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来住
今年元旦，姥爷永别病榻。春节，保姆请假回老家，赶上封村，再没回来。自此，姥姥过上了辗转于女儿家的生活。我妈是姥姥的六女儿，第三家。
我对姥姥、姥爷没多少感情。每年除了大年初二拜年之类的节假日，我都不去拜访，更不曾留宿。我儿时以为，是因为姥姥家屋子小，又不干净；姥姥耳背，姥爷口音重，都很难交流。总之，亲奶奶不亲姥姥，是理所当然。后来，妈妈告诉我，原是大姨产后和姥姥有矛盾，其余姊妹5个便商量：我们以后都不让妈妈带孩子。
她们说到做到。
年复一年，姥姥脑子愈发不清楚了。看望她的时候，她会一遍遍地叫我吃一样东西（有时是饼干，有时是桃子，有时是包子），答几遍不想吃都没用；当然，吃了也没用，1分钟后她就完全忘了，又叫吃。于是：
“吃饼干喏？”
“我——不——吃——”
“你不吃？”（吃惊）
“不——吃——”
“哦……”
翻来覆去十几遍，一次拜访便结束了。这样循环下来，最辩证的人也会相信机械或命运。你看，失去了记忆，再保持环境一定，人的反应确实一成不变，毫无偶然性的影子——也许世界历史真的“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但姥姥记住了姥爷的去世。我听说她恸哭不已，直到住进姨妈家才好些。轮到我们时，“如临大敌”仍是合适的描述。我的小家不过三口人，隔天也要上演厕所排队的戏码。床位也根本不够安排，我们设想了许多方案：爸爸去奶奶家住、我去奶奶家住、妈妈打地铺（幸好快夏天了）。最终，二姨拉来了行军床，铺上两层褥子也算舒服（幸好快夏天了，不盖它们）。
那天也当真忙乱。姥姥已经接来，又发现忘带尿盆。爸爸去拿，妈妈铺床、收拾姥姥的行李，我翻来覆去地回答姥姥的问题：
“那你爸爸睡哪呀？”
“那屋。”（两臂侧平举地指）
“你睡哪呀？”
“这里。咱俩都睡这里。”（指大床）
“你妈妈睡哪呀？”
“这里。”（指行军床）
“那不成。你还和你妈睡（大）床上，我老了，没有事，就睡这儿（行军床）。”
“不不不，咱俩睡床。”
“那你爸爸睡哪呀？”
（此处省略循环）
终于我找到机会指出：“你掉床了怎么办呀？”
“我老了，没有事。你爸爸妈妈年轻，要上班，摔一下就不得了了。我就睡这里，你和你妈妈还睡床上。”
其实我妈已经不上班几年了，我爸单位也一直无法营业。但这些事情没办法和一个耳背的人解释，没必要和一个健忘的人解释。我也开始循环：
“不，咱俩睡床上，我妈睡这儿……”
直到另一个机会：
“那你掉床了、骨折，咋办呀？”
仿佛触发了游戏彩蛋，姥姥变了说法：
“上医院也中，火葬场也中。我八十啦，活够啦；你们小咧。”
平心而论，这话完全算不上惊世骇俗。读的书且不论，连我不识字的奶奶也常说。但我万想不到近乎痴呆的姥姥也会这样说，一时别说接话，下巴都合不上了。
妈妈终于收完被子回来，我赶紧撂下摊子。妈妈只让姥姥看了一次被她体重压歪的行军床腿，姥姥就没意见了。
她是真的健忘，还是耍我玩儿呢？
但我们（确切地说，我爸）仍未放弃让我去奶奶家住的想法。爸爸担心我被吵得睡不好。出乎意料的是，姥姥夜里并不吵闹：没有哭，没喊我找手电筒，或者其他事情。姥姥白天独处，有时还压着声音念叨“没有人管我啦”，她总是怕被抛弃。但夜里只闻咳嗽、鼾声，音量也不重。
当然没有人抛弃她，也没人给她脸色。姥姥一遍遍絮叨，我们一遍遍地保证。第一次被姥姥的恐惧搞得不耐烦的我转述了爸爸“像待自己母亲一样待姥姥”的话，完全没料到姥姥会激动起来，说一大堆感谢的话。当然，一分钟后她就忘了，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说我爸爸会撵她走。
我有时觉得可乐，有时觉得烦，但其实非常理解。我儿时一放长假便去父母的某个哥哥姐姐家住，常常不知道下周自己会住哪里、和谁玩、几时吃饭、几时加餐、几时就寝，饭前不知要不要摆桌，洗澡不知先洗头先洗身子、自己洗还是让大人洗，睡觉不知脱了衣服该放哪，不知道大人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高兴……家家习惯不同，每每不知所措。坐在电动车的后座上，我搂着自己的父母，却想象自己是一箱货物。有次放学回家，妈妈开门晚了些，我已经走到楼下，哭着怀疑大人不要我了。这不是因为哪个certain 的人对我不好，而是因为未来太不certain 了。
姥姥不但要适应各个女儿的家庭，还又耳背、又健忘。可想而知，她面对的不确定性，远大于当年的我。她怕我们嫌她白吃白喝，我们百口也莫辩，只好让姥姥剥豌豆荚，还骗她说我们家电不要钱。
无法交流的理解，与误会无异。倘若他日我成了名人，定让这句名言彪炳语文课本。
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完全放弃。一天晚餐时，姥姥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自己吃什么都中、我们烦了就告诉她叫她走之类的话。爸爸解释了几遍，才决定岔开话题，问姥姥怎么认识的姥爷。
姥姥说，当时有人说媒，说他（姥爷）就和他叔伯1个住，家庭条件好，结婚了就能自己住。姥姥结了婚1个月，去到姥爷庄上酬客，才发现全村都是亲戚。结了婚喽，没办法喽。
原来，死后让姥姥哭的丈夫，生前是个骗子。
我们打开的话匣子是一支单曲循环。此后再问姨妈们的事情，比如大姨多少岁结婚，得到的都是姥姥自己的结婚年龄。而被赶走的想法，也并未如我们所愿忘记。姥姥还是很小心，问想吃啥的回答只有“都行”、“有口饭就行”，不肯吃肉，叨一些素菜下饭，连木耳都避开。
所谓“饭”自然是大米饭，升糖指数高达83.2。姥姥是糖尿病患者，这样吃不利于控糖。之前工作的原因，我读过一些介绍糖尿病的文章，但还是第一次参与照顾患者。早中晚三餐前后药吃不同的药、打不同剂量的针，已经令人头大；而且想想看，一位姨妈熟练后，移交给下一位又要重新学习，容易出错不说，各家三餐习惯时间又不一样，就像姥姥每2个月跨越1次时区。胰岛素的说明书中指出，患者跨越时区旅行，需要咨询医生。而且我们发现，此前姨妈使用胰岛素的方式与说明书有多处不符。比如，说明书要求每次注射更换针头，而姨妈从没换过。
针头也要钱的。我们决定每天——也就是3次——1换，但愿针头不会断到姥姥肉里。
我制作了一份自以为美观的用药表格，听妈妈建议才调大了字号。这才想到，胰岛素说明书的字号很小，又写得很长，其中不乏抽象词汇。姨妈们都五六十岁了，视力、文化程度都有限，不看说明书是高概率——如果不是必然的话。我习以为常的用药习惯，其实藏着“特权”。
而姥姥的记忆中，遍布受苦的日子。我们看《舌尖上的中国》，屏幕里的藏民挖松茸，屏幕外的姥姥记起从前雨天采蘑菇。（下次再接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