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都是政治意志的体现
所有的经济问题、经济策略、经济制度背后，都有其对应的政治意志。许多从经济本身看来没有合理性的问题，最后都能够从政治视角找到合理的解读。而且，许多时候，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冲突的，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还是会屈服于政治意志。
政治经济学的假设：经济本质看是稀缺资源的再分配问题，自由市场主导的分配过程是资源的横向分配，政府干预的分配过程是资源的纵向分配。资源横向分配过程按供需实现效率分配，资源纵向分配过程中罔顾个人意愿，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而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政治与经济互动、政府与市场互动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寻找的是经济问题的政治根源。
黄琪轩将政治经济学分为个人、阶级、国家、制度四个维度。其中，个人维度还包含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问题。
在个人维度，经济学家会强调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自由贸易对经济繁荣的指导作用，而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则在着重强调技术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繁荣的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英国海上军事实力为其资源掠夺提供了深度保障能力。马儿萨斯的人口理论解释人口与资源价格变动的联系，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看到背后资源价格的操纵。
哈耶克强调“货币竞争”，弗里德曼强调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反对政府对个人选择的干预，二者代表新自由主义，局限在于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考虑。政府不会选择“货币竞争”的一方面原因是，其可以通过货币发行权加强主权，并以货币超发的方式收割国民的财富。央行独立于政府的制度设计，即是为了约束政府在货币发行的权利，但不一定有效。政府没有选择机会公平，某种角度上是为了维护其特殊领域的垄断收益。经济背后都有其政治逻辑在运作，而不是仅仅靠设计一个最优的经济方案就能解决问题。黄琪轩提示：“个人不要自负地以为自己的理性可以为社会进步做宏大规划。”
理性的政治家偏向于稳定政权，实际选举人数量越多、核心联盟数量越少，越有利于稳固政权。控制人民大众的收入，回报而非损害核心联盟的支持，不以核心联盟的利益分配给人民，是政治长治久安之道（多像我共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一心为民的领导不一定都能够获得好的结局，而维护核心利益集团的政治腐败却有可能长存。从该角度看，许多政府领导人其实并没有处理政府财政赤字的动力，反而会继续通过发债、货币超发等手段不断回馈核心利益集团。
马克思是从阶级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学问题，将资本制度下的资本家和工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维度的关系对立开来。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实现财富的积累，而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资本积累方式由封建时期的掠夺变为工业时期的剥削，只是形式发生改变，其背后的血腥和贪婪没有改变。而资本家拥抱技术创新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利润率的压力，另一方面是降低对熟练工人的依赖。只要我们依然在依靠“生存工资”而过活，我们就没有办法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在个人成长的初期，增加自身自由度的方式是：增加多元化收入，切莫过早背上超额债务。从阶级角度看经济危机，会比较容易将经济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归结于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化解，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非资本家利益的方式去化解。资本家、政府和工会是经济内在的三股力量，政府强硬的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会的话语权会减弱；资本家强硬的社会中，政府和工会也有可能存在依附。
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视角是国家视角。从后发展国家的角度来看，为何许多自由市场的改革最终都来了非正向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给出的解释是，自由主义是英国资本家对抗强大国家的思想武器，只有自由主义思想盛行，才能够敲开其它国家封闭市场的大门。对于德国、日本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看，他们没有驱逐国家干预，反而邀请国家介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产业。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意图从来没有发生改变，过去是通过殖民地的方式占据地理位置，如今是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占领市场。依附关系的存在决定世界存在发达国家的同时就存在不发达国家，后发展国家想要复制发达国家的道路实现发展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这不是进阶或制度遗留问题。
从国家视角看待国际经济问题，会发现，世界经济运行的背景是无政府状态，此时，谈政治经济问题就不得不谈权利问题，不得不谈依附问题，而谈权利问题又离不开国家。因此，我们大概就能够理解军事实力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也能够理解为何战争会催生技术的进步。文明的进步让我们关注到，世界冲突不再是以前的全球性的，而是向局部冲突发展，另外，冲突的领域也逐渐在从军事世界向贸易世界迁移。卡尔强调：“不要认为存在普世的政治经济原则，自由放任是强者的武器，而保护主义则是弱者的工具。”因此，任何领域都不存在静态的科学，只存在动态变化的快速迭代。
最后的制度视角，关注产权保护、有闲阶级等问题，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