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笔记】宋史
在讨论中国历史时，“宋朝历史”和“960-1271年的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站在某朝人的立场上某朝历史和纵观历史长河看某朝历史也是不一样的。因为雕版印刷成为一个行当，宋代留下的史料很多，也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在宋史研究中，《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最可靠最详尽的资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看见的大部分史料，不是档案，也不是无意识留下来的东西，有其体裁、社会背景、写作目的；史料还有时间性：即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载的时间和到达信息受众的时间。而且，历史分期论都是假说，包括王朝史。分期必定有其理论预设，比如已经破产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历史分期是要去challenge而非follow的。
*研究综述要求：标志性研究、学术史、不同见解的分析、瓶颈与进展。
其他重要史料：
《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史》《东都事略》
其中，《长编》和《系年要录》的注文值得注意。《系年要录》中的规谏的某些注可能是明人修永乐大典时据《中兴两朝圣政》所加，如其引何俌的《危鉴》，可能是后人所加，未必是何俌所作。
宋史研究问题：重北宋、轻南宋，孝宗朝以降的研究很少。当然这与史料分布不均有关，比如孝宗朝以后的史料，主要是文集和方志，信息零碎、难以利用。另外，也跟史学观念有关——从正统的观念讲，“南宋是金朝的附庸”这个立场是难以让国人接受的。
最狭隘的王朝史的概念即由统治家族界定，比如宋即是赵匡胤和赵光义两兄弟及其后裔所统治的王朝。问题是，到底是有一个宋，还是两个宋呢？其中一条思路是，刘子健在其《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认为，两宋在文化、思想风格上迥异，因此有两个宋。
从唐中后期到宋代，因为使职差遣系统形成，职位大量增加，这其实意味着国家行政能力增强，统治向纵深发展。不过，虽然国家机构在名称、机构设置、结构上都有了很多变化，但唐代的旧架子还在。仁宗中后期，是中国政治最好的形态，包括风气和结构，可能是逃出朝代更迭更替怪圈的出口所在。
从其领土来看，大宋王朝“很小”。宋代只是把五代十国的疆域统一了，即只是农耕区的统一，国土面积很小，并没有恢复大唐盛世的版图。不过这不能责怪赵匡胤，因为他只是继承了晚唐五代的格局而已。而且经萧太后掌权之后，辽的政权十分稳定，而当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稳定的时候，南方汉人是在难以与其争锋。所以不能苛责没有能力扩张的中原王朝，澶渊之盟实际上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对双方有利的盟约。宋代的西界大致与地貌学意义上的自然地理分区界线重合，即当多个政权势均力敌时，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将是国界的决定因素。外患的沉重压力是赵宋政权诞生的前提，宋代的内政很多情况下是外交压力下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未必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但是，从其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政治文化的成就来看，大宋王朝“很大”，陈寅恪和邓广铭先生皆认为，宋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状态，造就了我们现在中国文化的形态。比如在宋代，科举取士进入饱和状态，落榜书生多去教书，推动着文化传播。
澶渊之盟的誓书没有公布全国，而仅在河东、河北两地公布（河东、河北为当时前线。河东指现山西之地，河东之名是以长安城为原点看山西位于黄河大拐弯之东。山西之名是以北京城为原点看山西位于太行山之西），也没有收入真宗实录，可能因其内容有犯忌之嫌——北宋、契丹互称皇帝，北宋为南朝，契丹为北朝（虽然《长编》所引誓书中并没有看见南朝如何、北朝如何的字眼），大宋皇帝不再是天下共主，宋与契丹的关系是一种国际关系，双方需要各守疆界。宋人认为这应是出现在乱世的状况，如五代时期。这显然打破古人“中国”的认识——“中国”是一种想象的、秩序的概念，由中心辐射周边，没有明确疆界。外国学者将宋描述为“middle kingdom”(<China among Equals>)、“the central country”(<Geography and Culture>。即使从中国历史来看，宋代发生了种种进步，但对宋人来讲，周边民族政权的崛起对国内带来的压力非常巨大。加上当时正值寒冷干旱的气候期（竺可桢，“近5000年来中国气候变化”），既不利于农耕，又面临游牧民族南下的更大的压力。另外，因为黄河中游在唐代的再次开垦导致水土流失日渐严重，黄河决口和改道问题也非常严重，有宋一代，黄河发生重大改道12次，最北夺海河出海口，最南夺淮河出海口。
许多学者认为，宋朝经济发生了许多“革命”，然而革命是颠覆性的，宋代的发展史连续性的，用“革命”一词似乎不妥。亦有不少学者称唐代为贵族社会、宋代为平民社会，宋代确有平民化的趋向，但并不是平民社会。另外，国家清廉与否与官员的生活状况是紧密相连的——政治史与社会生活史密切相关。但是，要注意的是，经济未必决定文化，特别是文化的细节。现在看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文化是另一番面貌，政治也将有另一番风景。
宋朝的样子：城市开放繁荣（有开放的空间和时间，打破了唐代的里坊制，唐代里坊制的不便可见唐书李娃传），雕版印刷导致的信息爆炸，科举时代，思想文化与政治风气、在政治制度上有巨大成就。儒学则处于中华文化历经佛教等外来文化冲击后的新生状态。陈寅恪《论再生缘》有道：“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不再是梦，而且只有科举出身，才能走向光明大道，迈向重要职位。（但是，宋在科举上有一个消极措施，即取消了诸科，仅剩进士。）宋代政治简直是儒家政治的最佳状态：气氛宽松，官员有操守、有理想，是一个自我调整纠偏的机制，特别是在仁宗朝的时候，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这种状态依然保持的很好。宋代有很好的经筵制度（如圣政、宝训），宋代的皇帝都比较温和、极少刚愎自用。由“祖宗之法”约束皇帝，“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保证制度出问题时有可能被纠正。“人臣以公正为忠”、“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天下之法，天下共有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陛下不可侵臣官”，这些则表现宋朝士大夫之“大忠”（最早由范仲淹赞赏寇准时所说），即爱国，包括爱百姓。宋代以前，皇帝身边的内朝通常会挤掉外朝，但在宋朝，枢密使不仅没有取代宰相，还恢复了晚唐已经极其衰弱的宰相制度。可是，即便如此，宋朝政治最终没能走出朝代更迭的宿命，这是必然还是偶然？
l 祖宗之法
一、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帝制特征，秦汉以来即是如此
首先基于各朝对“故事”的关心。所谓故事，即过去发生的事，是本朝可效法的案例、惯例或者成规，它们不仅是法律和仪轨，还是一个王朝特有的政治基调的表现。
唐代的“祖宗之法”都是从皇帝口中说出，即“祖宗之法”指的是李家的祖宗；明代的《皇明祖训》也是调节皇族内部关系。宋代的“祖宗之法”与前代和后代皆不同。宋代的“祖宗之法”是渗透性的，不仅皇帝讲祖宗之法，士大夫也讲。宋代对“祖宗之法”提法的爆炸性增长，定与其文化特性有关。
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微杜渐，宋朝的防弊之政
颜师古：“每事立制，委曲防闲。”郑玄：“曲，小事之义。”但如何理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还是要放到宋人的眼光中去看。
当我们说到“唐宋之际”时，应该想到宋代其实由许多问题和局面是唐代的延续。五代时，保护皇帝的禁军，实际已成为皇权的最大的威胁因素。一般认为，周世宗时，禁军已经开始分化，不过到宋太祖时，仍是殿前、侍卫两司，三衙还未确立。陈桥兵变之前，赵匡胤已是禁军的最高首领，“领宿卫诸将”，为何不直接攻下首都，要绕一圈到陈桥？其实，赵匡胤要做到这一步是花费了一番力气的，“领宿卫诸将”则减少了兵变的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当时反对赵匡胤的正是侍卫司司长。实际上，太祖和太宗是五代培养出的最后的精英，他们的行为模式都是五代的。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很难相信他们能将局势稳定下来，认为“宋”只不过是“六代”、只是五代的延续罢了。赵匡胤并不是禁军首领中资历最深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机缘巧合下做了皇帝，那么，如何控制其他禁军首领，如何防止五代情形重演成为关键。最后，宋朝局势真的稳定下来了，因此，后来的士大夫总是十分热衷于讨论本朝当年是如何巩固局势的。
宋太祖的即位诏有两个关键词：“革故鼎新”、“变家为国”。孝宗则言：“祖宗（即太祖太宗以来）法度，乃为家法。”皇帝家法是贯穿在国法中的精神原则，家法的确立过程也是国初政治秩序的建立过程。
有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实际并不存在。无可否认，故事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研究者立论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但是，性质类似的事情发生过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宋太祖此条计策也许参考了前例——唐书韩偓传载，李继海、李彦弼帮助唐昭宗复位后，在宫中骄横跋扈，韩偓对昭宗说，一开始就不应该让他们拥有特权。
《湅水纪闻》记赵普对藩镇的的“三大纲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太祖太宗时期，确实是步步为营地实施着。比如只有新收的州郡直属中央，太祖并没有直接触动节度使管辖的州郡，甚至先退了一步，派中央禁军去领大藩，然后再慢慢抽空节度使的权力。如若知晓某节度下一个支郡治理不好，或者应某郡的提出的朝廷直接管辖的要求，才派朝官去接辖。最后，节度使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节度使成为荣誉性头衔，只享受待遇而无实际权力。有宋一代，节度使的待遇都很高，只是待遇不再与地方有关，由中央调拨。
《系年要录》载，宋太祖曾对赵普说：“朕与卿定祸乱以定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定祸乱的核心即是防弊，这是对五代经验的总结；太祖自始便希望有一家之法，并对此十分有信心，希望继承者们能够遵守。后来宋朝各帝的即位诏书中也用不同形式表达了自己必谨遵祖宗之法。*注意，套话在政治文化史中是有其自身意义的，套话实际上是主流政治话语的体现，套话的改变实际上是政治环境、气氛的改变。
不管宋太宗如何上台，不过他确实继承了哥哥的治国方针。太宗上台时，可能官员有诸多疑虑，不过并无人出面反对，这说明当时的朝官亦认为宋朝不过是五代的延续。其实，太宗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经验的统治者，政策翻覆的可能性比较小。太宗的即位诏书有四个版本：长编17、太平治迹统类2、宋朝事实2、宋大诏令集1。在各版本中某些描述有异，不过有些形式虽异内容类似，有些却指向不同涵义。
那么，防微杜渐作为原则如何落实到政治制度的运行中？靠“两轴”——立纲纪、召和气（即仁义、道德）。宋人对和气的关注比比皆是，和气即由阴阳二气相互感召结合而成的自然之气。
晚唐问题在宋真宗时基本解决或者说得到收缩，实际上，真宗朝是宋朝从创业转向守成的转变期，真宗时，宰相王旦便曾搬出“祖宗典政”来劝谏（欧阳修为王旦写的神道碑谓旦曾曰“祖宗之法”，但并无他例证明王旦时便有“祖宗之法”的说法。不过真宗后期，祖宗之法已融入行政制度化之中）。真宗朝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便是澶渊之盟。王钦若曾对真宗说过“洗澶渊之盟之耻”之法，即造鬼神、盛为符瑞。一开始，真宗也是比较难接受的。某次，他问杜镐，为何“河出图、洛出书”？杜镐不解真宗此问的真实意图，便回答道：“圣人神道设教。”神道设教说法出自周易，在杜镐此话中，其含义与周易不合，其实与真宗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不过这个回答却正好解开了真宗的迷惑。于是有了后面“天书”、“东封西祀”等现在看来比较可笑的事情。
真宗死后，刘太后临朝称制。当时的士大夫对此十分警惕，因为刘太后的情况看似与武则天十分类似。正是在这个非常时期，酝酿成就了宋朝的正常的统治秩序——士大夫关注、参与、批评朝事。天圣二年的晋祠“圣母殿”可能与刘太后位居宋朝权力巅峰有关。仁宗时，正式有“祖宗之法”的提法，这种防弊之法既限制臣僚，也限制皇帝行为。不过祖宗之法并非成文法，而只是一种精神原则，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所以，祖宗之法是有赖于即是的，而且解释的空间非常大，是不断被丰富的。
三、冲击祖宗之法
1、庆历新政，以恢复祖宗之法为号召
2、熙宁新法，王安石曾当皇帝之面斥“祖宗之法不是法”，这是宋代唯一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四、宋人的“本朝史观”
实录是日历（即起居注+时政记）的精简，有些皇帝的实录因为撰史人的政治派别不同，一修再修，比如太祖实录修了5次，神宗修了4次。国史为本朝所修，正史在国史基础上修成。而纂修之史体现的即是本朝史观，到底选那些事情记载，如何记载。（刘攽《彭城集》，一家人都以史学见长。）
在当今研究中，墓志常被当做一手材料使用。但是，墓志是修纂之史。比如，欧阳修作薛谡和范仲淹的神道碑时，所提到的刘太后之事就没有如实记载。因为他认为“史，是国之典法”，是要传于不朽的，不可让后人对本朝留下不好的印象，比如太后强而人主弱的印象，于是，他便按理想中的状态来记载历史。这便是宋朝人的“作史”——国恶不可书。（吕中，《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治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