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解释人类学简要评述

解释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流派，其诞生于20世纪后半叶，这可以说是这一理论流派是逐渐从象征人类学中所延伸出来的。虽然说这一理论流派的历史不长，但是这一理论流派所体现的很多观点，可以说是同样引发了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界的思考。

克利福德·格尔茨出生于1926年，他早些年间曾经参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进入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此时的哈佛大学，可以说是

一个声名狼藉的时代，却是学术活跃、充满智识创新的时期，特别是就社会科学来说，给人一种终于万事俱备的感觉，

此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帕森斯的带领下意欲展开一个全新的学术时代。而正是在此背景下，格尔茨开始了自己人类学的生涯。在一个机缘巧合下，格尔茨来到了印度尼西亚，他不想称为传统的“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而是亲自去田野点开展调查，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使格尔茨感受到了“田野”。随后便来到了60年代，对于美国，甚至是整个世界来说，60年代都是一个充满变革和动荡的年代。格尔茨的60年代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60年代的美国暴力冲突不断，而对于世界来说也是如此。60年代中期印尼大屠杀爆发，格尔茨也因此茫然了一段时间，直到1963年在剑桥大学参加会议的时候被别人推荐到摩洛哥，作者才有了新的田野点。随后在70年代，格尔茨离开了芝加哥大学而来到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此格尔茨开始了自己的诠释学的概念，即“偏重于分析社会行动者之社会行动的意义，以及赋予这些社会行动以意义的信念和制度 。”而随后的80年代，社会外部的变迁更加迅速，甚至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传统也在逐渐被解构，而且进入田野点也不像之间的那么容易。总之，在上述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学的概念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格尔茨的学术背景。而除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帕森斯的影响之外，格尔茨还受到了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儿的“深描”的影响。

想像一个男孩正为了向他的同伴暗示些什么，而不停的挤眉弄眼；另一个男孩走进来，看到这一幕，便开始模仿起来，甚至还带有点玩笑意味。我们怎么知道这两个动作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动作？ 对他而言，如果我们是紧紧遵守行为主义的教条，换言之仅观察行为本身，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区辨这两个动作哪里不同。毕竟，他们都不过是眨眼的动作罢了。但关键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两个动作不一样，就在于我们掌握了这两个男孩-行动者-的意图。其中一个正运用了“挤眉弄眼”这一有特定意义结构支撑的行动在传递某些想法、意图；而另一个仅仅是单纯的模仿。

由此，格尔茨便进一步展开了他的深描的观点。在他看来，民族志有两种类型：“浅描”和“深描”，深度描绘指揭示行为中压缩蕴含着的意义结构。深度描绘的精髓在于，它特别关注的是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在格尔茨看来，文化是当地人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文本，它是一个象征体系。人类的行为是符号性行为，文化是被动行为化的文本。文化是公众所有的，因为意义是公众中的。文化是由社会通行的意义结构所组成，人们通过这些结构构成信号领会并相互联系；意义结构并不等于符号本身：“作为可以解释的记号交织系统，文化并不是导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而是一种意境，这些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能够得到、可以被理解，即可以被深度的描绘”。

对于民族学人类学来说，其侧重的则是一种对于阐释的阐释——人类学并不是探讨通则的实验科学，而是探讨意义的阐释科学。文化分析即对意义的推测，进行估价并较好的推卸中得出解释性结论，将事物放在某种可以理解的、意义的系统之中。

除了深描和浅描的理论，格尔茨还提出了一种近距体验和远距体验的对比的概念。格尔茨认为，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对异文化和当事人的观点的了解有近距体验和远距体验的程度差异。近距体验用当事人的概念语言来贴切地描述出当事人的文化建构，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看问题，相当于人类学中的“主位”。而远距体验用学术语言或我们自己的概念语言来描述所研究的异文化，是作为一个专家、分析者、实验者、民族志作者等对行为的科学描述，指出近距体验的一般性并加以概括，相当于人类学中的“客位”。所以，我们对当事人文化的全面描述关键在于”近距体验”和”远距体验”的并置。

可以说，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再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意义之网，而作为人类学调查者的我们，所需要去做的则是通过记录下当地人对于自己的文化的解释，并且解释当地人对于文化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了解到当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