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村村民分享|我如何从遥远的西非开启性别平权之路？

行动村中有这样一位神奇的村民，她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却没有在结束求学后像同龄人一样，选择就职名企、公务员的道路。她曾在喀麦隆，马拉维和津巴布韦开展性别平等相关工作，一做就是两年。想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择非主流的从业道路？

抛去“落后、脏乱差”等刻板印象和偏见后，非洲有着怎样的动人面貌？在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又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了解以上问题的答案，请来听村民丘丘的分享吧！参与直播可以向丘丘提问和互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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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先知道丘丘在非洲遇到了哪些故事？

（以下部分来源自“行动源”公众号对丘丘的报道，可见链接我是如何学会与这个多元世界共处|丘慧巧）

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了非洲，我踏足的第一个非洲国家是喀麦隆。当时，我跟在座的大家对非洲的了解都比较相似。全世界的媒体在报道非洲的时候，大家总会提到一些词比如说贫穷、艾滋病、战乱，小孩子营养不良等等，都是非常负面的一些报道，所以我当时也是多多少少抱着有一些好奇的心态对我即将去到的这个国家--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集市上五彩斑斓的布）

记得刚刚登机的时候，我的感觉是眼前一亮的。当时坐在飞机里面的这些非洲哥哥姐姐，大叔大妈们，他们的服装都非常的色彩斑斓，就像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样子。我们可能之前了解的非洲非常负面，想到他们就会想到一群灰头土脸的人。但是我在飞机上面看到的是一群非常时尚的人，并且他们有着非常能够感染别人的快乐情绪。我记得在飞机安全降落到地面的时候，大家都一起站起来鼓掌说：“我们终于降落了，感谢上帝。”在那个飞行的途中有一个牧师，跟大家布道，讲《圣经》，这是我对非洲的第一个印象。

到了那个当地的机构之后接触到了工作，我们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乡村里面开展的，一周里面五天的上班时间可能有三天会下乡，去参加他们公共议事活动。我觉得跟我们自己国内的传统社区非常的相似。加上非洲他们也是沿袭了之前酋长制度，他们其实在地方治理上相对完善，也没有任何的政党或政治因素去领导他们一定要怎么做，他们自己会有自组织系统。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去给他们讲一讲基本人权力的一些原则。比如说要公平的对待被告还有原告，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觉得被告就是有罪的，但其实程序里需要给双方平等的机会，展示自己的证据。此外，就是村里审判会涉及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议题，尤其是涉及到性别的议题，比如家庭暴力、性暴力。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村民委员会女性要不没有，要不比例特别低。在这类案件当中，女性的暴力受害者往往也难以在男性主导的村民委员会前正常表达自己的需求。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包括了推动女性参与公共议事，尤其是参与审判这类性别敏感的案件。否则，审判的结果可能会导向不正义。

在参与GCI工作的过程中，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乡村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她们是一群非常有力量的人，但同时又是被低估的一群人。我发现，在参与公共议事的时候，女性的发言往往会被其他人打断，但大家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在当时的课程里面设计了一个于性别议题的部分。当时GCI的主任Ebeny也非常支持我去做这件事。再后来就是因为跟一些村子社区里面的大妈聊得多了，然后也了解到她们的诉求。我记得在一个村子里，一些妇女提出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女性的委员会，来解决涉及到儿童，涉及到生殖健康、性暴力这方面的一些议题。后来，我们也联动了原有的村民委员会以及酋长推动了这个女性团体的成立。可以说，这些社区的大妈们真正见证了我女权思想的萌芽。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看“阴道独白”话剧，在大学辩论时接触到的关于性别的话题，以及我在读书过程接触到的女权思想，和一个离我遥远的国度进行了一次独特的对话。这不是说我在中国无法产生这样的萌芽，而是人在自己的文化中或许反而难以找到一个外部的视角去审视。从小我爸妈就没有给我施加什么性别规训，不会说你是女孩你就该做什么，在求学过程中，也没有因为性别原因去打击我的一些选择。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的实习期只有六个月，所以我在帮她们完成基本架构的建设后，开展了几次社区活动，就没有办法一直在她们身边去陪伴她们更多去了解她们后续的情况。

再后来我听到了2016年至今喀麦隆内部发生一些冲突。这些冲突其实也是殖民时期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喀麦隆它北部区域原来是法国殖民地，我去的南部是英国殖民地。殖民时期已经存在的文化割裂，并没有在喀麦隆取得独立之后得到解决。在南部，执法系统里的警察讲的是法语，但南部是个英语区，人们在沟通上其实是存在鸿沟的。殖民的历史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语言，还包括思维方式、教育。这些其实是更深远的影响，不会随着殖民时期的结束而中断，也为冲突的爆发埋下了地雷。冲突的引发最初是来自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北部作为法国曾经的殖民地，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而南部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采用的是英美法系的司法体制。北部法语区，也是政府所在区域，希望南部也采用大陆法系，这引起了南部地区律师、法官等的反弹。后来，司法从业者的抗议演变为了南北民众之间的对抗。政府为了平息南部民众的反抗，采用了断网断电的做法。也是这一时期，GCI的工作中断了。这些冲突也引起的一些小范围的战争，大家开始流离失所往不同的地方逃跑。我的荷兰朋友Kim之前在Kumba成立了Needs for Children （NGO）也被迫停止了工作。最近我也得知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他们曾经资助的一个孩子，因为在逃亡的过程中无法及时获得治疗已经去世了。

这一段经历，让我真正看到了离我十分遥远的国度所经历的那些疾病、冲突以及无奈，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女性的力量，社区的力量，这让初步接触社区的我倍感力量。这些都让我原本非常扁平化的、理论化的认知，变得丰富而且鲜活了起来。这也让我警惕对他者（无论是国家、社群还是个人）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是以更大的耐心、尊重和体察去观察他者。我对介入社区时关于人的敏感，也是那个时候逐渐建立起来的。

在异国他乡的经历，让我更容易看到社会结构对女性带来的压迫，也进而让我反思了自己成长的环境，也逐渐转变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几乎主导了我后来的很多选择，包括后来走向社区。回国后，我先后在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和服务中心以及联合国妇女署都参与了实习。这些都让我从实践者的角度更加深入而且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后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部非洲区域办公室参与到区域性的性别平等职业教育的推动，则是让我的工作路径产生了很多的思考。政策的推动会涉及的利益相关方是十分复杂的，同时政策的实施也会面临着许多困难，然而很多问题的解决，等不到政策、等不到政府。民间社会可以率先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在2015年-2018年之间，我也非常关注民间推动妇女、儿童权利的活动和运动。

讲到这里，我很想提一提我的偶像，一位马拉维的女酋长，她叫Theresa Kachindamoto。她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她在自己的辖区里面废除了童婚。

代扎，马拉维

她所在的这个区域叫代扎（Dedza），在这个区很多小孩可能十二三岁就就已经结婚了，对于女孩子来说，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一方面是生理方面的变化，他们会怀孕，然后会成为母亲，然后进而会负担的家庭所有的一切照料的活动，然后他们不能够再继续接受教育。这位酋长看到，童婚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影响。Kachindamoto跟村里很多人不一样的是她接受过高等教育，她英语讲得特别的好，她坚持女孩子受教育的价值。所以她在自己的区域里尝试去说服周围的这些小酋长接受她的提议，当然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也有很多人反对，因为觉得她想要动摇的是在这个土地上延续了很久的一些传统。

但是她智慧的地方在于，她会组织一些村民歌队，其实有点像我们的文工团，创作一些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是关于女孩子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积极的影响，在社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她在自己的辖区内也组织了secret father和secret mother团队，其实就是秘密的线人。村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可能就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平时会在村里面走来走去跟大家闲聊，如果发现了有童婚的情况，就直接报告给酋长，酋长则会惩罚这些支持童婚的家庭。她也是在马拉维的历史上第一个把废除童婚这件事情做出来，而且做成功的人。后来这个区域的童婚从原来的明目张胆变成了秘密，然后从秘密变成了不敢。在2015年，马拉维出台了一个法案---禁止18岁以下的青少年结婚。所以她也在立法上真正的推动了事情的发生。

这件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我们一直都在讲我们好像是要引导社区发展或者乡村建设，但是我真的觉得智慧是需要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手里获得的。国际组织注入了多少资源去推动儿童教育，都无法和一位本地酋长行动的有效性相媲美。她的方法注入了自己对当地社会的理解，同时也只有当地人才能这么做——没有社会组织可以在社区内安插眼线，也没办法处罚实施童婚的家庭。

在我离开喀麦隆之后，我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都是在联合国系统里面工作。联合国妇女署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的事情非常的偏向于政策倡导。当时我觉得工作比较无聊，每天接触到的不是真正受到政策影响的个体，而是一些政策制定者。我们的常规活动主要是一些区域会议。这些活动其实很难让我看到政策对受益人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所以后来在2017年，我UNESCO的工作结束后，我又回到了马拉维。当时我是在马拉维的代扎政府就是那个酋长所在的区域，我在给当地的政府去作国际援助项目评估，担任顾问角色给他们做短期项目评估。因此，我也要经常跟着同事一起到村子里去看具体项目实施的状况，看村民们是怎么参与的。我非常喜欢在社区里面的感觉，因为你和这些当地人在互动过程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本身就有的活力，不需要你从外部去激发，不需要你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村民们基于自己的观察，决定国外援助的资金应该用在哪个方向。比如，当地的妇女不仅仅要负责种田、耕地，然后还要照顾小孩，她们最关注的问题无疑是“解决饥饿”，所以在下图，她们把很多小石头都放在了Njala（hunger）的这张纸上，是希望说这个援助项目能够更多的把资金运用到这一方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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