“士君子”，是参与政治的特殊流品，平民中的士通过察举和考试进入政府。“士”一流，寄托了社会和人生的道理。《论语》里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汉时规定官员不得经商，唐代规定应考人和官人不得经营工商。士的精神专注于“道”，不在于私人衣食。诸葛亮遗表里说：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这是士的传统精神。一个国家的政治交给这样的一批人，思想和政策会怎样，可想而知。历史上，两汉的“郎吏社会”，两晋南北朝的“门第社会”，唐代以后的“科举社会”，都是“士人政府”担负治国平天下的责任。
在中国农耕社会历史经济中，“土地”是一个主要问题。封建时代采用的土地政策是“井田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由天子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分配给农民，以九百亩划分成九个单位，由八家承耕，八家人公耕剩下的一个单元作为上交的地租。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来，各家都将精力放在自家土地上，公耕的土地不免荒废，于是贵族将土地全部分出去，直接向各家征收十分之一的地租。这一转变慢慢导致土地“所有权”的观念的变化，政府变成“认田不认人”，每家的土地不再平均分配，而是能多耕者拥有的田就多，就这样，“国有”土地慢慢变成了“私有”。土地私有后，社会上就出现了土地兼并和买卖，衍生出贫富不均的现象。政府对于租税，倾向轻徭薄赋，孟子理想中的田赋是十取一，汉代规定十五取一，唐代只有四十取一，国家法令虽宽松，农民却无法成为获益者，缴租由地主决定，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五十。所以后来王莽主张把全国土地收回，变为国有。从东汉末年到三国的乱世，流寇四起，政府废坏，农民只能依附于大的门第，成为其“荫户”受其庇佑，向大门第缴纳租赋的同时又组编成大门第的自卫队"部曲兵"。这个时期的全国土地分归各大门第所有，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依靠减轻田赋，将“荫户”重新吸纳国家户籍，又允许大门第“占田”，即多占十几倍份额土地，对其进行安抚，逐步完成了“均田制”的土地改革。唐代的“租庸制”，基本上是“均田制”的沿袭，这两种制度的好处是土地分配比较平均，田赋较轻。但任何一种制度的推行，积久不变就会产生问题。要均分土地就要有完备的户籍体系，唐朝户籍每三年改造一次，分别存档于县，州，中央。全国每天都在发生生死逃亡户籍变动，相关官员难免有疏忽，户籍的逐渐失准导致整个制度体系的衰败。唐代改行“两税制”，按亩收取夏，秋两次田赋，恢复到土地私有和允许买卖的情形，此后的宋元明清，土地政策也一直如此。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推行，大门第也慢慢衰退不存。
历史上，“士”和“农”两个流品是紧密相关的。汉代的士大多是农民出身，唐以后更是仅允许农户参加科举考试。自唐至清都是所谓的“耕读传家”。商户不能成为官人，而官人不允许经商，官家和富人更替流转。
再说传统经济中的工商流品。封建时期土地国有，“耕地”发放给农户，山林池泽作为“禁地”是贵族私产。一些游民偷入禁地，伐木捕鱼，烧盐冶铁，被认为是作奸犯科，贵族剿灭不成，就抽征他们的获利，所谓“征商”，这就是工商业的雏形。秦汉时代，“耕地”的赋税归政府所有，由“大司农”管辖，山林池泽“禁地”乃天子所有，所征商税归王室，由“少府”管辖。到汉武帝时期，因伐匈奴而政府钱库空乏，汉武帝下诏命富商捐款，只有一个叫卜式的响应，汉武帝一怒之下，将盐铁产业收为国有，直接将其利益转交给政府。此后，社会上获大利的工商行业均由政府操控。对农业轻徭薄赋，对工商业进行限制，正是孔子“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思想体现，“礼”即是有节制和限度。中国传统的经济理想是在某种限度内保证“农”“商”“工”贫富均等，而执行这一理想的是“士”。
中国始终把文化的根苗寄托在农村，不使财富集中到城市，这确实影响了物质文明的发展，然而就历史而言，元，明，清三朝，中国的物质水平还是要高于西方社会，中国这种“日计不足，岁计有余”的经济制度也有其不可抹杀的长处。近两百年由而西方带动东方，物质文明在飞速增进，带来不少问题。值得重新思考一下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和文化控制经济的传统理想和方法。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失去了核心，担负国家的责任的“士”这一流品消失不见了，不讲“个人权益”具有“仁爱与牺牲”的“士之精神”失去了，即使处于社会核心地位，也不再是“士”。
三，中国历史上的军事
中国文化虽然平和，却有着坚强优越的战斗精神。
中国是个没有天然防线的农业国，其最大的敌人来自北方的游牧文化。游牧民族的武装以骑兵为主，马匹爱冷，秋高马肥，角弓为胶质，天寒胶凝，弓硬箭远，所谓”风劲角弓鸣“。一到秋冬，游牧民族正值粮草断绝，而中国却秋收冬藏，酒熟布成。流动的游牧骑兵从万里长城的任意缺口闯入，防不胜防，又加通讯迟缓，分散的广阔农村毫无抵抗力，情况迫使中国采取攻势国防。对抗游牧骑兵要训练一支机动性高的远征军，军队北上只能自携粮草，孤军深入，速战速决，如果不能一击致命，敌人就会退进漠北得以修养生息，为了防止前功尽弃，远征军只能绝漠穷追，在饥寒的天气里穿越荒凉的沙漠草原寻找敌人的主力。这种千里奔袭是场勇敢和惊险的表演，霍去病和李靖两位将军的战绩足以说明中国的战斗精神和战斗力量。然而由于地理气候物种等因素，注定这种胜利无法持久，塞外游牧民族力量潜资暗长，新的力量总是崛起，匈奴之后有鲜卑，鲜卑之后有突厥，突厥之后有契丹，再又是金，蒙古，满洲。内地的农业经历一段长期的太平，武备松驰，人民终老不见兵革，下一次战乱来临，只能被迫重新应战，如此循环，自秦始皇已有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和民族仍然屹立，成为唯一现存的古国，没有坚强的战斗精神如何可能？
匈奴在被汉武帝击溃之后，一支流亡欧洲，一路势如破竹直下罗马。蒙古人兵事世上杰出，蒙古西侵，如风扫落叶，南下却节节受阻，而当时中国已然分裂成北金，西夏，南宋，军事力量薄弱。蒙古侵吞中国消耗极大，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被驱逐出塞，蒙古帝国的衰亡主要是从中国开始的。宋朝的军事能力历来被人们所鄙视，实际宋朝本身的处境比唐汉要艰难很多，五代时石敬瑭弃了幽蓟十六州给契丹，宋朝开国时北方已无屏障，只有雁门关一条内线，居庸关到山海关一条外线可守。东有辽，西有夏，这两国都是铁和马的产区。没有深谷广原，宋朝很难驯养马匹，训练骑兵。在这种情况下，宋朝还是前后应付了一百六十多年。历史上另一次异族入侵是满洲。主要原因并非中国人不善打仗，而是两种社会的生活状态不同。满洲是当时新兴蛮族，在战斗中成长。明朝二百年来社会太平，而长期的和平也正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军备松弛忽然面对强敌，几仗下来虽经失败，战斗精神却渐旺，仍守得住山海关，如果当时没有政治腐败，李闯张献忠作乱，满洲内侵还是可以抵抗。
孔子所谓"不教民而战，是为弃之。"如果不教人民军事的知识和技能，不巩固自己国防上的战备，等于把国家丢掉，是不行的。孔子看起来不大赞成武力解决问题，但对于国防的战备，他认为非常重要。个人的修养也是如此，随时要准备战斗的精神，但不轻易用兵。中国历史上国防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民族本质示弱。中国对待军事的态度不是穷兵黩武，而是适可而止。历史上岳飞，史可法，文天祥，相较霍去病，徐达，李靖，更受后人崇拜，证明了中国人的理智用在成功时，情感用在失败时，胜不骄败不馁，和平精神深沉而强韧。
历史上的军队在春秋时期只有贵族兵，平民只能担任勤务。战国开始大规模使用步兵，平民才通过募兵制度正式当兵。汉代的”义务兵役制“，根据农村”三年耕一年蓄“的经济状况制订了壮丁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的制度，可谓全民皆兵。汉代兵种有三种，由国家供养的中央卫兵，民间自行负担的边防戍卒，还有战时的自愿兵，即所谓的”良家子从军“，平时在家养马习射，希望战时建功立业。三国时期，军队和农民合而为一，农民编成了大门第的私家军队”部曲兵“，曹营的邓艾策划的"屯田"，就是军队集体耕田，自给自足。晋代五胡的军队可称”部族兵“，汉人则是”签丁兵“，用抽签的方式临时征发，从二抽一到十二抽一不等。苻坚的军队就是”部族兵“和”签丁兵“的混合。东晋则是”募兵制“，比如谢玄的”北府军“。招募的军队，整齐划一，战斗力强，但五年十年之后容易衰颓，需要重新招募。”募兵制“长期消耗国家军饷，到了北周时期遂改行”府兵制“，选择有家业的壮丁长期当兵，有战出征，平日种田，田赋豁免，真正实现兵农合一。唐代仍是”府兵制“。府兵的”府“，是指战略要点，每府有一支军队，据统计，全国可得八十万军，国家无需分文军饷。府兵有身家知自爱，忠勇奋发，将军在中央供职，战事结束，兵归府将归中央，不会军人用兵干政，可见唐朝武功和制度有很大关系。唐玄宗时期开疆扩土，府兵制度渐被破坏，战事不缀，军队长期戍边，无法回府，边将中饱私囊，对富有的兵士苛令苦罚，致死后占其钱物，又不具名册呈报，军属毫不知情，正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积弊日多，府兵纷纷逃亡，即便是好的制度，精神衰退了制度也必然崩溃。唐代由府兵改为”镇兵“，混用番将，于是有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平乱后，节度使拥兵割据，中央无奈，藩镇实成军阀。到了宋代，能翻身又建立一统的局面实属不易，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一个转机。宋代采用募兵制，军队素质不高，又要养兵，实在是一个既穷又弱的国家。元代是"部族兵"。明太祖驱除鞑虏，统一中国，重新效法”府兵制“，该”府“为”卫所“。可惜经过长期的太平，卫所制度又腐败了。满洲起初也是"部族兵"，后来汉人参军，编制了”绿营兵“，但地位不如”八旗兵“。到了太平天国，”绿营兵“和”八旗兵“都已经腐化无用，曾国藩和李鸿章，训练湘军，淮军，从地方团练成长为正式劲旅。这种兵因为从邻里乡亲招募而来，也叫”子弟兵“，后来慢慢变成北洋军阀。
历史上，武装与经济的配合成绩卓著，”屯田“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早在西周封建时期，就在诸侯国四围开辟井田，田产供养都市，都市的士兵护卫田地。每一个诸侯国都以一个经济与武装的结合单元。西周本是从事游牧的戎狄和从事耕稼的华夏杂处的情况，正是借助封建制，才把华夏文明农耕文化深入散布到辽阔的大陆。而宋代积弱，主要也是因为生产和战斗分开了。可见一个国家的武力根源，必然归宿到文化整体。
中国历史上的将领可以说是提倡”文武合一“的，军师型的人物，如张良，李泌，曾国藩也备受推崇。中国的军事学代表著作有三部书籍，《孙武兵法》，是从人生哲学中发挥出的战斗哲学。戚继光的《练兵纪实》，以道德，教育配合军事，是一部上乘的练兵学。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军事地理著作，凡中国用兵所经地方，进退攻守形势都有分析。二千年来中国的敌人被我们的先人解决了，以后如何保家卫国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四，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教育救国，教育不能狭隘，教育不该限于学校，不该限于青年。
西方有”教会教育“，”国家教育“，还有”个人自由教育“。第三种教育就是现代西方大学教育的标准，这种教育重在传播知识，寻讨真理，落实技术和职业。然而”知识“和”职业“有它先天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人生不能无智愚，社会环境又如此复杂，专讲知识与职业，只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竞赛。国家有法律，社会有风俗，职业有固定，自由有限，平等更有限，人人祈求向上，而人人不免落后，如果没有注意到每一个人可能的失败和内心真实的苦闷，怎么能称为理想的教育？教育应该能够疏导时代情绪，注意到广义的，全面的人生。
中国传统下的教育是广义的。中国文化一向看重”人文精神“，没有一个民族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中国学者，几乎都是教育家，尤其儒家和孔子。孔子和儒家看重”道德“”人格“”文化“教育，创造了中国社会里的”士“，”君子“则是教育塑造的理想的道德人格。儒家不主张出世，而是教人在世保持道德人格的尊严，是每个人感觉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中国社会尊”先师“，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尊师“的目的是”重道“，尊的是孔子背后代表的是”道德标准“。所谓圣人，是一种人格，一件事假如别人来做也只能如我这般，不能比我做的更好，即使圣人来做也只能如此，那我即是圣人，不讲才智，只讲心地和道德。比如让我做千军统帅，我才智有限不能勉强，但做一名小兵，我没有什么不能的，尽了我的责任，那么这名小兵就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不必等到死后，人人在世都可以做君子。
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说”人人皆可以成佛“，和儒家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一样，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因为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人文的，因其人人有份才是道。这是中西宗教的差异。宋代儒家精神又复活了，宋代的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的道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天下为后世。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社会才能团结稳定，而这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就是教育最高精神的寄托。教育的最高精神，必然要向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
五，中国历史上的地理
最早的中国只在黄河流域狭小的地区。传说中的神农氏，大概只在河南省西部，黄帝在河南省东部。唐尧，虞舜在山西省南部，龙门下黄河南套东北面。夏商周三代的核心是河南，山东，陕西东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北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
摆开局面是从春秋开始，那时黄河上游，即西部，文化经济较差，黄河下游的东部，即山东境内，经济较盛。以齐鲁为主代表西周正统，向西位于河南的宋卫是殷商的旧传统，再往西的晋和郑均已差，最西边陕西的秦则落后。向南是汉水流域的楚，那时还被视为蛮夷。长江流域的吴越，在春秋末期突起，战国时又没落了，春秋时期长江尚无交通。在北方，战国初期燕赵的文化还较为落后。所以古代文化经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
秦代虽然统一中国，但实际的核心还是在黄河流域。汉代建都长安，西部的经济不足维持，还要从东部大批运粮，那时的漕运只是黄河。东汉建都洛阳多半为了迁就经济问题。直到三国时代，长江流域才进入历史帷幕，西晋时期，黄河流域又占据了统领地位，直到东晋偏安南京，六朝金粉，大体上南京也还可以看成是北人南迁。五胡时期，人民从洛阳往东北，西北，长江流域迁徙。而迁往东北和西北的两大支在北魏时又集合依附到山西大同，即北魏都城平城。后又再迁回洛阳，又分裂成两魏。此后隋唐统一，恢复以长安和洛阳为两京的周汉旧局面。隋炀帝开浚运河，从开封到徐州，再下扬州，军事上从北侵南，经济上由南养北。自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更需仰仗南方，开始了南重北轻之势。五代十国长达百年的战乱，北方经济正式衰落，到宋代确定了南北经济比重的倒转。政治中心转移到开封。开封是东部的南北中心，地势平坦没有屏障，迁就了经济折损了国防，所以宋代始终是一个弱国。元代建都北京，经济取给于长江流域，开始采用海运。明代不用海运，令辟一条自扬州徐州，经山东抵天津的运河。
历史上，唐以前的经济全在北方，六朝时南京的粮食还要从武昌运来。唐代财富逐渐转移到江南西道即江西，明代时经济中心从江西转移到江南东道，即江浙。汉唐最强盛时期全部靠黄河流域，蚕丝和陶瓷都发达于黄河流域，可见古代黄河是中国之利，中国文化是从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经济转移的关键在于水利，宋以前的江苏还都是水泽，五代十国吴越兴修水利，从此江南经济才焕然改观。从来没有一块地是天然给人以利的，需要人为的注意，加以利用，改造。
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说：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最高峰必然会衰落。中国则不然。中国地域大，文字语言统一，文化思想统一，黄河流域衰落了长江流域继而新生。国家盛极必衰，社会从动摇到稳定，都不可避免，但是中国人总能在新的环境里获得新的生命后再转回来形成统一，形成强韧活跃而运机不绝的内转的文明。
六，中国历史上的道德
中国文化精神应该称为"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是"做人"的理想标准。
春秋时期鲁国上卿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上卿范宣子问他：人生如何能不朽？叔孙说："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身体仅是工具，衣食是维持工具的手段，除了我们曾经的行为，还能去哪里寻找生命的存在呢？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生命。孟子说人性向善，那么善就是道德精神，能得到所有人的共鸣，只有"向善"的行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才能把握生命的共性，活在后人的心里。这就是不朽。
中国的文化精神不是讨论物质的本质和世界的本源，而是人生的问题。道德不是外界的束缚，而是人心内在的要求。人心最大的要求莫若"爱"和"敬"。人爱我固然使我快乐，而我爱人亦能使我进入快乐的境界。最早的古代没有丧葬，人死了就扔到野外。某天某人偶然看到野狗噬咬的尸骨正是自己的父母，不禁额头出汗，于是立刻回家取了锄头，回来将尸骨埋了，这即是古代葬礼的开始。那时候还不说什么道德和孝，也没有圣人无端定下礼制，他的行为来自内心"向善""爱敬"的天性。道德本在我们心里，而不在环境中。这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只是人生的经验和实际。在这种文化精神下，人类才能借个人几十年的"自然生命"为舟，渡进历史几万年的"文化生命"。
陆象山说："我虽不认一个字，却要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传统观念中，立德为首，功，言次之。关羽是历来为人尊敬的人物，论武功，三国时期有一吕二赵三典韦，论战功，关羽败走麦城，后世拜关公还是因为"忠，义"这两个字。
人生可以分成内外两部分看。《易经》里面所谓"开物成务"，开物是创造，成务是做事，这两项是人生的外在。古人讲"正德，利用，厚生"，"利用，厚生"就是开物成务，是人生的外在，与物质有关。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正德”，即人生的内在，人生的道德和理想。以中国文学为例，并非因为屈原创作出《离骚》才成为屈原，而是因为他是屈原才能创作出《离骚》，因为他是陶渊明，是杜甫，因为他们的人格，意境和胸襟才创作出上乘的文学作品。文以传人，文以载道，才是文学的最高理想。
"文化"这个词，《易经》有说"人文化成"，什么是"人文"？人文就是人的"花样"。中国文化是"人本位"，道有"显隐"，有"消长"，但是"道不远人，道不离人。"因此说："文王既没，文不再兹乎？"中国文化的这种"内倾性"，体现在于"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运循环，暑往寒来""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德不孤，必有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等。《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最容易见的反而在隐处，也就是人心，最显著的力量反在轻微处，也就是人的言行。
物极必反，道却无所谓进步，所谓"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人虽有存亡，中国不亡，中国文化不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