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醉酒：如何像一个存在主义者一样喝酒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即是自由”。不论人处于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够自由地做出抉择，哪怕是面临战争、监禁或死亡，人的自由都不可能被剥夺，因为人是“自为的存在”。而人的自由在于不断创造自身存在意义的行动中。

存在主义带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焦虑的或忧郁的，主要是因为它强调人们该去思考存在的意义。

波伏娃与萨特 Beauvoir and Sartre

那我们众所周知的两个最著名的存在主义者，是如何在荒谬的现实中获得乐趣呢？

西蒙妮·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花了很多时间参加聚会：与朋友聊天，喝酒，跳舞，大笑，分享爱好和听音乐，或许这也是表达他们哲学立场的一种方式。

特别是对于波伏娃来说，她认为哲学应该是活泼的，而喝酒与聚会正可以满足她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不是被生活所束缚，这便是存在主义的“自为的存在”。她写道，有时候我会疯狂地做各种事情……这就是我的行为方式。我宁可完全不做那些看起来温和的事情。

萨特则喜欢酒精带来的想象力的嬉戏：“我喜欢困惑的感觉，酒精令我含糊地质疑一些脑子出现的想法，然后又逐渐瓦解。”

他们认为，过于严肃会使世界变得僵硬，被规则压制的生活，会令人窒息且逐渐失去自由感和创造力。

严肃的聚会 Serious party

与之相反，一个严肃的聚会会打消他们脑中冒出的想法或灵光一现。认真的态度使他们陷入僵硬的制度，生活的一切被笼罩在无用又虚张声势的财富以及唯物主义的阴影之中，他们在意世俗的眼光而希望通过不断恳求以得到他人的承认，或者通过短暂且放纵的享乐主义生活来分散片刻他们因严肃而停滞的生活。严肃的聚会忽视玩乐的重要性，有趣的氛围可以使一个团体变得更加真实。

波伏娃和萨特用苯丙胺自我治疗，以解决宿醉，忧郁等问题对写作带来的障碍。萨特出于学术目的服用迷幻药：他服用了麦斯卡林为了对幻觉进行研究。当然，酒精永远是他们聚会的首选。

关于 ‘他人’ About ‘other people’

一个聚会中一定会存在形形色色的人，尽管萨特（Sartre）在1944年的《密室》（No Exit）中写了他最著名的句子——“他人即地狱”（Hell is – other people!），但这并不能代表萨特的全部观点。事实上他和波伏娃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一步认识了自己。波伏娃在《模棱两可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Ambiguity，1947）中写道：“在歌声，笑声，舞蹈，暧昧和醉酒中，人们既寻求当下个人的崇高感，又期待与其他人达成一致或者建立联系。”对她而言，认同感和共赢是道德关系的基础，因为其他人提供了我们存在的背景。我们的世界正因为充满了其他人而变的有意义，所以我们的存在只有与他人沟通连接时才能得以体现。

人与人建立联系，为彼此的生活带来意义。他们还可以确认彼此的存在，提醒他们重要的朋友，以及对自己的朋友重要的朋友。此外，聚会的火花所带来的温暖和欢笑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生活的混乱。

波伏娃描写过她在巴黎被占领中的战时聚会：他们保存了食物券，然后大量换取食物，一起娱乐和饮酒。他们跳舞，唱歌，演奏音乐甚至即兴表演。艺术家多拉·马尔（Dora Maar）模仿了斗牛，萨特（Sartre）在橱柜里模仿管弦乐队，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敲打着锅盖就像在乐队中一样。波伏娃写道：“我们只是想从这场混乱的战争中夺取一些纯粹的喜悦，并以自己的光辉来陶醉自己，以更好的面对即将来临的失望或不幸。”这种小规模的叛逆行为可以让大家勇敢面对未来的恐惧。

享乐主义与责任 hedonism and responsibility

当然波伏娃和萨特也不可避免被一些批评者以煽动狂欢，鼓吹享乐主义的指控而使他们声名狼藉，并被哲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在2016年将他们定义为“自由派恐怖分子”。不过，他们并没有鼓励全面享乐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责任是大于个人乐趣的。对于波伏娃而言，狂欢没有什么哲学上的错误，与生活中其他任何方面都是相同的。她写道，如果一个人“将他的整个自我无差别的带入每种场景，就不会有“日常场合”之类的标准”。

拒绝社会规范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开派对可能涉及破坏一些人所期望的标准，例如聚会会花费时间，金钱，食物，饮料和脑细胞。有人可能认为这是浪费，但是我们为自己做些什么呢？美好的人生并不总是漫长的，漫长的人生不一定是幸福或充实的。相反，存在主义就是热情地拥抱生活。存在是一个自我消费的过程，有时需要抛弃我们以前的自我来重新创建自己。我们通过开放自己并尝试各种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

自控力self-mastery

像存在主义者那样开派对也需要谨慎。为了使聚会成为真实的聚会，必须自由，积极地选择聚会，有目的地进行，并且以反映个人价值观的方式进行。此外，过多的派对同样会使生活变得疲惫和单调，并成为彼此重复，毫无意义的一次次相遇，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主义的聚会往往只是偶然的事件。加缪问波伏娃，是否有可能努力地聚会，并且仍然可以努力的工作。为了避免工作停滞，波伏娃回答“不”。

因此，真正的存在主义者需要良好的自控力：使自己陷入自由与责任，嬉戏与严肃之间的紧张之中，并在足够了解自己处境的情况下培育我们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系。存在主义者鼓励我们警惕且负责任地使自己脱离内部链，也促使我们挑战制度上的外部链条，这的确是一种反叛的举动。

波伏娃和萨特都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拥抱事业，但他们依旧喜欢随身携带威士忌和伏特加。尽管这也导致了他们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但他们从不后悔自己选择这样与酒为伴的生活，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也没有后悔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