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鸟集》〈例言〉和〈序〉说起丨郑振铎译泰戈尔《飞鸟集》校读札记（一）
郑振铎译泰戈尔《新月集》、《飞鸟集》至今长销不衰，自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泰戈尔诗选》六种三册，并将郑振铎译《新月集》、《飞鸟集》合为一册作为第一种面世以来，将这两种泰戈尔诗集合刊仿佛成了出版界的当然共识。
湖南人民版《新月集·飞鸟集》同时在该社“诗苑译林”系列刊出，之后被花山文艺出版社《郑振铎全集》原样收录，因此该版《新月集·飞鸟集》为后来再版郑振铎这两部译诗集树立了典范。除却两本合刊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注意收录民国版的译序，如《新月集》便附刊了1923年初版〈译者自序〉和1924年〈再版自序〉。《飞鸟集》同样收录了1922年初版〈例言〉和1933年再版〈序〉。
但是具体到《飞鸟集》一书，不论是“一九二二年版《飞鸟集》例言”或是“一九三三年版本序”，都是错误表述，可是这两处讹误皆谬种流传，至今陈陈相因，即今最有代表性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大家小书·洋经典”版也未更正这一讹误。甚至在五十年代出版郑译《新月集》“定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名著名译”系列《泰戈尔诗选》所收郑译《飞鸟集》，同样蹈袭了这一错讹。
先说〈序〉，大抵这篇短序有“《飞鸟集》已经全译出来一次，因为我自己的不满意，所以又把它删节为现在的选译本”一句，这句话可能确实让人以为这是郑振铎事先出版过《飞鸟集》的全译本，后来因为不满意，就删节成了选译本。
这篇〈序〉的落款仅有六月二十六日，未署年份，因此判定此序的撰作年份只能靠出版信息作为外证。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版郑振铎译《飞鸟集》又有两种版本（同一版的重印不算），一种是1922年版，扉页底下有“1922”年份标识，另一种是1933年版，扉页底下有“1933”标识。除了年份标识以外，还有一个区别在于1933年版的译文经过郑振铎的修订，大抵编者未见1922年版，而只见1933年版，故依理推之认为是再版序，也即初版本和再版本的区别在于全译本和选译本的区别。但就选译篇目来说，1922年版和1933年版并无区别，1922年版中已赫然可见这篇序，可见此序并非1933年版序，而是1922年版序。
另一个旁证在于“六月二十六日”的日期，《飞鸟集》书前的〈例言〉文末落款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例言〉写得颇为用力，〈序〉却写得颇为简短，因此这篇〈序〉虽未署明年份，但认为其写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也即与〈例言〉同日，当非臆测。
此外在1923年，也即《飞鸟集》初版的次年、重印本的发行年，赵荫棠、梁实秋先后发表《飞鸟集》的书评（下一期将从这两篇文章出发讨论《飞鸟集》1922年版和1933年版的差异，敬请期待），赵荫棠〈读《飞鸟集》〉以书信口吻写就，是一篇比较平和中正的书评，先是称许了郑译的精妙之处，随后委婉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见；梁实秋〈读郑振铎译的《飞鸟集》〉则直接向郑译开炮，语中带着浓浓的火药味，文章起首就是对“选译主义”劈头盖脸的批评，引用郑振铎〈例言〉中的“现在所译的是太戈尔各集的诗，都是(1)我所最喜欢读的，而且(2)是我的能力所比较的能够译得出的”云云，评道：“我的意思，诗集选译是可以的；但为兴趣及能力的关系而选译，便不是介绍的本旨了。”此外还有一些讥刺之语，如引用郑振铎的原话，暗示郑振铎应该把翻译泰戈尔的工作“让给那些有全译能力的译者”。试想如1922年版并非选译本，梁实秋怎会发这些议论呢？
接下来说〈例言〉的问题，“例言”的意思是交代一本书的撰述体例，有如今天大家还在用的“绪言”、“凡例”之类。而这篇〈例言〉中的话，却显然并非只是针对《飞鸟集》而发，如上述所及的梁实秋引用的论选译主义云云。此外，〈例言〉中还介绍了泰戈尔的六部英文诗集，“我的这几本诗选，是根据那六部用英文写的诗集译下来的”。并且郑振铎还交代了各集收录诗歌重出的情况要如何处理：“在这几部诗集中，间有重出的诗篇，如《海边》一诗，已见于《新月集》中，而又列入《迦檀吉利》，排为第六十首。《飞鸟集》的第九十八首，也与同集中的第二百六十三首相同。像这一类的诗篇，都照先见之例，把他列入最初见的地方。”这更像是对整个泰戈尔诗选计划的擘画，而非《飞鸟集》一书的例言。
而郑振铎确实在策划翻译出版泰戈尔诗选，商务印书馆版《飞鸟集》的封面和扉页顶端，就有“太戈尔诗选一”字样。
这篇〈例言〉之后又刊有〈太戈尔传〉一篇，之后才是郑振铎为《飞鸟集》所作的〈序〉。此外，这版《飞鸟集》书前，还有一份〈太戈尔诗选总目〉，其中明确表示将《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爱者之贻与歧路》、《吉檀迦利》和《采果集》六种诗集纳入出版计划，而这个与原版诗集的出版次序有出入的排序（〈例言〉的排序大致是英文原版的出版次序，但有误，后续几期会再讨论），当是郑振铎拟定的译本出版顺序。
翻看1923年版《新月集》的封扉，有“太戈尔诗选二”字样，而《新月集》的封扉之后径接郑振铎的译序和译文，无有〈例言〉、〈太戈尔传〉、〈总目〉等。由此可见，《飞鸟集》卷首的〈例言〉和〈太戈尔传〉，实为“总序”性质。
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新月集·飞鸟集》将〈一九二二年版《飞鸟集》例言〉和〈泰戈尔传〉置于卷末作为“附录”，当亦是有见于此，但是“一九二二年版《飞鸟集》例言”这个表述实在有失准确，应为“《泰戈尔诗选》例言”才是。而目今识面度较高的十月文艺“大家小书·洋经典”版和人文社“名著名译”版《泰戈尔诗选》，都将〈一九二二年版《飞鸟集》例言〉提至〈一九三三年版本序〉之前，作为《飞鸟集》的两个版本序言对待，可谓一误再误。
顺带一提，《飞鸟集》、《新月集》出版前后数年，郑振铎都孜孜于泰戈尔诗的选译，但是后续四种诗集的单行选译本却无论如何都未再兑现。
目前所见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太戈尔诗》，页端无“太戈尔诗选三”这类字样，目次倒是依据〈太戈尔诗选总目〉的次序，收录《园丁集》、《爱者之贻》、《歧路》、《迦檀吉利》、《采果集》的选译和新加进来的组诗《世纪末日》。但是这本《太戈尔诗》，只是将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第9、10期《太戈尔号》上下期中的泰戈尔诗简单汇集收录而已（惟《新月集》选译因另有单行本之故而未收入此本，又《园丁集》附录的陈竹影、徐培德选译则分别载于第8、9期），是故此集所收《歧路》选译，半数出自沈雁冰，半数出自郑振铎，而《采果集》则是赵景深译本。
虽然作为“太戈尔诗选”计划的产物，这本《太戈尔诗》敷衍塞责痕迹过于显著，但是从“选译主义”的角度来说，也颇可自我辩解。不过郑振铎对此大约总是有些过意不去，所以1933年版《飞鸟集》中，虽然〈例言〉和〈太戈尔传〉还在，但是〈太戈尔诗选总目〉一页已然被抽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