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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读 | 我不想也不需要扮演“完美受害者”

上海译文 2020-04-14 16:26:37

在性犯罪案件中，受害者所遭受的二次伤害是长期且隐蔽的。这些伤害也许是周围人的“无心之失”，但正是这些根植在我们的观念、制度中的错误的东西，对受害者造成了更多伤害。

在非虚构作品《女人无名》里，艾米莉·温斯洛基于亲身经历，展现了受性侵者如何与犯罪者的暴力和周围人的“无心之失”对抗。其中，她与地方检察官为开庭做准备的片段尤其意味深长：陪审团制度暗中规定了受害者应当表现得手足无措、楚楚可怜，否则就不值得同情……

我不需要扮演一个“完美受害人”

本文节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女人无名》艾米莉·温斯洛著徐晓丽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埃文同时在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弗莱尔的认罪请求。但从弗莱尔的天性来看，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警探们告诉我他们从没见过有人会抗拒移送的，但弗莱尔当初就这么干了。埃文说，鉴于我们这个案子证据确凿，他的辩护律师已经提到认罪的可能性。这么做对弗莱尔有好处，承认所有罪行并对此道歉，尽可能争取从轻发落。如果他真的认罪，那对我而言整个流程就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假如弗莱尔继续不认罪，那我们只有法庭上见，我的任务就是出庭证明他当初的所作所为。这个我早有准备。如果他认罪，他还是会坐牢，这与由陪审团定罪无异，但我就没有必要出庭作证了。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影响声明”，以期对最终的判刑施加一些影响。可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当堂作证的话可以历数他的所作所为，而一份受害声明只能解释我的情况。我没必要把自己的悲伤拿出来示人，这对我是一种羞辱，而且还会告诉那个人：“你看你有多强大、多厉害啊。你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原本就不必告诉他这些，更何况在公开场合，那绝对不行。我不该给他那样的机会。

埃文知道我的想法，但弗莱尔确实也有权有条件认罪。埃文能做的就是拒绝对方提出的协商认罪条件（也就是说，弗莱尔以认罪为条件，换取埃文对他提出的足够低的量刑），但不拒绝他的无条件认罪。一旦对方无条件认罪，最终量刑裁定权就会掌握在法官手里。埃文想尽量搞清楚这种情况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因为如果开庭审理，就算我们证据充分、胜券在握，只要有一个陪审员不认为他有罪，就会让我们前功尽弃，弗莱尔认罪的话至少可以确保他会受到法律制裁。

对此我不置可否。我知道他认罪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等于向所有不明真相的人承认他所犯的罪行。这样的结果对一些案件可能意义重大，但对我这个案子则不尽然。没人对发生的一切有过任何质疑。

我能盼望的最后一个可能还不错的结局，就是要求被告对犯罪过程进行描述，以此作为他认罪的依据。有些地区的法院会坚持要求这么做。如果我能听到他对这件事的阐述，甚至还有可能知道他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选中我作为他的作案目标，有哪些记忆足够深刻让他至今难忘，就算我放弃出庭作证来交换这些也还值得啊。但阿普瑞尔已经告诉我，阿勒格尼县并没有对认罪提出这样的附加要求，他只要认同指控的罪行即可。所以，就算他认罪了，我也不会有机会知道这些。

可能是为了让我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也可能是为了稳定我的情绪，埃文开始跟我一起讨论作证的细节，这样万一开庭的话我心里也会比较有底。

我现在做的这些准备工作，眼盖文作为专家证人为开庭做的准备相比，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我之前一直认为相比出席刑事审判的证人，民事审判的证人之所以能准备得更充分，完全是因为钱的关系；跟政府检察官相比，私人公司简直太财大气粗了。但是，埃文告诉我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目击证人和专家证人的作证目的完全不同。专家的目的是提供分析、陈述供法庭参考，提前准备可以让他们看起来更有责任感。而目击证人则不同，他们只要根据自己的记忆在法庭上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就可以了。准备过头的话反而会让人产生疏离甚至不诚实的感觉。在刑事法庭上，陪审团希望听到的证词是目击证人当着他们的面直接从记忆里抓取的，而不是预先已经背好了的，哪怕背好的证词最初是凭记忆准备的也不可以。

跟我和凯文准备听证会的时候一样，埃文也要求我必须把所有的肢体接触全部说出来。每一项指控都会具体到各个身体部位的确切位置的触碰。就连前戏的每一个细节也要讲得一清二楚，听着让人感觉特别傻。

埃文说，在正式庭审时作证跟听证会作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庭审时作证的时间会被拉长。他不会让我一个人在那里不停地陈述，而是会在中间打断我，问我更多的细节。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本来就准备好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但他说了到时候会询问我案发整个过程中，我在每个环节的感受是什么，因为陪审团不仅需要了解弗莱尔对我做了什么，还要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需要知道发生的事对我意味着什么。一群色鬼。

不，我并不是说我案子的陪审团成员，这些人都还设选出来呢；我是泛指陪审团这样的一个组织设置，很明显，假如他们要给我的案子定罪，就得要求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内心破碎的小公主。我这么说完全是因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接近所谓完美的受害人：强奸案发生时，我是一个内心虔诚、头脑冷静的处女，现如今我已为人妻、为人母。但是，如果我说他干了我，那我就跟这样的完美形象丝毫不沾边了。尽管埃文完全理解我在听证会上冲着辩护律师嚷嚷的举动，但他还是提醒我在庭审的时候千万不要爆什么脏话，因为陪审团并不喜欢那样。我得装得跟个傻子似的，但又不那么傻，愣愣地一字一句地说“他把他的阴茎放到我的阴道里”。这可真他妈的瞎扯淡。

至于说到会追问我在案发时的感受，我觉得埃文是担心我在法庭上回答这类问题时会表现得过于冷静，不动声色。我知道那其实根本不是问题；我在听证会上差点都要晕倒了呢。但因为我对“影响声明”总是一副嗤之以鼻的态度，他有这样的担心我也完全可以理解。我开始考虑，就在我们通电话的这会儿，我是不是该表现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但我还不能爆粗话！）；为了让他放心，我应该看上去相当悲伤和脆弱才行（但不能愤怒！）。我并没有，但最后又懊恼自己为什么没那么做。也许，在打这个电话前我根本就不该化妆，我也用不着如此彬彬有礼、神清气爽。也许我不用在庭审前专门吹一下头发或者买身新衣服来穿。万一人们认为我拥有太多幸运或幸福，或太过强大，他们可能就不觉得弗莱尔做的那些事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他们会认为我应该不需要什么了，甚至也不需要让他受到惩罚了。

那就是为什么需要“影响声明”的原因。我得苦苦哀求，这样他们才会给他定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