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诸稽郢行成于吴：一段糟糕的外交辞令
公元前494年，一场春秋末期的惊世之战在吴越大地展开，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春秋末期最后两位雄主开始了它们的各自的人生转折之战，史称夫椒之战。
战争由越王勾践鲁莽而发起，《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三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国语·越语》记载了勾践继位时的心态，“先人就世，不谷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可谓单纯幼稚少年。而后在吴强越弱的携李之战，以“死士自刎”的诡计诱骗吴国成功，致使阖庐兵败病亡，可谓一鸣惊人。结果，吴兵苦练三年意欲复仇，勾践丝毫没有放在心上，意图先发制人。
本文一开始写道，“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越王勾践起师逆之江”，已经是越军突袭失败败逃后困于会稽山，濒临亡国的情景：吴军压境，勾践做最后抵抗。《国语》载，“果兴师而伐吴 ，战于五湖 ，不胜 ，栖予会稽。”此五湖就在今天的太湖，当时吴军的练军之地。《夫椒之战越军退军路线考》考证认为，越军的撤退路线为：从太湖椒山沿东笤溪退至钱塘江边的固陵 ，再沿浦阳江经埤中而南至会稽山。
在空前的亡国压力下，勾践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战，一种是和。接下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勾践听从范蠡建议，勾践作为人质为夫差做牛做马。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於此，为之柰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於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之。子胥言於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勾践。
《史记》记载了文种亲自前往吴国游说夫差，结果被伍子胥看穿未被允许。我们知道最后，文种通过贿赂伯嚭才说服夫差。但是在这些事发生之前，实际上勾践还徘徊在“战”和“和”的思想矛盾之中。范蠡为什么向勾践建议显然是自辱的求和行为，本文的材料至关重要。
首先是军事上不敌吴军。
文种指出，“夫申胥、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而未尝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意思为吴军在军事上根本敌不过由伍子胥、华登练了三年的兵。伍子胥不言而喻，华登则是宋国悍将，在公元前522年奔吴。
其次是越国有明确的战略。
文种指出，“王不如设戎，约辞行成，以喜其民，以广侈吴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弃吴，必许吾成而不吾足也，将必宽然有伯诸侯之心焉；既罢弊其民，而天夺之食，安受其烬，乃无有命矣。”
文种明确提出了灭吴的三个步骤：1、求和“广侈吴王之心”，使其欲望膨胀；2、怂恿夫差“伯诸侯之心”（即参与中原争霸），使其耗尽国力；3、“既罢弊其民，而天夺之食”，等到吴国因战而疲以及天灾等打击下，给予最后一击。
在越国危亡之际，吴军大胜之时，越国领导集团已经以一种惊人的预见性为吴国设计了一条走向灭亡之路。历史给吴国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首先就是游说夫差答应求和。在文种之前，越国大夫诸稽郢是更早被派往吴国游说的大夫，通过本文，我们可以知道他带去的条件，比文种带去的“勾践请为臣，妻为妾”的条件要小得多。通过本文，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到越人一开始的游说策略，可以说是试探吴国之言辞。
诸稽郢“不敢显然布币行礼”，可见越国一开始就没有使用贿赂的手段。他的一番说辞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其实仔细分析他的话就可以知道原因了。
诸稽郢用了两个“损招”。
第一招是肉麻吹捧阖庐，歪曲携李之战。
“昔者，越国见祸，得罪于天王，天王亲趋玉趾，以心孤勾践，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赐乎？”
诸稽郢把令吴国羞辱的携李战事当成了越国得罪阖庐招致横祸，事实是阖庐趁越丧偷袭；诸稽郢将吴国的携李之败当成了阖庐“宥赦”勾践，这显然也是歪曲；第三，类似“亲趋玉趾”“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等用词，更是肉麻吹捧至极。阖庐战败了，怎么能被他说成阖庐对勾践的恩德到了让死人复活，让白骨生肌的地步呢？
第二招肉麻吹捧夫差，歪曲夫椒之战。
“今勾践申祸无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边陲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执事？勾践用帅二三之老，亲委重罪，顿颡于边。今君王不察，盛怒属兵，将残伐越国。越国固贡献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军士，使寇令焉！”
在诸稽郢的话中，夫椒之战是因为“边陲之小怨”而引发的，又无限贬低勾践以及越国，“勾践用帅二三之老，亲委重罪，顿颡于边”，意思是勾践为了这点矛盾，带着重臣在边境下跪磕头，“越国固贡献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军士”，意思是越国一直是吴国的进贡的属国，用不着天王领兵攻大，以至于吴军劳累。
因此“勾践请盟。一介嫡女，执箕帚以晐姓于王宫；一介嫡男，奉盘匜以随诸御。春秋贡献，不解于王府。天王岂辱裁之？亦征诸侯之礼也”诸稽郢最后露了底牌，把两个嫡系的王室儿女送给夫差当牛做马，以及每年春秋两次向吴国进贡。
很显然，诸稽郢极力表现出卑躬屈膝的弱国之态，极尽“语言贿赂”之能事，简直到了令人呕吐的程度。这样的外交辞令如果有说服力的话，只能说夫差、伍子胥过于弱智了。
最后，诸稽郢提出了一个论点：”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意思是“狐狸埋下一件东西，又扒出来了，这是劳而无功”，意思很明确，如果吴国灭亡越国，是劳而无功的。“今天王既封殖越国，以明闻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无成劳也。”意思是吴国既然扶持越国，把越国当小弟，那么今天又灭亡越国，就是劳而无功。
显然，这段话又是歪曲的，吴国并未“封殖越国”。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意欲图霸的国家来说，灭亡他国，占领敌国土地才是最大的“劳而有功”，明明可以占领却放弃占领才是“劳而无功”。
综合来看，无论是从立论，还是事实来说，诸稽郢的辞令都是有明显问题。“虽四方之诸侯，则何实以事吴？敢使下臣尽辞，唯天王秉利度义焉！”意思是请夫差当着四方诸侯的面，从义利两方面考虑是否灭亡越国，这样的“大义凛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越人记述此事，或为自夸。但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当然也反映了越国最初的策略，为最后文种贿赂伯嚭找到突破口奠定基础。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战略最开始可能是粗糙，没有什么一蹴而就，勾践成功于不断尝试、并未放弃，以及坚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