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朗道：娜塔莎（Dau.Natasha，llya Khrzhanovsky，Jekaterina Oertel，2020）
在長達45分鐘的審訊戲出現之前，Dau:Natasha由一連串無關痛癢的瑣碎日常組成：女主角Natasha在上世紀50年代蘇聯一所秘密研究機構的食堂裡擔任服務生，白天的工作就是負責為常駐員工、科學家和外國訪客提供餐飲，晚上則和年輕同事Olya把酒言歡，傾訴曾經的浪漫愛情與對未來生活的期盼。一次在Olya家中舉辦的聚會之夜，Natasha偶然結識了來訪的法國物理學家Luc，兩人互有好感。一夜激情過後，Natasha枯燥黯淡的生活軌跡如常循環，白天在食堂忙碌，向客人端上食物，夜晚與Olya喝個爛醉，暫時卸下心房重擔，不住嘔吐，詛咒單調乏味的生活肆無忌憚的摧殘。導演在影片裡留給人物活動的空間極度有限，幾乎全是室內戲（食堂－Olya住所－審訊室），逼仄狭窄的活動範圍也與人物苦悶壓抑的心理狀態緊密扣連。
Dau計畫自拍攝之初便受到各方關注，製作團隊不但重現當年前蘇聯研究機構的全貌，經過篩選有份參與拍攝的演員，其原本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屬性也會得以延續，這就意味著飾演食堂服務生，機構警衛，科學家的一眾演員，他們在現實世界的社會角色有可能與侍應、保安、專業人士密切相關。再配上手持攝影具有的強烈的紀實風格，Dau系列（又一次）模糊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我們觀看著人物時而縱情狂歡，享受肉慾之歡愉，時而情緒崩潰，放聲哭泣，難以清楚辨析此時此刻的演員（人物）究竟只是逢場作戲，履行「表演」的責任，還是入戲太深，難免（染指現實）真情流露。介乎於預演與即興，劇場與反劇場，中間情緒的張力暗湧正是此系列的既吸引人，同時爭議不斷之處。例如醉意漸濃的Natasha獨自抱怨哭泣那一場戲，念出的獨白是預先準備好的，然而醉酒後手腳不聽使喚，自言自語，情緒起伏不定的混亂狀態又是如此真實可感。
假如說影片的前100分鐘是導演對前蘇聯式生活的「重現」，歷史與現在似乎別無二致，皆是總體缺乏新鮮感，偶有激情泛起的點點漣漪，仍離不開吃喝拉撒睡的日夜循環，任由時間冰冷的流逝，生活的殘酷莫過於此。導演隱沒於鏡頭背後，代表其意志的攝影機逼迫觀眾長時間凝視發生在人物身上的悲劇，演員的悲劇，同時也是每一個人的悲劇，這還算是有意義的話（電影及其拍攝過程揭示了生活無聊的本質），那麼最後45分鐘駭人聽聞的審訊逼供勢必引起我們對這場大型影像「實驗」的連番質疑。導演試圖直觀呈現克格勃（KGB）秘密警察對Natasha身心的雙重凌辱，亦即演示極權統治下的意識形態對一個人「軟硬兼施」的打壓摧殘，無力反抗制度的軟弱個體只能通過往下壓迫他人緩解自身的疼痛（Natasha對下屬Olya惡言相向，不幸淪為政權的幫兇）這種自上（統治階層）而下（市民生活），系統性的壓抑構成蘇維埃政權鞏固統治的主軸。
但是，我不禁疑惑，導演為了再現KGB拷問虐待受害者的過程，而對女演員可能造成的身心傷害，何嘗不是另一套（由導演主導的）意識形態的暗中操弄呢？既然純粹地複製某段歷史時空基本不可能做到，那麼對於Dau系列涵蓋真實與虛幻的「歷史」再現，我們觀看的就不僅僅是一段簡單的戲劇式史實回顧，同時關注的是演員被投進人性實驗之內的情緒狀態。我們理應甚為警惕攝影機在其中擔當何種角色，電影為了表達「極權食人」的主題，是不是就一定要讓攝影機也化身為嗜血的野獸呢？（Dau.Natasha正是透過不避嫌，直接露骨，剝削與痛感並存的影像控訴極權專制的食人本質）這是我留給自己的疑問，希望能在Dau後續的其他作品裡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