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青 | 从侦探小说说起（原载1957年5月21日《文汇报》）

从侦探小说说起

文 | 程小青

整理 | 华斯比

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这一类读物，也是文艺园地中的一朵花，有着使读者“不终篇，不肯释卷”的魅力，同时在使青年养成正确的思想方法方面，似乎也可能提供一些侧面的帮助。

侦探小说在文艺作品中是一种性质特殊的形式，有着独特的结构和风格。在人们所一般具有的求知欲的基础上，它提出一个反映社会现实的新奇的或严重的问题，凭借作品中的主人公——非职业的或职业的侦探的智慧、勇敢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遵循严格的逻辑轨道，运用正确的科学原理和方法，通过调查求证、综合分析、剥茧抽蕉、千回百转的途径，细致地、踏实地、实事求是地、一步步拨开翳障，走向正鹄，终于找出答案，解决问题。就这样，它在培养不怕困难的斗争精神、刺激求知欲、唤起理智、启发思维，以及运用科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具体事物各方面，对于读者，特别是求知欲较强烈的青年读者，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为什么说侦探小说能帮助青年正确地思想是侧面的呢？因为侦探小说不是教科书。它不是以严肃的方式来指导青年的，而是使青年从趣味和喜爱的濡染中，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接受的。纯正的侦探小说总是在故事情节中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有力的暗示——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凭这些暗示，它吸引、启发和推动着读者的思维活动。由于天赋的求知欲的被激发，读者常常会给这些暗示所吸引住，进而欲罢不能地循着作品所指引的正确的思维轨道，步步进展，步步深入，最后终于以揭穿谜底、解决疑问而称快，同时也能在分析推理的思考上得到一次训练。

这里有两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读者随着故事进展而进行思考的过程。

一个人被猎枪击死在一座有濠沟环绕的古堡里，现场上发现一只练身用的铁哑铃。主人公认为这哑铃是关键线索（福尔摩斯探案《恐怖谷》）。读者怎样推想呢？哑铃是双手操练用的，不是应该有两只的吗？另一只哪里去了呀？进一步结合现实环境来考察：窗外是濠沟，哑铃是铁制的，是有重量的东西。凶手不会为了要淹没某种罪证，就用哑铃做了伴沉的工具吗？对，这就是谜底。

被害人在深夜给杀死在会客室中。他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光秃着头，舒坦地坐在椅子上；但楼上卧室中却留着被害人的假齿、假发套，而且被褥也曾经睡过（凡士探案《贝森血案》）。从这些现象来推断，凶手是个什么样人呀？凶手深夜造访，被害人毫不提防，也不拘礼，就穿了睡衣下楼接见，甚至连假发、假齿都不戴，不是显示出凶手是个跟被害人极端相熟的人吗？主人公凡士就凭这样的假定，缩小了嫌疑人的圈子，又根据其他心理的经济的因素的旁证，指出了凶手就是被害人的哥哥。

说到侦探小说的历史，仅仅有一百多年。第一篇是美国诗人爱伦·坡的《麦格路的血案》，发表于1841年间，以一头逃逸的人猿为题材，写得非常惊险离奇。俄国作家契诃夫也写过一篇诡秘动人的《空屋》。他如英国科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美国范达痕的“凡士探案”等等，都是想象丰富、分析精微、耐人深思的优秀作品。不过到了资本主义洪流泛滥横决转入帝国主义时期，部分文学艺术便遭到腐蚀的影响，一切都以能刺激官能为主。于是一些渲染绑架劫杀的或以盗窃为主角的恶劣作品应时而起，而且也称作“侦探小说”！这就使原来有积极意义的纯正的侦探小说不免于“西子蒙垢”，而使一些人感到“泾渭莫辨”！对于这种恐怖荒诞、盗窃名义的东西，我们应予以坚决的摈斥！

大约在五六十年以前，侦探小说才被介绍到我国来。我国作者也创作了一些比较纯正的作品，但是由于我国科学落后，封建思想影响——例如旧式家长常以“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观念来压抑儿童的求知，以及某些文人的宗派主义作怪，它一直遭到歧视，直到解放初期，它还被一些人当做“黄色小说”。1955年8月间，政府取缔淫秽荒诞书刊，《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把侦探小说区别开来，这一歧视和偏见才得到纠正。这显示了党对文艺领导的政策的正确。

最近两三年来，我国翻译了苏联的许多惊险小说，我们自己创作的也为数不少。它的主人公，凭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依靠群众的作风，为了保卫革命的果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扑灭一些破坏革命的反动分子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无比的机智、忠勇和高度的责任感。它有力地感染读者，使读者普遍地提高警惕，不让反动分子有活动的余地，从而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它跟旧的侦探小说相比，在主题思想上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后者限于历史条件，主人公没有立场，只凭兴趣出发，而且有单枪匹马个人突出的缺陷。但是，从结构形式、科学因素上看，两者却相类似。惊险小说中的侦察人员，在侦查时的调查求证、分析推理，也一样是运用科学原理和方法的。比如，他们也从一滴血、一根头发、一个指纹或脚印上，来辨明敌人的身分和踪迹，也用“鉴貌辨色、聆音察理”的方法来揭破敌人的狡诈和隐蔽。所以它的紧张曲折、引人入胜的过程和诱导读者正确地从事思维活动的作用，也跟纯正的侦探小说没有差异。因此，它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销行量非常惊人。如翻译的《红色保险箱》已印行四十五万册，创作的也销数巨大。同时，从事翻译和创作惊险小说的作家也风起云涌，一变过去寥落寂寞的景象。

目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和增强，国际地位也一天天飞跃地提升，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已绝不能公然活动。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和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游手好闲、贪吃懒做的阿飞之类，社会上还有存在。这一现象决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彻底消灭的。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迅速顺利地进行，跟这班坏分子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公安人员和一般人民的课题，而惊险小说的新的题材也就在这里。问题是作家们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科学知识和写作水平，从而写出一方面塑造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科学头脑的英雄形象，一方面鞭挞和扑灭社会上的渣滓的作品，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此外，跟自然界作斗争的经历，也是惊险小说的绝妙题材。还有，对于旧的纯正的侦探小说，包括翻译的和创作的，似也应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尺度，来重行评价，并考虑重印重译或改写，因为这类小说在启发和诱导青年正确地思想方面，确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如苏联近年来已将《福尔摩斯探案》重新翻译，而且印数之大，我见到的《古邸之怪》一种，初版就印了五十二万五千册之多。

原载1957年5月2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