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53 短文《那些生病的宋代皇帝》 虞云国

《皇帝病》统计了有生卒可考的三百一十位中国皇帝，主要结论如下：其一，自杀与他杀等非疾病死亡的一百人，因病死亡的二百一十人，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其二，在皇帝常见病中，排在首位的是中毒（包括丹药中毒、酒精中毒、春药中毒等），脑血管疾病与精神疾病分列二三位。其三，不计自杀或他杀的一百位皇帝，病故皇帝的平均寿命接近四十八岁。其四，从平均寿命的朝代曲线来看，秦汉皇帝最低，仅三十四岁；隋唐逐步上升到四十四岁；宋辽金君主四十八岁，与历代皇帝寿命均值相当，达到第一高峰期；元明有所下降，甚至低于隋唐的均值；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平均五十三岁。

总体而论，宋帝群体的个体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历代算是排位靠前的。但从疾病遗传学来说，上天对天水赵氏却并不眷宠。宋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为四十九点七六岁，明显低于当时上层男性的寿命均值六十四点四七岁。难怪有论者撰文时，取了个抓人眼球的标题——《被疾病拖垮的王朝：大宋》（《天下》2010年第三辑，李寻、李海洋）。

现代医学界定的疾病，不仅指有病理变化的器质性疾病，还包括与精神因素相关的功能性疾病，乃至在心理、智力、性格上失常的病症。在赵宋皇族的遗传基因中，脑血管疾病与精神性疾病是挥之不去的二竖。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与神宗，连续四代都有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症状：中风引起言语蹇涩，失语不言，甚至不省人事。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脑血管疾病，虽然那在他当太上皇以后。宋光宗似乎也有类似症状。《皇帝病》认为，宋代皇族多属A型性格，其自责严苛、脾气急躁的个性最易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躁性格也往往诱发血压升高，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几率（90、93页）。

在论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时，《皇帝病》指出，自雍熙北伐失败，两宋诸帝先后恐辽、恐夏、恐金、恐蒙元，可谓一脉相承，既形成了心理定势，也影响到性格遗传，这与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惧症是互为因果的。但也有学者认为，狂躁症与忧郁症（即恐惧症）实为赵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现。狂躁症主要症状是“小不如意就狂怒异常，以致杀人放火。而且是间断发作，不发作时头脑清醒”（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南开学报》1989年六期）。有一则史料也曾引发过笔者的联想。史载，宋太祖“惑一宫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这种暴戾之举，与赵匡胤一贯为人大相悖逆，泄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杀人的隐性病灶。

作为印证，还有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狂疾”。他突然听闻叔父赵廷美被其父迫害致死，“遂发狂，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后一度好转，但有一次其父没让他出席重阳诸王宴，便“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他在真宗朝病情稳定，活到了仁宗初年。考察太祖与太宗后裔，这种“狂疾”一再呈现显性状态：太祖之孙赵从谠“射杀亲事官”，禁闭别宅竟自刭而亡；太宗曾孙赵宗说也酷虐地“坑杀女仆”，闭锁幽死。

当然，在同一精神病者也会出现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双相障碍”。最明显的就是宋光宗，先是忧惧成疾，禅位后或嗔骂，或恸哭，竟至抡臂怒殴自己的皇后，显然属于狂躁症，最后成为“疯皇”。

除了困扰赵氏宗室的两大遗传病，宁宗与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宫廷秘密。宋宁宗有消化功能紊乱症，关注饮食宜忌自是人之常情，但怪诞之举却令人啼笑皆非。他用白纸为底、青纸为边，让人糊了两扇屏风，其上分书“少饮酒，怕吐”与“少食生冷，怕痛”。每次巡行后宫，就命两个小宦官各扛屏风前导开路，到达后正面竖好，有劝酒食者，就手指屏风示意。作为堂堂大国之君，竟不能应对金朝使者的入见礼仪，“阴使宦者代答”，其治国能力不言而喻。晚宋周密毫不客气认定，“宁宗不慧而讷于言”。《皇帝病》判断，“宋宁宗为鲁钝型精神发育迟滞，相当于轻度的精神发育不全”（53页）。

宋度宗是宋理宗的亲侄，《宋史》说他“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虚饰之言。据《癸辛杂识》，度宗出生后“手足皆软弱，至七岁始能言”，分明是发育不良，智力呆滞，长到七岁还不会说话，恰恰证明他的语言发育能力远比正常儿迟缓。但宋理宗绝后，为不让皇位转入远支宗室，竟伪称神人托梦：“此十年太平天子也。”宋度宗二十一岁立为皇太子，理宗为其创造了最好的教育条件，他也“终日手不释卷”，不可谓不用功。但每次请安时，理宗总问他日课，“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则继之以怒，明日须更覆讲”。玩味这段为尊者讳的记录，不难读出背后的事实：度宗的智商实在不敢恭维，致使其皇帝大伯子不得不“反覆剖析”，甚至“继之以怒”。《皇帝病》据“以其母贱，遂服坠胎之药”的史料，认为在围生期内，“许多药物都可导致胎儿精神发育迟滞”，度宗较之宁宗，“精神发育迟滞更为严重”（53页）。

在两宋诸帝中，宋高宗活到八十一岁，最称高寿。但建炎三年（1129），他在扬州行宫白昼行床笫之欢，突接金军奔袭的战报，惊吓之下，立马阳痿，时年二十三岁。其后，他为恢复性功能而“垂意药石事”，服用御医王继先开出的仙灵脾（即淫羊藿）。研究者认为，该药方虽有补肾壮阳的“伟哥”性能，但“应有互不协调的成分，使高宗无药则不能行房，服药却不能生育”（王曾瑜《丝毫编》288页）。他碰上了循环性悖论：不重振雄风便不能生仔，要重振雄风则必须服药，但服药行房就无法生仔。性功能障碍与不育症伴困扰其终生，他终于绝了后。

《皇帝病》探讨了宋代君主的致病原因，归结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性格因素等。明人朱国祯说，“疾病多起于酒色，而帝王为尤甚。”在酒色诱惑前，宋代皇帝也多未有例外。

先说嗜酒。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与斧声烛影前夕的兄弟酣饮，都与嗜酒有关。宋真宗“饮量无敌”，爱以巨觥召绰号“李万回”的侍读拼酒。宋光宗为太子时，嗜酒癖好就名声在外，即位后更是“宫中宴饮，稍失节度”，李皇后也好这一口，宋宁宗的鲁钝或是受胎时酒精中毒所致。宋理宗“饮宴过度”，以致时人以“天地醉经纶”讥之。宋度宗“既立，耽于酒色”。

再说纵欲。宋仁宗亲政之初，尚、杨二美人有宠，每夜侍寝，“体为之弊”，“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完全打不起精神。他晚年中风，也与隆冬腊月宠幸宫婢时中了风寒有关，终至一病不起。宋哲宗二十五岁撒手人寰前，小便中旋下白物，御医诊断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皇帝病》认为，这种滑精症状“与其年少时过多亲近女色密切相关”（58页）。宋徽宗后宫妃嫔数以万计，还别有“性趣”，“五七日必御一处女”，他禅位后放出的宫女竟多达六千余人。宋高宗“好色如父”，还道貌岸然声称“性不喜与妇人久处”。扬州之变后，他倚赖壮阳药继续纵情声色。直到做了太上皇，还召入孙女级的美女供其泄欲。他死后，一次就放出四十九人。宋理宗沉迷女色，对宫嫔“泛赐无节”，晚年为满足色欲，还把官妓召入宫中。在东宫时，宋度宗便“以好内闻”，凡“御幸”的宫嫔，按宋制次日就应登录谢恩，他即位后，居然“谢恩者一日三十余人”，纵欲之甚，怕也破了纪录。

纵观宋帝的症状与病因，凸显出君主专制的非人性，也即黄宗羲所激烈抨击的：“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