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与1759年，炸裂世界的年份（一）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高宗乾隆皇帝终于彻底消灭了清帝国自定鼎中原以来最大的强敌，准噶尔汗国。大清与准噶尔近七十年的战争以大清完胜落下帷幕。消灭准噶尔汗国的历程一波三折，其艰难程度位居乾隆“十全武功”之首。在乾隆看来，平定准噶尔是他的一大使命，当面临“可乘之机，乃安坐而失之，使天下后人传为遗憾，则朕亦何以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耶”。乾隆的背后是清朝彼时强盛的国力，“至所用之兵，皆我八旗索伦子弟之众，并未徵发闾左，调集耕甿。现在军需所计，较之雍正年间，十之三四耳”。平定准噶尔更是乾隆盛世最好的证明，正所谓“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

清朝中期以前最强的对手准噶尔汗国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普通蒙古部落，仅仅是比较强悍而已。实际上，准噶尔汗国定都伊犁，幅员辽阔，在鼎盛时期西到中亚河中地区，东临大清的甘肃省，北与俄国西伯利亚领土接壤，南则一度控制了西藏，且手工业、贸易都极为发达，可不是比较强悍，而是相当强悍，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中亚和西域的霸主。这样的汗国必然枭雄辈出，屡屡向大清发起挑战。大汗葛尔丹不理会康熙皇帝的警告，一再进攻已然归顺大清的喀尔喀蒙古诸部，惹来康熙震怒。康熙皇帝力排众议，亲率六师，三临决塞，以每日与普通士兵一样只食一餐的决心把葛尔丹打成了草原的流寇。葛尔丹的侄孙噶尔丹策凌又向雍正皇帝发起挑战，甚至在雍正七年的和通泊之战中大败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领的北路军，超过一万名八旗兵在此役战死，是八旗入关以来最大的惨败。军事不是所长的“宅男”帝雍正只能暂停对准噶尔的用兵，双方罢兵并以阿尔泰山为两国边界。时时对标祖父功绩，一心想做另外一个汉武帝的乾隆抓住准噶尔内乱的机会击败了准噶尔汗国，还把准噶尔大汗“达瓦齐等解至京，遣官告祭太庙社稷，行献俘礼”，稍后又“上御门楼受俘，释达瓦齐等”，显示自己作为大清皇帝和全蒙古博格达彻辰汗的宽容大度。但准噶尔的剽悍难驯却超过了大清的预想。已被朝廷封为亲王的阿睦尔撒纳再度反叛，突然袭击伊犁，定边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鄂尔泰之子）战死。准噶尔的“反复狡诈，饰词投顺，旋即生变”引来乾隆极度的愤怒和报复心，他决心用最残酷的方法处置准噶尔。乾隆命“成衮紥布、兆惠分路捕剿额鲁特叛众”。辉特部台吉车布登多尔济也叛乱，乾隆谕俘获其部众的哈达哈“尽诛丁壮，以女口赏喀尔喀”。准噶尔已经被打散打残的情况下，乾隆依然要求成衮紥布、兆惠等人趁“贼势穷蹙，应当奋勇追捕，勿蹈前辙”，最终“厄鲁特众纷纭溃窜，遂尽歼焉”。对于抓到的叛军首领绝不手软，布鲁特台吉尼玛响应辉特部的叛乱，将军和起力战阵亡。后尼玛被逮到，被五马分尸，“磔尼玛等於故将军和起墓前”，替和起报了仇。一向与阿睦尔撒纳交好的哈萨克汗国也与其翻脸，“获其从子达什车凌、宰桑齐巴罕，缚送兆惠”，并于这一年九月遣使觐见乾隆皇帝。哈萨克汗阿布赉甚至上书乾隆，请求“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至于首恶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后病死。乾隆对阿睦尔撒纳的憎恨，即使生不能擒杀，死也要见尸首，“阿睦尔撒纳一日不获，边陲一日不宁”。

乾隆认为准噶尔的覆灭是其咎由自取，“屡为不靖亦准噶尔诸部之贪残狡诈恶贯满盈，获罪于天合有此一番杀劫亦不能承受太平之福，朕亦惟奉天以行耳”。乾隆的怒火让准噶尔汗国彻底地被抹灭，其子民要么死于战争，要么死于瘟疫，要么被迁往他处，天山以北一度见不到蒙古帐篷。给当代造成的最大后果是伊斯兰势力跨过了天山，散布到全新疆。准噶尔汗国在其全盛时期，曾攻灭了天山以南的叶尔羌汗国。叶尔羌汗国是东察合台汗国的后裔，其伊斯兰信仰与信奉喇嘛黄教的厄鲁特蒙古诸部截然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准噶尔汗国的覆灭造成天山以北的空虚，给了伊斯兰势力填补准噶尔空虚的机会，而汉人大批前往新疆开垦还要推后到同治年间。这不禁使人想起，历史是何其的相似。吐蕃王朝鼎盛时，两度攻占长安，占领河西走廊一百多年，一度把唐王朝打的“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鼎盛时期的吐蕃不仅是唐王朝最大的外敌，更把势力范围延伸至中亚，成为抵御伊斯兰势力的有力屏障。然而吐蕃和唐朝这对相杀相爱的对手，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崩溃后的吐蕃战斗力还锐减到被宋军都砍瓜切菜的地步，当然就更谈不上抵御伊斯兰势力的入侵了。西域诸多佛国的灭亡和西域伊斯兰化也正是发生于吐蕃王朝崩解后。崩解后的吐蕃变成了佛教圣地，但这片圣地并不宁静。改信喇嘛黄教的蒙古诸部为了控制活佛，在青藏高原屡开战端。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汗国派大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杀和硕特汗国拉藏汗，占领拉萨。康熙皇帝意识到丢掉西藏就等于丧失了对活佛的控制权，不仅厄鲁特蒙古难制，已经归附朝廷的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也会极大震动。康熙生命的最后一年再次做了泽披后世的英明决策，毅然派兵进藏驱逐准噶尔势力。康熙此举正式把西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此后雍正、乾隆两朝又通过设立驻藏大臣、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在西藏驻军等手段强化对西藏的统治，今天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西藏是中国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准噶尔汗国的覆灭，让西藏局势也最终稳定下来，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西藏和中央的向心力越来越强。即使是在实力暗弱的民国，西藏地方势力也不敢宣布独立。就算藏人认为自己与汉人不同，也大多认同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应该归功于康熙晚年的英明决策和后来乾隆扫灭准噶尔汗国。

1757年，大清亲手解决了最后一个游牧帝国。在大炮、火枪面前，曾经驰骋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再也没有雄起过。实际上，大清与准噶尔的战争并非是大家想象中的骑兵往来厮杀，而是骑兵与热兵器的混合使用。早在乌兰布通大战前，康熙就谕旨“多发精兵尽发火器”，乌兰布通大战中准噶尔装备的俄国火枪还优于清军的火枪。从根本上说，准噶尔汗国的覆灭是源自游牧帝国始终未建立稳定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原因。不稳定的权力结构带来一代接一代的内战，在内战中不断削弱自身的实力，这才让乾隆抓到了机会。这对草原民族来说似乎是个无解难题，或许是因为草原民族信奉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坚信汗位必须要由最强者以暴力方式取得。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帝国不停地分裂，各蒙古汗国之间也不断地交战。曾经在明朝中期再度统一蒙古草原的达延汗居然把自己的汗国分给了众多子孙，试想如果达延汗的蒙古汗国不分裂，哪有后来努尔哈赤什么事呢。即使是建庙称帝的元朝依然摆脱不了内乱的困局。忽必烈一死，元朝上层也如他的蒙古兄弟国家一般，陷入了近百年的内乱，兄弟子侄之间，不同贵族部落之间，甚至皇帝和丞相之间都在不停地厮杀。韩山童这边都起兵反元了，元朝上层的内乱还没有休止。游牧帝国的崛起终究是昙花一现，在与大一统帝国的碰撞中被撞的粉碎，彻底被扫入历史的尘埃中。

在轰轰烈烈的对准战争的同时，另有一件当时看起来很小，却影响大清后续百年国运的事。也是在这一年，闽浙总督杨应琚奏道，“伏查粤省有央行二十六家，遇有番人贸易，无不力图招致，办理维谨，并无嫌隙。惟番商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贸易，便宜良多。若不设法限制，势必渐皆舍粤趋浙江。现议浙关税则，照粤关酌增，该番商无利可图，必归粤省”。原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发现浙江的关税比广东低，浙江当地的官员对英国商人的到来非常欢迎。于是从1755年至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广东，前往浙江进行贸易，广东关税收入因此锐减。有意思的是，杨应琚作为闽浙总督，浙江关税高了对他来说应该是好事啊，他居然上奏皇帝建议参照广东关税水平相应增加浙江关税，这样洋人就会再浙江无利可图，关税之利就又归了广东。杨总督的大局观还真不是一般高，宁可自己不受益，也要照顾兄弟省份。怀着私心揣测一下，这位杨总督在任闽浙总督前就担任过三年的两广总督，两广总督之肥可就在可独享大清贸易之利。不管杨总督初心如何，皇帝还是很认可他的意见，批示，“所见甚是。本意原在令其不来浙省而已，非为加钱粮起见也。且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而百姓生机亦属有碍也”。皇帝高度更高，不是为了关税那俩钱。皇帝随后下谕，“从前令浙省加定税则，原非为增添税额起见，不过以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补征关税、梁头，而官办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计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终不能强其舍浙而就广也。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可见乾隆皇帝对粤浙两省的外贸状况其实十分了解，他禁止洋人再赴浙江贸易也是出于照顾广东的百姓谋生（广东地窄人稠，自然条件比不上富庶的浙江），对洋人的趋利特性也很清楚。但乾隆一如他的父亲，对洋人来华非常警惕，“看来番船连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于避重就轻，而宁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诱，并当留心查察。如市侩设有洋行，及图谋设立天主堂等，皆当严行禁逐，则番商无所依托，为可断其来路耳”。这道谕旨被看作闭关锁国的开始，只不过仅仅从这道谕旨的内容来看，乾隆皇帝的本意和后世理解的闭关锁国有所不同。这道谕旨虽然没有完全中断大清与西方的贸易，却把贸易窗口开到了最小，把与西方的贸易往来降到了最小，了解外部世界就局限在了广州商圈那一撮人。从这个角度上看，确实闭塞了大多数人的眼界，只不过当时大清还处于国力的巅峰，没有预想到百年之后的巨大变局。当然，乾隆皇帝也不会想到，他的子孙会一代不如一代，八旗坚韧的武德在自己之后如流星般下坠。对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清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里就有宁波，不知是宁波的地理条件太优越还是英国人对宁波口岸的某种执念太深。

1757年，是七年战争的第二个年头，这是继三十年战争之后，又一场欧洲杯式的战争。英法仍然是死敌，不过法国却和另一个死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结成同盟。就在不久之前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还和奥地利大打出手。而在更远之前的1683年维也纳之围中，同属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克森公国出动一半军队救援维也纳，另一半军队却要留在西部边界防备法国，德意志诸国对法国的信任度可想而知。可是世界就是变化的这么快。普鲁士吞并了中欧的工业中心西里西亚，奥地利咽不下这口气；法国对普鲁士的过度扩张感到恐惧；俄国也在波兰事务上与普鲁士起了冲突。奥地利的天才外交官考尼茨·利特贝格居然还真促成了针对普鲁士的“三条裙子”联盟，代表法国的蓬帕杜夫人、奥地利的特蕾西亚女皇和俄国的彼得罗夫娜女皇联起手来想修理普鲁士这个斯巴达式的国家。普鲁士被三大强国围攻，只能求助于大陆之外的英国，还对英国允诺会保护英国王室的汉诺威故地。英国与普鲁士结成了盟友，但他们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这一边力量太单薄了，而他们的对手法国和奥地利，不仅拉上了俄国，还拉上了瑞典、西班牙、波兰等国。法国在外交上也有神来之笔，法国成功说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要在俄军主力开赴欧洲前线之时在背后捅刀子，保持中立。英普两国是要单挑整个欧洲大陆了。这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最孤立的一次战争了。英国与法国这对甚至可以追溯到英格兰诺曼王朝时期的百年对手，到1757年居然已经厮杀了600年之久，恐怕是历史之最了。当时的英法人民恐怕还想不到，两国还要再厮杀一百年。相比英法两国700年的厮杀史，其他国家几十年的恩怨情仇都不算个事。早在七年战争爆发前的三年前，英法已经在美洲互相试探对方，从小规模摩擦升级成局部激烈的战斗。彼时二十出头的乔治·华盛顿少校登场了，他在1754年的一天被弗吉尼亚的副总督罗伯特·丁威迪派往法国勒伯夫要塞送信，信中要求法兰西人“停止并终止在明显属于乔治国王的地域设防”。有意思的是，华盛顿丝毫不懂法语。在1754年下半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了自己的不列颠北美殖民地设想，其核心要义是北美殖民地的利益不从属于大不列颠，但又要殖民地和不列颠本土彼此合作共同对付法国人，而且北美殖民地内部事务要由殖民地政府负责；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两者应彼此互补，而不是狭隘地只能服务于母国利益，殖民地也是大不列颠帝国的共同力量。如果后世站在上帝视角看待富兰克林的设想，应该会认为这是托马斯·潘恩《常识》之前的《常识》，是殖民地自我意识觉醒，殖民地人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母国的附庸，而是要和母国平起平坐，共同分享利益。虽然这一想法在伦敦的大人物眼中嗤之以鼻，把它看成是北美乡巴佬的胡话，可却要在七年战争后孵化成现实。

回到1757这一年，普鲁士展示了其军事机器的强大。在罗斯巴赫会战中，腓特烈二世以很小的代价大败法军，赢得了他一生最精彩的胜利，不愧是那个时代欧洲大陆最杰出的军事统帅，随后腓特烈大帝又在洛伊滕战役中打败了奥军主力。这一年无疑是大帝军事生涯中最高光的时刻，大帝所采用的的斜形列队战术影响了后续欧洲半个多世纪，直到被更加出色的拿破仑一世取代。当然普鲁士也不是白干，英国每年给他20万英镑的补助，让普鲁士得以牵制住法国，使其“无法从印度、西非、加勒比和美洲这些帝国舞台上抽掉人力和资源”。英国海军主力则“一如既往地不辱使命，守卫本土海域，劫掠并封锁从地中海到大西洋沿岸的法兰西港口，阻止其增援加拿大”。

这一年，普鲁士虽然干的不错，但对英国来说却是糟糕的一年。汉诺威还是丢掉了，英国与汉诺威的联军显然不是法军的对手，主帅坎伯兰公爵威廉·奥古斯塔斯都在哈斯滕贝克战役中做了俘虏。在地中海，英国海军上将宾（Admiral Byng）丢掉了米诺卡岛，该岛是“扼守东进意大利和黎凡特航线的战略关口”。更可耻地是，宾上将居然还有脸跑回国，没有践行皇家海军“船在人在，船沉人沉”的传统，当然就被爱国群众送上了绞刑架，在他昔日服役的海军港口被吊死示众。另一位海军上将博斯科恩（Boscawen）也不称职，他的舰队没有封锁住劳伦斯河口，让位于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新法兰西殖民地获得本土源源不断的援助。这一年的年末，大不列颠人终于要开始反击了，他们已经吃瘪了快两年了。首相老威廉·皮特得到国王和议会的“松绑”，开始放手一搏，他坚信赢得战争胜利是“上帝指派给他的活儿”。老皮特首先拉拢动员北美殖民地，通过补偿殖民地装备等方式重新赢得了殖民地议会的信任（超过100万英镑）。北美殖民地动员了一切能动员的民兵，单单攻打路易斯堡就动用了1.4万人，而法国人在美洲的全部兵力才1.6万人。不仅民兵，与法国人“友谊长远”的莫霍克人、易洛魁等原住民部落也倒向了英国。到1757年末，北美大不列颠阵营投入了5万名军人，“几乎是新法兰西人口的2/3”，北美殖民地似乎又和宗主国同仇敌忾了。在七年战争爆发前的十一年前，詹姆士二世党人最后一次在苏格兰发动复辟叛乱，不过苏格兰人的忠诚却没有受到怀疑，大量的苏格兰人被招募进军队，为“统一的大不列颠王国”而战。甚至到北美独立战争时，英军中“每四名军官中就有一个是苏格兰人，他们经历了严峻的战火考验”。

有人认为，七年战争是日后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钱。老皮特大笔一挥，说服了议会给予大笔的预算，“仅美洲战争部分的花费就接近550万英镑，其中100万英镑是海军的开销，另外100万英镑是承诺支付给了殖民地部队”。对了，1757年英国来说也有好消息。一个叫罗伯特·克莱武的痞子率领1000名欧洲雇佣军外加2000名印度土兵在普拉西战役中打败了法国人支持的孟加拉纳瓦布（莫卧儿帝国时期地方统治者的头衔）西拉杰·乌德·德拉和他的5万名军队。战后，早就和克莱武勾搭上的米尔·贾法尔被扶上孟加拉纳瓦布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守住了“他们的创造”，加尔各答。罗伯特·克莱武这个“马基特德雷顿来的小流氓跻身大不列颠最富的人行列”，还被封为“普莱西的克莱武男爵”，并获得了大片区域的税收权。从孟加拉开始，以后会有更多其他的印度王公像孟加拉的纳瓦布们那样被东印度公司立规矩，呼来喝去，“直到他们惊恐、撕裂，最后土崩瓦解”。1757年，或许可以看成是印度成为大不列颠的专享的开始。

1757年，乾隆皇帝消灭了祖父两辈最大的劲敌准噶尔汗国，却又在不经意间悄悄关紧了国门，与世界的变化渐行渐远。1757年，七年战争在欧洲进入第二个年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陷入这场空前的战争，德意志继三十年战争后再度成为欧洲大陆战争的主战场，但这次德意志没有被打趴下，比先辈更坚韧果敢的普鲁士将登上欧洲一流强国行列。而英法，则将决定谁是未来世界的主宰。

1757年，炸裂世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