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笔记（襄20）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事情是这样的：六年以前（襄14），卫国是献公在位，孙林父、宁殖（惠子）是两家重臣。由于卫献公前前后后干了太多败德行的蠢事，孙、宁两家就联手施压，逼得卫献公出奔到齐，然后拥立卫殇公。宁惠子心里从此一直惴惴不安，因为各国的史书（诸侯之策）上都记下了他这桩行径：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当时，一个国家出了事，史官要派人告诉其他国家，使得诸侯史书除了记自己国家的大事，也能同步更新各国的情况，这是所谓「赴告」制度。《左传 · 隐11》有专门的介绍：
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别的国家出了事、打了仗，须得来告于我国，我国的史书才写；哪怕灭国那么大的事，倘若被灭的也不来告、打胜的也不来告，我就一个字也不会写。
有鉴于此，宁殖就嘱咐儿子宁喜（悼子）：务必把献公送回国去，掩盖我昔日的罪过——如果你没做到，我死后真化作了鬼神，宁肯饿着也不会吃你的祭祀。后来宁喜果然把卫献公送了回去，代价是引起了更大的乱子。但无论如何，宁殖说的「掩之」，他毕竟做到了。
有趣的是，在《春秋 · 襄14》，本该如宁殖所说地写着「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地方，写的却是：
己未，卫侯出奔齐。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有好几种可能性。首先、有没有可能「诸侯之策」根本一直就只写着「卫侯出奔齐」，根本没提过宁殖，他自己瞎操心？第二、有没有可能宁殖所说的「掩之」，就是把献公迎回，重新向各国赴告，大家都根据第二次赴告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成了「卫侯出奔齐」？第三、有没有可能「诸侯之策」始终如宁殖所说地那样写，但《春秋》被孔子修订过，他特地把这里改成了「卫侯出奔齐」？
不妨看看别的例子。《左传 · 宣2》晋国的事非常有名：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权臣赵盾（宣子）的族人赵穿杀了晋灵公，但太史董狐写的却是「赵盾弑其君」，并且还有恃无恐地在朝上公示，群臣百官都看得到，赵盾也提出了抗议，可惜抗议无效。于是，晋国史官就这样向各国赴告，这一年的鲁国《春秋》也的确是这样写的。除了一般引用这个故事时都会讲的史官独立性，我们还应该从此事看到：一、史官记载是公开的，即使不是每一则都像这样「示于朝」，至少是可以开放查阅的；二、史官记载之所以有时候（甚至可以相信是凤毛麟角的少数时候）能体现出崇高而神圣的独立性，恰恰是因为它在平时不断地遭遇干涉，像赵盾这次的抗议——董狐是「古之良史」，没有屈服于这种干涉，《左传 · 襄25》的齐国太史和南史氏甚至宁死不屈，但这些被记录的英雄史官之外，恐怕屈服于权贵干涉的史官当不在少数。
于是，上面说宁殖也许不知道史书内容而瞎操心，就不大可能，他至死当权，至少看得到卫国史书。而宁喜也许修改了史书，再次赴告，却不难想象。事实上，的确发生过重复赴告的事，《春秋 · 桓5》：「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陈桓公（鲍）死了，可到底是甲戌日还是己丑日？《左传》解释道：
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因为陈桓公病危的时候国内就乱了，贵族势力分散，消息也混淆，他们自己大概都拿不准国君究竟什么时候死的，所以向诸侯赴告了两个不同的消息，《春秋》只好都记下来。
于是，真有可能是宁喜篡改了史书，再次向诸侯赴告，修改了「诸侯之策」。但这个可能性唯一的问题是，这时已经是春秋中后期，社会制度、礼法的各个方面都趋于崩溃，难道偏偏史官赴告制度运行得顺滑如初？这就好像我前些天在哔站重温的《指环王3》，里头一个情节让我从小困惑：刚铎、洛汗两国相互不信任已垂数百年，可白城的烽火一起，竟仍能不绝若线地传到大山彼端，这要求那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烽火台竟始终维持着成本极高的驻军、补给和一如往常的瞭望，怎么可能嘛。当然，这点怀疑实在说不上是理由。《春秋左传注》的作者杨伯峻就认为必是宁喜让诸侯修改了记录，他甚至试图借此进一步说明：如果孔子修订过《春秋》，怎么可能不把这一条被篡改的历史改回来？可见孔子不曾修订过《春秋》。
说孔子不曾修订《春秋》，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左传》最权威的注家杜预，就曾用这同样一则材料反过来说明孔子修过《春秋》——即前面说的第三种可能性。《释例》这样说：
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传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经，更没逐者之名主，以自奔为文，责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
这是认为，并非宁喜修改了史书，而是孔子修改了《春秋》以突出其褒贬态度：堂堂国君，当然不会自己逃跑，但好端端的为什么在国内待不下去？落得非出奔不可的境地，难道能怪别人？杜预这种理解不一定合乎孔子原意，但若果真如此，倒难怪孔子会称赞董狐故意把赵穿弑君说成赵盾所为——他们的历史书写思路确实很接近。
孔子修《春秋》的问题太大，无法细说。我的基本看法是：孔子对《春秋》有所修订、编辑，注入自己的观念，该是有的。但方式、程度如何，却难知其详。至少有证据表明，孔子不会轻易更动《春秋》的原文，试看《春秋 · 昭12》「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曰：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经文有误，「伯于阳」该是「公子阳生」，孔子明知其误，却保持原貌未改。因此，他会不会像杜预说的那样把孙林父、宁殖的名字删去，进行那么大幅度的修订，实在存疑。
以上是对《春秋》经文和「诸侯之策」这一处不同的三种可能性的讨论。而宁殖立遗嘱这则材料还牵扯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何必纠结于「诸侯之策」上有没有自己的劣迹呢？难道宁殖不知道，无论怎样掩盖，即使真的修改了《春秋》，自己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也会因为《左传》这样的更详细的史料而被后人看到吗？
这就要说到——我暂且胡乱拟个名目——「《春秋》型史料」和「《左传》型史料」的区别。首先，必须如假包换地承认当时存在这样两种不同形态的史料，一种是极其简略的标题，一种是极其详实、生动的叙事。宁殖这样的春秋贵族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得到详细记录，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他们在言谈话语中也会绘声绘色地讲述从前的故事，而不满足于引用各国的《春秋》型史料。并没有太多材料能说明这两种史料在载体、功能、保存方式等方面有什么本质差异。或许有种流行一时的观点认为，它们一个是书面的、一个是口传的，从而把《左传》与西方的口传史诗传统等量齐观——这看法未免太削足适履了。事实上，它们甚至都可以称为《春秋》，《墨子 · 明鬼》引到的「百国春秋」，就是详细的《左传》型史料。
从宁殖这条材料里，我们只能知道，当时的人更在乎的是《春秋》型史料，也许是因为这些精简的、提纲挈领的标题簿子着实具有某种神圣的宗教意义，是要给祖先、上天审看的；而《左传》型史料是人间流传的故事，毁我誉我，倒不必那么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