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都纪略：欲问兴衰几许事 伊水悠悠道不绝
前 言
己亥年正月，吾携挚友传波、睿涵、凌悦等，一行四人共赴中原腹地跋涉访古。其间，我们先后辗转于洛阳、嵩山、开封等河洛重镇。这趟旅程，也是继壬辰年初涉中原之后，时隔七年又一次踏上这片人文积淀颇深的厚土。中原腹心的河洛之地，对吾而言可谓初见即结缘甚深，再度涉足河洛既是重温又是参悟。古刹砖塔、石窟塑像、峻岭绝壁，犹如每一帧电影画面，时不时在脑海中回荡，悄无声息地昭示着这片厚土的人文意义。
这次河洛之旅，我们一行四人先到洛阳集结，分两路出发，吾与睿涵、凌悦到辽阳站上车坐卧铺，传波则是到北京西站乘高铁。这趟旅程从洛阳开启，与上一次独自前往时如出一辙，此番携友人一道畅游感受别有不同。在洛阳游览期间，吾等小字辈承蒙凌悦同事崔老师关照，得以下榻在他家中，崔师母亦不厌其烦地给我们置办伙食。此等境遇，实乃以往所不曾经历过，至今忆起犹觉心底暖意融融。
洛阳，一座享有十三朝古都美誉的历史名城，如今却仅以一介普通地级市的身份泯然于世。粗略翻阅史籍，发现从金代以降，洛阳城的命运走入一个不可逆的拐点，不断地纡尊降贵直至洗尽铅华。在此之前，从商周到汉魏再到隋唐五代直至宋金，洛阳始终以国度或陪都的身份活跃于历史舞台。其中，最辉煌灿烂的往事，莫过于身为中国古代最强盛的两大王朝——汉与唐都城的峥嵘岁月。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定都于此，称之为“神都”。洛阳之所以备受帝王们垂青，是以其特定的人文地理区位优势使然，北临黄河，南有嵩岳，东有虎牢、成皋，西控函谷，“河山共戴，形势甲于天下”，有险可守，帝王之宅。从统筹全局角度看，洛阳地处中原，经济发达，是关东通往关中的要道，又是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往北可抵燕赵，东南可达吴会，南到荆襄，西通三辅、巴蜀，诸如汉、唐等强盛的大一统王朝选择在此建都的初衷亦不言自明。
洛阳宫殿化为烽，每逢乱世都城往往首当其冲，无可避免地要经历一轮剑与火的洗礼。从东汉末年起，堂堂帝王之宅也劫数难逃，屡次毁于兵燹。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迫于关东群雄的兵锋所指，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临行之际，董卓痛下狠手命军士纵火焚烧宫庙、府库、民家，方圆百里无复遗孑，还尽掘陵墓，盗取珍宝。南北朝时期，洛阳一度成为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反复争夺的边界军镇。永熙三年（公元534年），高欢为躲避关中势力的锋芒，挟持傀儡小皇帝元善见东徙邺城，与昔日董卓如出一辙。其手段也狠毒依旧，迁都诏书才发布三天，就强令洛阳上下四十万人狼狈上路，比起董卓之暴殄天物，高欢还懂得适时就地取材，将北魏皇宫系数拆毁，卸下的大木巨石等建材统统搬到邺城。每一次浩劫之后的洛阳，其景象恰如《洛阳伽蓝记》序言所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到了北宋中期，司马光退居西京洛阳，专心给皇帝编写施政参考书《资治通鉴》之余，不禁题诗慨然道“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北邙山下累累土，这座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影像都深埋于地下。从时间和空间上，大致划分为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故城等，其中，东周王城和隋唐故城与今天洛阳市位置基本重合。崔老师家所处的居民区恰好与隋唐遗址公园毗邻，我等只是进去走马观花转悠过一次没留下太多印象。洛阳从来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地理方位，虽说在历史上多次毁于战乱，却又总能奇迹般浴火重生，都城城址“位移”的背后折射出中央王朝的盛衰气象。
我们一行四人按图索骥地游览洛阳城上下的众多名胜古迹，总体来说是走了一条大多数游人都会涉足的俗套路线。细细捋来，难免不有所疏漏，舍弃了诸如古代艺术博物馆、天子驾六博物馆、牡丹园、第一拖拉机厂老厂区等计划内景点，洛阳老街也只是匆匆瞥过。
关羽堂前语春秋
关林庙是洛阳之行踏访的第一处人文胜迹，也是事先拟定好的集结地点，从洛阳站走出来了就忙不迭乘坐上前往关林庙的公交。正逢关林春节庙会，庙门内外人潮涌动，兀立于关林广场上的“千秋鉴”戏楼左右几成集市，若在古时戏台上定是从早到晚唱著“灯影锣鼓话兴亡”。
关林庙的主体建筑皆为明清时期修建，其建筑规格完全遵循宫殿式布局，戏楼、大门、仪门、甬道、大殿、二殿、寝殿、关冢等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关林大门两侧墙上题写着“忠义仁勇”四个大字，算是对关羽一生的总体概括。我们四人一齐跨过大门，顺着中轴线布局逐个浏览，寺院内张灯结彩，每一重院落都挂起一排排红灯笼，仪门门口更摆起神龛，两边各站着一个道人，过去的文武百官行至此门前，无论官衔高低要下马下轿，步行徐入拜谒关公。连接仪门与大殿的甬道，为海内外关庙所独有，甬道两旁的石栏上伫立着一百多个石狮子，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重修至今已走过四百年，这群石狮子看上去依然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更叫人称奇的是狮子神态各有不同。
随即走过的大殿、二殿、寝殿这三重院落都没唤起我太多兴致，殿内供奉的关羽塑像基本上演义形象的投影，凌悦和睿涵品评着殿内浮雕壁画上讲述的故事，我和传波则在一旁探讨历史上的关羽与演义塑造的人设反差几许。关冢无疑是最易让人萌发思古之幽情的处所，椭圆形的土冢被草木覆盖、翠柏成荫，石像生散落在树丛中，土冢前矗立的两座石坊和一个八角碑亭，反映了明清两朝皇帝们对关羽至高无上的尊奉。当然，明清两代对关羽的膜拜推崇，功利性表现相当明显，历代皇帝对关羽每一次加封，都为教喻臣子们“不忘初心”，兼而讨好民意。
从冠绝三军的猛将到武圣帝君， 关羽的形象历经千年不断演变，也是历史层层累加的结果。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以王侯之礼将关羽首级葬于洛阳城南，并建庙祭祀，曹氏借关羽之首来昭告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实乃一出权谋之术。不曾想，关羽的封圣之路竟肇端于此，曹氏机关算尽却成全他人身后名。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代，关羽成为了优秀武将的代名词，那一时期很多骁勇无前、所向披靡的将领被唤作“关羽在世”。关羽的灵位还只是荆楚一隅的地方性信仰，至于关冢则完全笼罩在佛寺梵音之下。也许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关羽与日益本土化的佛教结缘，晋升为佛教的伽蓝护法之一，为日后成为国家性崇拜神明奠定基础。关羽荣登“武圣人”牌位竟是在武德不振的宋朝，我们今天看到的关羽持青龙偃月刀形象，就定型于那个年代。纵观有宋一代，武人的地位不断下降，军队的战力也随之持续退化。每当赵官家觉得自家军人不堪一战，便将关羽抬出来以求振奋精神。赵宋政治格局的演变，却是对上自庙堂下至民间疯狂膜拜关羽思潮的莫大讽刺。文艺天子宋徽宗万分憧憬挥师幽燕完成祖上未经之伟业，为此几度给关羽“加官进爵”。不曾想，一系列骚操作导致女真人兵临汴梁城下，竟落得最是仓皇辞庙日，迁徙五国城鉴赏冰封雪飘。宋室南渡后，宋高宗也不忘给关羽封号上添加几个字，象征性的耀眼操作掩盖不住他的猥琐阴鸷。枉杀岳飞、罢黜韩世忠等，将两宋之交锤炼出的钢铁长城悉数摧毁，迎来铁马秋风大散关之界域，但求苟安一隅而不惜朝北跪拜称臣进贡！
明清时期，关羽的地位持续上升，直至取代姜子牙，成为国家武神。恰如关林庙始建于明扩修于清，明清两代的皇帝对构建国家武神谱系格外上心。明万历年间，神宗皇帝下旨兴建这座堪比帝王宫殿的朝拜圣域，又给关羽上了一个“关圣帝君”的尊号，关羽始封“圣”。清康熙年间，朝廷敕封洛阳关帝陵为“关圣大帝林”，始称“关林”，成为与曲阜“孔林”并立的两大圣域。每到朝廷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皇帝们也就更迫切希冀着关羽“显灵”。明清两代的国运仍无可挽回地走向谷底，民间对关羽的信仰从不因改朝换代而动摇，虽说给关羽进香的信众大都为求财保平安。不论岁月如何变迁，关林庙始终屹立在洛阳城隅一角，见证了这个故都的几度缘起缘落，关羽之于洛阳不啻于一个文化符号，还是凝聚河洛之地人心所向的图腾。
洛阳老街寻味道
洛阳老街，又称为“十字街”，顾名思义共有东西南北四条街，其中，八角楼位于老街十字路口，从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分别是北大街、南大街、东大街和西大街。这条街兴建在隋唐旧址上，金元两代东城主街的建筑格局延续至今。我们一行人从丽景门步入西大街，随着接踵摩肩的人潮直至八角楼，穿过八角楼就是东大街，老街十字路口似乎成了一个分界点，再直向前至鼓楼这段路则是游人寥寥。东西大街上的店铺以经营字画、手工艺品、文玩古董、洛阳特色小吃为主，布幔子做的招牌几乎将街巷两侧完全覆盖。到了晚上，十字街又成为热闹非凡的美食夜市，水席楼、汤铺以及路边摊前随处可见排队等候的食客们。
倘若穿过鼓楼继续向北，就是近些年新开发的“网红景点”——“洛邑古城”。我们随大流进去转悠了一圈，听了一段荒腔走板的皮影戏，给我直观感觉像是逛一个游乐场，古迹似乎仅剩一个文峰塔，其余建筑都是非驴非马的“假古董”。原先文峰塔周围也是洛阳一片老街区，还有妥灵宫、府文庙、四眼井的古迹遗址，洛阳主政者一纸令下几条老街区就此灰飞烟灭！
七年前第一次来洛阳时，就曾与青旅里结识的伙伴们一起去吃过几次水席，每一道菜里都有汤--汤汤水水，不怪有人称其为“汤泡菜”。这次我们四人来到一家名曰司马水席楼的馆子，点了洛阳水席镇桌菜之一的“牡丹燕菜”和扫尾菜之一的“碧波汆丸”。饕餮过后，我仍觉味道无甚出奇之处，传波倒觉得天冷喝来暖身，睿涵和凌悦则大呼咸辣无解难以消受。待到再次来老街吃晚饭，我们四人便出现了分野，我和传波决意去汤铺喝“不翻汤”，她俩则望“汤”止步另寻饭馆吃蒸饺。
洛阳人嗜汤的习惯源远流长，南北朝时期河洛之地民族纷争与融合不断，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对洛阳影响极大，用牛、羊、马、驴肉炖汤，搭配胡椒、烩入汤饼，从一时风尚变为日常饮食。水席也是由各类汤演化而来，到了唐代，宫廷宴席中以高汤调制的各类汤菜传入民间，逐渐发展成二十四道水席菜肴。洛阳水席有高、中、低档之分，食材任其山珍海味抑或寻常肉蔬，汤佐料始终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白胡椒与醋领奏的一曲酸辣乐章。
洛阳老街应被铭记的不只是美食，她承载了最深的记忆和厚重的文化氛围，是这座城市一千多年历史变迁的缩影。我们都过于行色匆匆，竟没能腾出空闲来此闲庭信步，体会浓郁的市井人文，直视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场景.......
河洛文明耀古今
洛阳博物馆恰到好处地位于城市中轴线上，北邻洛浦公园，南接隋唐遗址。远观其整体建筑外观与青铜大鼎类同，采用“鼎立天下”的设计理念，正门东侧跌水池后有一座高柱，根据武则天时期的“天枢”仿制。“天枢”外观呈圆柱形，仰望可见顶部四条金龙托着一个浑圆的金珠，为“四龙托珠”。
洛阳博物馆（以下简称“洛博”）馆藏文物40余万件，常设展品约1.5万件，国宝级珍品比比皆是，无怪乎其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来洛阳不去洛博参观，将十三古都的前世今生系统地梳理一番，纵然游遍洛阳上下也是枉然。河洛文明展是全馆的一个基本陈列，辅以珍宝馆、陶俑馆、唐三彩馆、石刻馆、书画馆等专题陈列。河洛文明展馆入口处有一条延伸到屏风墙的轴线坐标构思颇为巧妙，上面展示了从夏商周到汉魏再到隋唐五代，一千五百年多年来依次在洛阳建都的十三个王朝的名字。
史前时期展览介绍：距今约30万年前，洛阳的先民已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最重要的展品当属一件距今5万年前保存非常玩好的古菱齿象化石，古菱齿象躯体雄伟庞大，两根门齿粗壮。忽地想起河南省简称叫“豫”，小篆体豫字是左边一个人右边一只象，据考证远古时代的中原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大象存在，直到两汉时期大象才逐渐绝迹。由此可见，曹冲称象的典故绝非凭空杜撰来的，是有一定史料支撑的故事。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黑陶、骨针、骨匕、陶背壶、陶灶等，都深刻说明早在数十万年前，洛阳地区已步入“刀耕火种”阶段，遍地升起“袅袅炊烟”。
夏商周时期，属于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也标志着华夏文明的开端。河洛之地顺势成为文明的前沿，从奴隶制方国的夏、商，到封建王朝的周，先后在洛阳一带选址建都。这一时期，不唯独青铜器铸造蓬勃发展，玉器加工制作也进入繁盛阶段。珍宝馆展出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和玉章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件玉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为盾牌形，面微突起，它是先铸好牌形框架，然后有数百枚方、圆或不规则的绿松石粘嵌成突目兽面，是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玉章呈扁平长方体状，前端薄而宽，刃口呈弧形；后端两侧有齿饰，与齿饰对应处有平行阴线；长方柄，柄前正中有穿孔，考古学者曾形象称其为“张嘴的兽头形饰”。
数目众多的青铜展品之中，当属乳钉纹青铜爵、兽面纹铜方鼎、母鼓铜方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乳钉纹青铜爵有“华夏第一爵”之美誉，长流尖尾，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器壁甚薄，足可见铸造工艺高超精湛；母鼓铜方罍外观给人以稳重大气之感，周身纹饰华丽，为商代青铜酒器中精品；兽面纹铜方鼎，双立耳、方腹、四柱足，显得非常威严肃穆。
汉魏时期的洛阳城，既为繁华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又有幸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西域与中原文明在此交汇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景象。东汉光武帝刘秀墓出土的石辟邪颇具划时代意义，这尊巨大的雕塑呈奔走状、昂首怒目、张嘴吐舌、长尾坠地、头上有角、两侧生翼、浑身筋腱、威猛异常，联想到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顾名思义是为震慑阴间的魑魅魍魉。刘秀之后很多帝王也都纷纷在陵墓前放置石辟邪，不经意间开启一种墓葬制式先河。
东汉之后在洛阳建都的“魏”，分为曹魏和北魏两个朝代，两者相隔了一百多年。论及出土文物展示，我更欣赏北魏时期的彩绘陶俑，北魏陶俑的模样大多为“胡人脸、汉人衣”，反映了鲜卑人对汉文化的继承。北魏元巶墓出土的彩绘仪仗陶俑群呈现给观者一种恢弘壮观的气势，仪仗方阵最前方是一尊镇墓兽和两尊武士俑，镇墓兽原本是两尊，另一尊被盗墓者盗走，镇墓兽和武士俑明显比其余陶俑高出一倍；镇墓武士俑形态狰狞、令人望而生畏，紧跟着武士俑的市仪仗队伍，整个队伍一架牛车为中心，侍从俑和骑俑环绕牛车左右，仪仗最后面为男女舞乐俑。元巶生前为北魏宗室大臣，死于北魏末年的一场政变，只活了23岁。
北魏彩绘仪仗陶俑群直观显现了孝文帝改革后鲜卑人深度汉化的形态。孝文帝改革不仅使北魏王朝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还对随后的历史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教科书上讲起这段历史来，往往流于俗套，不免叫人觉得孝文帝以南伐为幌子迁都洛阳，汉化改革便顺理成章地展开。实际上孝文帝当时实施改革的难度相当大，以至于不得不与亲近大臣上演一出“南征大戏”，离开鲜卑勋贵们盘根错节的平城，迁到洛阳才可完全放开手脚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一声令下，北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禁穿胡服改穿汉服，禁讲鲜卑话改讲汉话，鼓励鲜卑贵族与高门第汉人通婚......最彻底一步，就是将自己的姓氏由拓跋改为元。孝文帝的名字从拓跋宏变成了元宏，之前提到的元巶正是他的孙子，可见北魏统治阶层汉化程度之深。
北魏时期的洛阳，不止是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又因搭上于丝路贸易的顺风车，逐渐跃升为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我们可以这样断言，经过孝文帝的改革，洛阳不论在城垣规模，还是艺术造诣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至于南朝都城建康已被其远远甩在身后。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步入到其一千五百多年建都史上的“黄金时代”。尤其在唐代，丝路贸易空前繁盛，洛阳继续扮演国际大都会角色，来自西域的客商纷至沓来，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方面互通，不同地域文化也在此融汇贯通。
倘若问起哪种器物能够最直观反映盛世大唐的政治、文化、生活，我想此物非唐三彩莫属，不论其形制与色彩之施化都极具艺术魅力。三彩陶俑中比较常见的胡商牵骆驼的形象，使人联想到丝路使者们往返在漫漫旅途之上的情景。文官俑一般呈现温文谦恭之态，武士俑则多显刚毅威武之势。以宫廷侍女形象为主的女俑，直观再现唐代女性的精神风貌，从贵族妇女骑马蔚然成风，反映出那个年代女性受到束缚较少，社会地位相对其他各朝代较高。
唐以降的五代乱世，虽有后梁、后唐、后晋均曾建都洛阳，可经唐末兵燹之后，已是“城邑残破，户不满百”惨状，几度修缮仍远非隋唐盛况。宋金两代，洛阳只能勉强维系陪都身份，自元代始，洛阳不复为京，降为河南府治。
到了近代，有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常盘大定先后于1902年和1921年来中国考察古迹，这两人也都途径过洛阳，却只留下“城邑其小如斯”和“空有其名”之类的评价。尽管那两位日本学者的说辞值得商榷，却也不能仅以民族主义情感去反驳，唐以后的洛阳再也不复“天下之中”的定位，煊赫一时的“神都”不可逆转地成为“废都”。
白马甜榴今何在
白马寺，现今洛阳城内名义上最古老的人文胜迹，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朝廷下旨敕建的第一座寺院。因此，白马寺留下了“中国佛教祖庭”、“释源”和“华夏第一古刹”等尊号。
相传汉明帝刘庄梦见了光彩熠熠的金神，于是派遣使节前往西域打探，求得佛经和佛像，还带回了两名天竺僧人，即摄摩腾和竺法兰。经文由白马驮来，故而将寺院命名为白马寺。我不禁联想到《西游记》里骑着白龙马向西取经的唐三藏，也许吴承恩先生当初根据白马寺的传说去塑造那个角色。现今白马寺大门左右相对有两匹石马，大小与真马相当，形象温和驯良，作低头负重状。偶听得讲解，得知这两匹石雕骏马是宋代遗物，原本是宋太祖驸马魏咸信墓前的石像生。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时任白马寺住持德浩法师将这两匹石雕骏马搬迁到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白马寺在若干年后又一次从他处“挪借”器物填充寺院。
我们是在参观完洛博之后，转往白马寺继续游览行程，白马寺举办的春节庙会惹得游人如织，较之先前在关林庙遇到的情形有过之无不及。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五重大殿依次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
白马寺距今已走过1900多年的风雨历程，也经历过无数次变迁，屡次毁于兵燹，却又屡次重建。从某种程度上说，白马寺还是洛阳这座城兴衰嬗变的强有力见证。每逢清平盛世，敕修白马寺几成不二之选，反之遭遇国难方殷之时，白马寺亦首当其冲。
以现在的观念看，汉明帝梦兆求佛之说太过荒诞不经，倘若深入探究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发觉这只是汉明帝“自编自导”的一出戏。在汉代儒家提倡“天人感应”学说，指人与自然万物同类相通、相互感应，譬如汉明帝继位不久意欲扩修宫苑，不曾想被底下的臣子以“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为由驳回。儒家思想对外来宗教历来持抵触姿态，甚至以洪水猛兽视之，汉明帝采取此法也是迫于现实压力。令人颇为玩味的是，汉明帝将佛教引入后并未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异母兄弟楚王刘英醉心佛事却被其罢黜逼杀。根据史料推断，汉明帝其人脾气暴躁、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王霸之道才符合其心志，深邃的佛经奥义注定不投所好。民国史学者蔡东藩先生将汉明帝引入佛教斥为“...开后世无父无君之祸，是亦一名教罪人耳”，也许蔡东藩先生忘了佛教词语极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倘若彻底摒弃佛教文化，恐怕他再写演义丛书就会难以下笔。
终东汉之世，白马寺充其量就是一个译经道场，建筑格局“悉尊天竺制式”，与今天的佛教寺院大相径庭。两晋南北朝的乱世让华夏子民在兵燹苦难中迫切找寻新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家园，《洛阳伽蓝记》描述北魏都城洛阳佛寺遍地的景象曰：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馀寺。白马寺也随之步入一个鼎盛时期，“经函时放光明，耀於堂宇”，每到白马寺的石榴和葡萄成熟之时，皇帝必定亲临寺院内，把果实采摘下分赐给宫女们，当时洛阳人有一句话——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白马寺如今的主体建筑大多为明清时期重建及近几十年间修复的。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身为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又一次大规模整修洛阳白马寺，这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洛阳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寺中最珍贵的文物是元代的夹纻干漆造像，这批造像并非留存下的原物。文革动乱之中，白马寺又一次惨遭荼毒，红卫兵们将各大殿内的佛像悉数砸毁，经卷也全被付之一炬。后来，因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加拿大特鲁多总理都要到白马寺参观，特地从故宫慈宁宫大佛堂调集那批造像填充进白马寺。
我们沿寺院中轴线依次浏览，囿于人潮汹涌殿内供奉的干漆造像不容端详。齐云塔院是一处极易被游人忽略掉的史迹，是中原地区唯一一所比丘尼道场。金代重修的齐云塔矗立在院落中央，这座释迦舍利塔为四方形密檐式砖塔，十三层，是整个白马寺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建筑。我又回想起一个白马寺的石榴可抵得一头牛的掌故，白马寺的石榴和葡萄酒种植在浮屠（塔）周围，可惜现在塔院里觅不到石榴树和葡萄藤。
刻在岩石上的盛世景象
龙门石窟，一个距今已走过一千五百个春秋的佛教胜迹，与云冈、麦积山、莫高等并列为中国四大石窟。它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后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等朝代断断续续营造了400多年，是开凿累计时间最长的石窟。今存有窟龛23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多品，佛塔60多座，数量均为我国各个石窟之最。
龙门在洛阳城南，是一处河谷，隋代以前，这里被称为“伊阙”，曾是“洛阳八关”之一，既是军事要冲，又是交通咽喉。相传，隋炀帝曾登上洛阳城北的邙山，眺望到巍峨的伊阙，随即对身边侍从们说：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一位大臣站出来附和道：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隋炀帝龙颜大悦，顺势宣布建都洛阳，把都城正门正对伊阙。从此，伊阙改称龙门，伊河西岸的山峰称为龙门山，东岸称为香山。
我们游览次序大致为：先从景区北门进入，逐一浏览龙门山一侧西山石窟中的精华洞窟造像，行至西山石窟底端，过浸水桥到东山石窟继续浏览，沿伊河向北至白园，再从龙门桥穿过回到北门。第二次来逛龙门石窟， 本想借机仔细端详各个华美洞窟造像的细枝末节，上一次逛龙门是与青旅里结识的一个伙伴同行，观摩的不够详尽甚至有些粗枝大叶。龙门石窟内外的参观人潮更甚于先前的关林庙、白马寺，每个洞窟前都是黑压压一片，一个个都竭力伸长脖子朝窟内瞅去，这也考验着手持各种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们的功底。我们四人彼此紧盯着，生怕稍不留神就被挤散，有时浏览完一个洞窟再转去下一个洞窟，几乎随着人潮向前涌动，爬上爬下地势较高的洞窟更要倍加小心。
尽管浏览得不够细致，我仍清晰看到龙门石窟身上的累累伤痕。由于长期饱受自然侵蚀和人为损毁，很多洞窟已呈现一片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境地。大小不一佛像惨遭“斩首”，甚至全身被盗走，佛龛只剩下黑窟窿的场景俯拾皆是。清末民国时期，龙门石窟成为各路盗凿者眼中的“肥肉”，古董贩子根据外国人的喜好，勾结当地村保长、土匪、石匠等，趁黑灯瞎火潜入洞窟中盗凿。看着壁面上斧劈锥凿的痕迹，不免心有戚戚然，历史的伤口极具冲击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有太多太多的国宝流失到海外，如今正逢大国崛起之际，寻机将散落世界各地的文物珍品迎回。
游览间隙，站在高处俯瞰蜿蜒北去的潺潺伊河，不由得不感叹当年孝文帝拓跋宏择了一处风水宝地。龙门山与香山夹着伊河，仿佛镇守领地的大门，龙门之旧称伊阙就因此地势得名，而“阙”是指古代宫殿门前两边的楼。不怪乎唐代诗人许浑在《晚登龙门驿楼》 中盛赞曰：青嶂远分从地断，洪流高泻自天来。龙门山的石质极佳，属坚硬细腻的石灰岩，非常适于雕刻，也成就了石窟中存石刻艺术的高峰，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在其著作中有评语道：龙门则以技巧之精为秀。
龙门最早开凿的洞窟是古阳洞，创自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恰好是孝文帝迁都洛阳那一年。虽说佛教早在东汉时就传入中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只被当成一种神仙方术，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才迎来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北魏将佛教定为国教，孝文帝更是将佛教视为一统天下的精神力量。孝文帝不仅是将整个北魏朝廷从平城搬迁到洛阳，佛像、寺院、壁画、石窟等精神媒介，也自西向东、自北向南传播到河洛之地。
最初的开窟活动由洛阳一带的地方官们主导，他们想必早已领会上意，纷纷捷足先登在古阳洞开龛造像，抢占位置显著的壁面。每一窟的创建，动辄耗时4、5年，或分期施工，工匠们一锤一锥，以及后期的维护，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一时期的石窟开凿，均系朝廷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关乎意识形态塑造的国事行为。孝文帝为纪念其祖母冯太后所塑造的龛像，毫无疑问是规模最大且最为华彩的，可惜碍于围栏和扎堆的游人，我等只能看到大概轮廓。
恰如我所走过的其他著名石窟，龙门石窟也堪为一部编年史籍，每一个洞窟都是一篇精彩华章，很多窟龛的开凿年代竟横跨好几个时期，呈现出历史层层叠加的特征，参观的过程也是在体验“时空穿插”。譬如，从景区北门进入后，我们所浏览得第一处大型洞窟宾阳三洞，中洞宾阳洞是北魏孝文帝去世后，其子宣武帝元恪按照祖制开凿的，南北二洞都是到初唐时期续凿完成。
宾阳洞主尊释迦摩尼面颊清瘦，脖颈细长，体态修长，与史籍记载的孝文帝外貌极为相似。看到此处，我不禁回想起先前游览大同云冈石窟时，偶然听得讲解介绍几尊巨大的佛像都是依照北魏历任皇帝容貌雕琢。北魏统治者们此举意味深长，不止是为逝去的尊者营造佛境仙居，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昭告天下，他们是佛祖转世受神灵庇佑，巧妙与儒家倡导的“君权神授”理念相接引。
再看洞中主尊的服饰一改云冈石窟佛像那种偏袒右肩式袈裟，而身着宽袍大袖袈裟，这也折射出孝文帝汉化改革对鲜卑人方方面面的影响。又回想起在洛博看到的北魏陶俑形象，无论是陶俑还是佛像，我们都不难发觉身披汉服的鲜卑人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审美观。长期以来，我们被填鸭式灌输了这样一种史观，即如鲜卑人之类的少数族群汉化都是单一的全盘接受，殊不知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族群融合都是相互的。葛剑雄先生曾说过，鲜卑文化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其精华也已经成为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人主动汉化，一定程度上也是汉文化鲜卑化了。
天不假年，孝文帝仅仅在这个世上活了三十二岁，不禁叫人感叹历史的舞台给他表演的时间太少了！从他独立施政到去世，也不过只有九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就是弹指一挥间，北魏王朝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借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讲，孝文帝终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将旷野之力注入到华夏文明的躯体内，并成为支撑起整个文明的脊梁。遥想公元五世纪，华夏大地处于南北长期对峙的格局，引以为豪的文明体系也显露出衰颓之像，倘若没有鲜卑人融入中原，华夏文明很有可能就此终结。孝文帝绝对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代伟人，他的功绩堪称“开天辟地、承前启后”，我们今天不管叫他拓跋宏还是元宏，都已无关紧要，再提华夷之辩就显得颟顸迂腐，他生前未经之事业自有后来人接续并发扬光大。
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约占60%，其他朝代的仅占10%左右。毫无疑问，北魏与大唐是龙门石窟这本编年史籍中最绚丽的两个章节。盛唐时代，龙门开龛造像活动达到巅峰。与北魏有所不同的是，凿壁造像已不再是权贵们专属，普罗大众也广泛参与其中，无怪乎有人会说龙门石窟是通往盛唐的媒介。
最能直观展现盛唐气象的造像莫过于那尊著名的卢舍那大佛，龙门景区的门票便印着这尊大佛，它俨然是整个龙门石窟乃至洛阳市的名片。卢舍那大佛坐落在龙门石窟规模最大的窟龛奉先寺居中位置，奉先寺是一处庞大的露天大龛，供奉九尊巨型造像，均依山开凿，与龙门山融为一体。
据《大卢舍那佛龛记》载：实赖我皇，图兹丽质，卢舍那大佛是依照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容貌雕琢。大佛双眼如一泓秋水，深情而平静地俯视芸芸众生，参观的游人欲观其容貌，唯有抬头仰望之。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佛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仅耳朵就长达1.9米。它坐落的位置也恰到好处，奉先寺开凿于龙门山中央，卢舍那又居于奉先寺中间，按照今天的话讲，牢牢占据了C位。
卢舍那大佛之所以震撼人心，绝不止是其体积庞大，而在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恰如有评论说，当年的工匠们在雕琢这尊佛像时，将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开阔的胸怀和端庄的外貌完美地融为一体。待我们四人行至卢舍那脚下时，看到佛像前摆放了一团牡丹花簇，如此“借花献佛”于无声处提升了此间意境。即便她的小臂及腿部历经一千多年沧桑已塌陷，仍给人以瑕不掩瑜的缺憾之美。我忽地回想起先前看过的须弥山弥勒大座佛、莫高窟北大佛，这几尊佛像面容极具女性气质，既有神明的庄严，又不失人性的温暖。再细致端详卢舍那大佛，又觉她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唯有盛唐才可雕琢出这样伟大的作品！
我们今天所畅想的盛唐是一幅“自信、乐观、开放”的画卷，长安和洛阳两都城内随处可见来自西域及东亚各国的使者、商贾、学人，这些从异域不远万里来中土的人们，也将与中原迥异的饮食、衣着、风俗甚至信仰理念带了进来，都城内外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吃胡食、穿胡装、跳胡舞等舶来风潮成为时尚，大唐天子们没有将如此景象视为腥臊异俗，更不至于忧心忡忡地臆断所谓敌对势力“和平演变”，这也是今天的我们回想盛唐景象都不约而同地会心潮澎湃为之神往的缘由。
纵然是开放如盛唐，当时的社会舆论仍不容许一介女流之辈承袭大统。儒家书经中的严禁“牝鸡司晨”的理念在人们的心底根深蒂固地留存，如何一举粉碎这个看似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成为摆在武则天面前的难题。佛教，也唯有佛教，才是她所能借助到的精神力量。武则天适时地利用王朝上下盛行的对弥勒的信仰，对上层贵族而言，佛教理论因深奥难懂而极富魅力，对于下层民众而言，佛家语境显得高不可攀、不可捉摸。她巧妙地引据佛经中的相关章节，宣称自己是弥勒菩萨转世，一时风起云涌从而形成一股澎湃浪潮。两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逐渐参与到皇权的塑造中，已从潜流变成洪波。
承接先前在洛博看到的唐三彩女俑形象，万佛洞是武则天与唐高宗“二圣临朝”时代开凿的精品洞窟，因窟内南北两壁所雕15000尊小坐佛而得名。该洞窟开凿的主持者为女官姚神表和尼姑智运禅师，再次佐证了盛唐时期妇女地位之高也是绝无仅有的。
洛阳之于武则天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万象神宫（明堂）见证了历史上唯一的女皇身着衮冕改元称制，改国号为“周”，原来大唐东都洛阳摇身一变成为武周的“神都”。武则天对洛阳的钟爱由来已久，早在她还是唐高宗皇后的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她借口长安太极宫幽魂扰攘，攒动高宗行幸东都洛阳。“二圣”移驾洛阳宫，除了少部分人留守长安外，朝廷和后宫经历一次大搬家。从此以后，“二圣”就在洛阳宫长住，洛阳成为实际的首都，只是没有正式宣告。
虽说每到关中粮食欠收之际，大唐天子就会带着满朝文武赶到洛阳“就食”，都是为缓解朝廷粮食压力的权宜之计。对于武则天来说，长安太极宫带给她的只有无尽的屈辱，无论身份如何转换都冲刷不掉。她与当年孝文帝面临着极为相似的处境，这两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虽彼此相隔了150多年，却不约而同地踏上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长安还是关陇门阀贵族们的大本营，他们一直对武则天的出身耿耿于怀，恰如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中所说“地实寒微”。即便她被立为皇后，与高宗共同执政，仍免不了有人在背后对其指指点点、轻视嘲弄。只有来到洛阳，她才能摆脱掉关陇门阀贵族们的掣肘和牵制，放开手脚去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
武则天的才干和政绩足以让她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之列。儒家所塑造的伦理道德体系委实牢不可摧，纵使她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无可改变，穷极一生只为构建女性皇权制式，到头来还是湮没于男权社会的波涛中。从这个角度看，武则天身上又极具悲剧英雄特质，佛经奥义始终不能消解她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她毕竟开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女皇时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和异常纠结的时代，就像直到今天人们对她的评价依旧莫衷一是，卢舍那大佛昭示了她的形象已融入盛唐意境！
摩崖三佛窟龛是龙门之内较为独特的一处遗迹。它开龛于武周年间，原本是要雕琢出七尊造像，最终却仅雕出轮廓。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病逝，朝政重归李氏皇子，摩崖三佛龛也彻底停工。这座“半成品”窟龛生动展示了时局变幻对造像工程的影响，龙门的弥勒造像也随着武则天的逝去而绝迹。
龙门东山石窟较之西山石窟逊色不少，我们四人在这一侧的游览多少有些漫不经心，不时眺望伊河对岸龙门山之漫山洞窟如蜂房蚁穴的景象。东山石窟南端的白园是一处不可忽视的人文圣迹 ，到龙门石窟游览不去白园绝对是一桩憾事。白园，顾名思义，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墓园。白居易晚年归隐于龙门香山，在此钟情山水十八载，其名号“香山居士”正源自这段岁月。
纵览白居易生平， 怀才不遇、屡遭贬谪是其从政经历的真实写照。仕途失意寄语诗歌咏怀，恰如那句震古烁今的口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龙门的归隐生活可以用“佛系”来形容，留下了诸如“他生当作此山僧”的诗句，还主持重修了香山寺。与其说是他内心皈依佛道，倒不如说他是对混沌的现实“大彻大悟”。晚唐的时局主旋律无外乎宦官弄权、藩镇割据、朋党争斗，朝政一天天糜烂下去，民生之多艰更日甚一日。遥想年轻时他也曾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想改变自安史之乱以来衰颓的国运、孱弱的朝廷，却碰得头破血流，惹来无休止的诽谤和打压。
既然空自呐喊也触动不了现实，不如急流勇退以求独善其身。闲居洛阳的18年，是他一生之中最为悠扬惬意的时光，就像他的那句诗所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当时的龙门因佛教式微业已萧条，却因大诗人的到来而重新焕发生气。无论重修香山寺还是疏浚伊河河道，都不及他和他的诗歌给龙门山水留下的印象深远，孤傲地栖息在香山琵琶峰的白园给龙门石窟划上圆满的注脚！
北魏与盛唐的万千气象早已随潺潺伊水流淌逝去，任何一个伟大时代抑或千古人物都不可能永葆不朽。我等后来人只能透过龙门佛像的容貌和意蕴，去追忆和凭吊那个时代的恢弘大气、兼容并包、雍容典雅，以及对当下的复兴之路有何等借鉴。 对于我来说第二次洛阳之行依旧遗憾满满，行程之紧凑比起上一次更甚也。传波、睿涵、凌悦则不住感叹这趟洛阳转悠得既充实又折腾， 一趟走来看了不少人文胜迹，头脑中上还需进一步沉淀这些见闻。在临离开洛阳那天，我们又在崔老师家吃过早饭才与他和崔师母道别，随即就连忙叫车赶往客运站乘坐去往嵩山少林寺的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