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主体”内聚焦”叙述中所形成的情感张力 ——评孙犁《冯前》

孙犁是荷花淀派的掌门人，其小说风格以清新朴素，感情细腻，抒情气息浓厚见长，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这篇《冯前》却更具现实主义特征，作者真实可感的以一个名叫冯前的人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又以“我”介入文本，小说中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事文中的人物，也是叙述者，所以整篇文章采用的是“内聚焦”叙述模式。“我”作为视角的承担者，将冯前在文革中的经历以我自己旁观者的角度展现了出来，但其中也包含着作者本人的经历，因为我与冯前是朋友，所以“我”也是冯前这个故事的参与者。胡亚敏在《叙事学》中说：“这种内聚型的最大特点是能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激烈的内心神思和漫无边界的思绪。”但正因内聚型叙述的主体情感表达太具优势，很容易使小说失去故事性，所以本篇小说的情感并不是通过将内心世界充分展现来达到倾泻情绪的目的，而是在回忆主体叙述和体验主体叙述这两条线索中，将自己充沛的情感坍塌成一个奇点，使文章整体风格更显朴素冷峻、洗练通透。 这篇文章写的是文革时期发生的事，而作者写于1987年，距文革结束已有十年，所以这是篇具有回忆性质的小说，回忆小说的叙述主体一般有两个，一是体验主体，二是回忆主体。正如鲁迅《故乡》中返乡的“我”和少年的“我”，《冯前》中经历文革“我”与回忆文革的“我”。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说：“但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即回忆主体“内聚焦”视角，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即体验主体”内聚焦”视角。 在体验主体的叙述线索中，以描写和现场感为主。如当时的“我”是如何与冯前相识的，当时的冯前在我眼中是“短小精干，爽朗、热情”的形象，但后来他坐上总编位置后，沾染了官气，性格开始转变，体验主体的我就跟他保持了距离了，在文革期间他当过小人抛过我，陷害告发过我，又明里暗里帮助过我，这些直接描写，正是体验主体“我”对那个时代的真切经历，让读者更有代入感。文中通过我的视角刻画出冯前这一类人的复杂性格，他是一个典型的政客形象，不那么张狂，也不把坏事做绝，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是政治阴晴不定，顷刻风云变化的时期，像冯前这样的抛人者也会有被抛的一天，虽然他们是想竭力追上时代变化的节奏，但是因为文革本事就是一场非理性的运动，抛者和被抛者都是随时转化的，今天你倒霉，明天我倒霉，所以冯前这样的处世之道也并不能保全自己，正如文中所说“可惜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经验的官员，也捉摸不到头绪。”冯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转头又攀附上造反派，所以他被挨打时也毫无怨言与怨容，最后他向我解释的那句话，实则是为自己的见风使舵的行为的辩解，所以运动结束后人们对冯前的评价是“大风派，谁得势，靠谁；谁失势，整谁。” 由于内聚焦视角的限制性，作为当下体验主体对他人的了解只能固定在自己的视野之内，所以回忆主体的内聚焦叙述会使主体对他人的认识更加完整。比如，文革开始时，冯前特意将卧车留给我坐，作为体验主体的我还很感激，但回忆主体若干年后再回想起这件事，才恍然大悟，以一句“当时，他可能是有想法的。”让读者去领略弦外之音。还有当冯前在梯子上安装领袖大像的时候，我出于担心便提醒他，但是他却没有答话，作为回忆主体的我才意识到也许我的喊叫对于他来说是多余的，不合时宜的，因为以“我”的视角看来他认为当时我们的处境都不好，所以最好不要有任何瓜葛。到后来他向我解释为何他会做出这些事情时，只会让其显得更加虚伪，欲盖弥彰，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如果身处和他一样的处境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体验主体的“我”对于他的做法没有完全否定的，但当回忆主体的“我”再次想到这句话时，是问心无愧的认为自己不会像他那样做，由此否定了他这样的官场生存法则。在文章最后有人说：“现在不搞运动了，这种人有才干，还是可以用的。如果不是年龄限制，还是可以飞黄腾达的。”这让现在的“我”对这种人在往后仍然可以活得如鱼得水而感到无可奈何，同时又有几分隐约的担忧。 在整篇文章中作者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冯前的看法，而是通过体验主体的“我”亲身的遭遇和回忆主体的“我”回想起当年的事所悟到的不一样的感受，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冯前这种人的不屑和对当年所经历的那些事的释然。相比孙犁前期具有荷花淀派风格的作品，他后期的回忆文革时期的作品更能体现出他的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