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方日记”想到的——“地理决定论”与“东方专制主义”

这几天，有关“方方日记”的争论甚嚣尘上，4月8日，方方出版《武汉日记》更是将其推向了风口浪尖。由于“方方日记”中的很多叙述尚未核实，也确实因为“方方日记”的出版时间有不妥之处，使很多赞成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人倒戈相向，最终把某些原本应当顺理成章的事变得波诡云谲。

笔者确实在一个月前看过朋友分享的“方方日记”，但是很多事情似乎并未尘埃落定，方方是我很喜欢的作家，其代表作《风景》对我影响颇深，我相信方方有自己的考量。我自己想要说的，只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对西方颇有传统的某些思想的一些理解和体会。这些理解和体会，有时候甚觉使人如鲠在喉。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本身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最早明确了“欧罗巴-亚细亚”或者“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希罗多德认为，在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军只所以获胜，就在于古希腊的政治制度，在于希腊人敬畏奥林匹斯诸神，在于希腊人是希腊人，在于从“荷马史诗”中开始就不断被验证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系统阐述了现在甚为流行的“地理决定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吴寿彭译）中写道：

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民族尤甚，但大多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府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擅长技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两者的品质。

这种思想持续发展，到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西方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将其发展为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氏把所有的政体分为三种：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这种思想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然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并非所有的东方国家都是“专制”的，孟德斯鸠在这一点上却与亚里士多德大相径庭，孟氏认为斯巴达是共和制，而只有波斯是专制，专制是东方国家的独有政体，而西方则有另外两种政体。著名的东方学学者王向远先生将此称作孟德斯鸠对“‘东方专制’的拟构”，是非常恰当的。

而孟氏对于“东方专制”的论证，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地理决定论”的进一步发挥，认为地理决定了气候，气候则进一步决定了“东方专制”在学理上的合法性。孟氏认为温带地区有着最适宜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西欧的中部。但是孟氏却否认亚洲有温带地区，在《论法的精神中》（许明龙译）中，孟氏这样论述：

亚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温和地带，与寒冷地区紧挨着的就是炎热地区，诸如土耳其、波斯、莫卧尔、中国、朝鲜和日本……

这种完全背离地理学常识的描述，就在于孟德斯鸠想要得到自己的“欧洲自由而亚洲奴役”的结论，孟氏认为寒冷地区的人民勇敢，而炎热地区的人民怯懦，亚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就造成了“一方必将成为征服者，另一方必将成为被征服者”。相对的，欧洲各国则保持了自由的民主政治制度。这种思想导致了西方所谓“凯利班情节”的思想理论，其取名来源于莎士比亚最重要的传奇剧之一——《暴风雨》。关于莎翁的《暴风雨》，我想在下一篇小文章中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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