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祭祷|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

在灾难发生的时代与我们开始谈论灾难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中断，那是噤声的时刻。 人要死的时候，是不能哭的。死神要带走他，你一哭，他又要花好大力气挣扎。 他们给了我们一处新房子，石头房子。您想象得到吗，我七年没有在房子里钉过一根钉子。那是异乡的土地！一切都是陌生的。 全世界都在传播我们的悲痛。只有死人才被允许回来，他们会被运回来。而活人是夜里偷偷溜进来的，从树林里来的。 这是第一个征兆：没有金龟子和蚯蚓的地方，就是辐射强烈的地方。 我们喝桦树和枫树的汁液，在炉子上的铁锅里蒸豆荚吃，煮红莓苔子羹……我们在战争时期采回荨麻、滨藜和其他野草。我们不但没有饿死，反而因为饥饿发胖了。树林里有浆果、蘑菇……而现在，那样的生活再也没有了。我们一直以为，这样的生活不会变，过去是什么样，将来还是什么样。就像锅里煮的食物，不会再变的。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它变了。牛奶不能喝，豆子不能吃，蘑菇、浆果也不可以吃……肉要在水里泡三个小时，煮马铃薯之前要用水洗两次。你不能跟上帝过不去，人得活下去。 不能没有我们……人们需要我们……我们国家的这种军事体系，总的来讲，在紧急情况下特别有效。在那里你是自由的，必不可少的。自由！俄罗斯人在那一刻显示出她的伟大！无与伦比！我们永远不会像荷兰或者德国那样，我们不会有平展的柏油路和修剪整齐的草坪，但我们这里永远不缺少英雄！ 人总是配不上大事件，它从不使人胜任。我父亲在1942年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直到数十年之后，他才从书里、从电影中理解他所参与的事。而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射击。爆炸弄得我们浑身是土。卫生员们把半死的人拖出来。”这就是他的全部描述。 我们为科学开枪。有一次在街上打死了两只狐狸，两只兔子，两只狍子。它们都被污染了。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会打来自己吃。开始我们还会害怕，后来也就习惯了。人还得吃东西，大家不可能搬到月球上去，也不可能去别的星球。 我们搬到莫吉廖夫后，儿子去上学，第一天就哭着跑回了家……他被安排同一个女孩坐一起，女孩不愿意，说他是被辐射过的，同他坐在一起，她也会死的。儿子读四年级，他是这个班里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孩子。同学们都怕他，管他叫“亮晶晶”“切尔诺贝利刺猬”……我担心，他的童年就这样提前结束了。 “你可以问我，我的梦想是什么。”“是什么？”“梦想正常死亡。” 我们按苏联式的突击速度建造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日本人完成这样一个项目需要十二年，而我们只需要两三年。这样一个特殊的项目，可它的质量和可靠性和一个畜牧业联合养殖场，和一个养鸡场差不多！事故发生了，他们便唾弃那个计划，再把那些负责项目的自己人替换掉。与此同时，反应堆顶部的沥青在流淌，消防队员在奋力扑灭大火。那么是谁在掌控核电站？领导层中没有一个核物理学家，只有动力工程学家、涡轮工、政治工作者，但没有专家，一个物理学家都没有。 他们先挖一个大坑，有五米深……然后消防人员来了，用消防水管从房顶到地面一直冲洗，防止放射性灰尘飘浮起来。窗户、屋顶、门槛，都要清洗。然后用吊车把房子连根拔起来，放进坑里……玩具娃娃、书籍、罐头瓶子，稀里哗啦一起倒了进去……挖掘机再把沙土覆盖在上面，最后夯实。最后村庄不见了，变成了一片平地。 他们给了我一个专门的注射器，又教会我如何使用。这样，我就能使用注射器喂他食物了。我全学会了。我煮好新鲜的东西——每天四次，一定是要新鲜的——在绞肉机里磨碎、过滤，之后装进注射器，在注射器上接一根管子，一根最粗的管子，直接插入他的胃里……那时他已经失去味觉了，我问：“好吃吗？”他什么也尝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