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青苗，终身增一赋；满怀赤忱，致死半无忧

“收功无路去无田，窃食穷城度两年。”挥笔写下这两句后，王安石愈加平添一份郁结在心中。

从临川走出来的王安石，这一年已满28岁，正是胸怀壮志之时。胸怀壮志却无路实现，他是痛苦的。做官无法取得政绩，归家又无田产，在这穷城白享俸禄，实不是其所愿。

王安石在鄞县已做了两年知县，他不想再窃食下去，他要建功，要让世间不再有穷城。他要制富强之法。

王安石一生都相当顺畅，比同时代的某些人要顺畅许多。在鄞县知县任后，他接连升迁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自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的仕途将走向顶峰。人一生中能遇到一个始终理解并且支持自己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如果遇到的这个人恰好又是一个皇帝，那就更加幸运了。宋神宗其人，耳闻目睹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境况，即位时才19岁，朝气蓬勃，一心想着富国强兵，满朝文武谁与我最合拍？

就你了，王安石。

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终于不会再有“收官无路去无田”的感慨了，因为他现在已经位人臣之极，为一国之宰相。接下来，该变法了。

管理常平仓的官员很开心，以前设立常平仓的作用是平抑物价，拯济百姓，在丰年适当抬高价格籴米，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适量降低价格粜米，也就是“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但由于“积贫”的现实困境和北宋的财政制度特点，地方政府财政较为紧张，因此时常缺少籴米的本钱。而当时还存在着常平仓的钱粮被三司和转运使移用的情况，致使常平仓缺少钱粮。并且常平仓籴粜程序较为繁琐，执行中还常出现了诸如官商勾结、出粜价格不合理等现象。这些诸多因素，都使得常平仓很难达到设立的预期效果。就在这时候，上面颁布了一部青苗法，规定“常平、广惠仓的一千五百万石钱各为本，如是粮谷，即与转运司兑换成现钱，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坊郭户。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

一个纯粹的慈善机构，现在不用再在籴米粜米上搞成一头包，这供求关系多复杂啊，把粮谷换成钱，只负责贷款，等着收利息这不轻松多了，利息收不上来怎么办，让上等户作保啊，反正利息得收回来，工作一下简单粗暴了这么多，官员能不开心么？每年利息一下多了近三百万贯钱，皇帝开心，王安石开心，官员开心，惟独百姓不开心。百姓不开心？对于这种观点，当时主张新法的人可能不乐意了，青苗法收的利率比民间高利贷低多了吧，我可是为了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一举两得。

一举两得？有的事情，一举从来不能两得。有意见，有一个人对新法非常有意见。此人在王安石新政推行的翌年，便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上神宗皇帝书，其中了指出包括青苗法在内的几个弊端，此人目光不可谓不深邃。书中写道“青苖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苖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抑配，也就是强行摊派，急需借贷之人肯定是穷困的下户，而穷困伴随而来的便是还贷风险，古代不像今天有信用体系，还不起就只能“继之逃亡”了。那青苗法是怎么解决呢？上文已说，上户保下户，上户给下户做担保，当下户无力偿还借贷时，自然会连累上户等人，损害了上户。青苗钱变成为了搜刮形式，使上户变得贫困。在没有信用体系，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以牟利为目的贷款给贫民必然会导致抑配现象。

书中继续写道“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苖，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由于当时积贫的国情，常平仓里以前就没什么钱，如果专心赈济百姓，那就没钱放贷，如果留着钱放贷，那何来钱赈济百姓？常平制度和青苗法，势不两立。这揭穿了青苗法的时代局限，对于当时的经济基础来说，青苗法作为上层建筑是超前的，同时对专制统治者来说，利于维持北宋政权稳定的看得见的富国强兵目标，必然是优先于看不见或者被蒙蔽的民生。

最终作者在这篇上神宗皇帝书中提出了自己超越时代的见解，“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苖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於乱。”对于改革而言，（在今天的国情更是如此）似乎人人都觉得其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的，并且是全方面的有利，只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破坏，改革才不能成功，由于改革未成功，因此改革失败后留下来的一地鸡毛，都是保守势力腐朽分子阻碍所造成。可是改革本身并不是先进的代名词，一个成功的改革，不断完善的改革，被客观事实证明过后的改革才是先进。当一个改革兴起后，必然会伴随着好的结果与坏的结果，不能只把五羊之货当作劳绩，而对一牛之失视而不见。面对着短期内得到的巨额税而大言青苗之功时，却忘记常平之制的失败，感叹均输法得利时，却亏损了商贾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和商贾的利益孰轻孰重，民间借贷是否应该被当作高利贷盘剥一棍子打倒。北宋时期，作者已有了此般思考。

青苗法作为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措施之一，在介绍完其先进性之后，往往以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问题这寥寥几个字而结语，抛去青苗法之外的实施过程问题，青苗法本身是否得人心？当时青苗法让符合条件的人去领一笔“青苗钱”，收货后加两分利息归还。实际操作时，是只缴利息，不还本钱的，这样就算领过了下一次的青苗钱，半年后再来缴利息。如此手续被简化：领了一次本钱后，每年缴两次利息而已。

所以青苗法是个陷阱，所谓“一领青苗，终身增一赋”。只要两年半时间，本钱已经还清了，利息还要缴下去，等于终身多了一种赋税。（朱刚、王水照语）

其实，王安石没有错，写上神宗皇帝书的人也没错，甚至宋神宗也没错，错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宋神宗未必不知道这份上书所指明的弊端，但他是皇帝，这是他的圣政，没有人能够对他的意志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宋神宗是宋代排得上号的有作为的皇帝，他想富国强兵，他为了富国强兵甚至重用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作为皇帝他应该明白百姓畏天，法祖的重要性，但他为了改革，豁出去了。宋神宗也是宽容仁和之君，对于反对变法的旧党，敢在地方不执行新法政令的旧党，他只是对其贬官移职，并未有进一步的严惩，宋神宗是坚定的改革者，他为了变法可以排除障碍，但并没有对阻碍变法者施加报复，其在位时期，就算皇帝支持一方，政见不同仍然可以自由辩论，可以罢官做出对抗（司马迁等人），朝廷风气清明自由，相比于后两朝皇帝，可以说超出太远。在宋神宗晚期，他甚至意识到改革太激之弊，打算中和新旧两党，再治国家，在有作为这一点上，宋神宗没得说，可惜英年早逝。

既然谁都没错，那围绕着这场改革风暴什么是对？赤诚之心永远是对的，支持改革或者反对改革者，都可以拥有赤诚之心。满怀赤诚，至死半无忧。

回到这专制王朝，这作上神宗皇帝书之人坚决反对变法，于是被宋神宗派出京任职杭州通判，在一个初晴后雨的日子，正在西湖边饮酒的他，感叹这人生，晴方好，雨亦奇，若本我心，此意自佳，于是纵笔写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