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注册

从美国退学后，我开始了北漂生涯｜三明治

中国三明治 2020-05-11 14:24:21

文｜老叶

编辑｜胖粒

我曾经觉得“北漂”这两个字离我很远。在我的想象里，它意味着狭小廉价的出租房，堆积如山的外卖盒，接连不断的打工，没完没了的熬夜。它苦涩不甘，又背负着沉重而不可实现的野心。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北京生活；上海离家近得多。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也变成了所谓的“北漂”一族。

01

6年前，我22岁，正在美国读大三，专业是电影制片。我的学校位于南加州橘子郡的橘子市。这个地方常年温暖，以养老出名。非常舒适，没什么可抱怨的。唯一的缺点是我不会开车，导致我行动很不便利。学校中国人很少，但我也并不想把自己束缚在一个bubble（圈子）里。

学期开始的前两周，校园里会摆满各种信息摊，铺天盖地的关于各种俱乐部，体育队，兄弟会（Fratnertiny），姐妹会（Sorority）的信息。其中，兄弟会和姐妹会是国内大众很陌生的。其实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应该都不太清楚搞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可能稍微了解一点的，也是从美剧或者电影里看到的，觉得里面的男女都是party animal，放浪形骸。简而言之，每个会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两个或三个希腊字母组成的名字，比如ΑΠ，ΚΚΓ。要入会有非常严格的考核过程。但所谓的考核过程并不是纸上考试，基本都是履行各式各样、不同程度的社交义务。而在这一系列繁复的过程中，它们强调的都是一个词：一致性。穿一样的衣服，喊一样的口号，摆一样的pose。我记得在某次party前，年长一辈的姐妹直接和我们说，我强烈建议你们每一个人都去做人工日晒，因为说实话，变黑真的会让你们衣服穿的少的时候美很多。

对我来说，能入姐妹会从某种程度上是证明自己的方式。它让我知道，我打进了这个圈子。这个充斥着高挑的，有着完美蓝绿眼睛的白人女生的学校，她们白色的皮肤在强烈的阳光下过度刺眼，甚至让我觉得反光。我不认识身边任何中国女生参加美国的以本土女生为主的姐妹会（因为后来发展出一些亚洲人的姐妹会）。但与此同时，我也很怕加入之后就会被我在电影学院的同学们鄙夷。对大多电影人来说，兄弟会姐妹会都是一批不聪明，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且自以为是的有钱人家的小孩。他们因为交不到真心的朋友，才需要花钱去创造一个”社交“的环境。在我没有入姐妹会的时候，我们经常打趣：Those bros are paying to party（这些哥们儿得花钱买派对）。所以，在我学电影的朋友面前，我对姐妹会的事情闭口不提。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天真。在正式入会的那天，大概有7、80个女生一起跑到校园中心的水池边庆祝，尖叫声和大笑声震耳欲聋。有很多人跑过来抱着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姐妹了。It's going to be amazing!! 她们脖子上的汗水黏在我的脸颊。睫毛上的亮片掉在我的手心。我的胃开始翻滚。但我用尽最大的力气拉开我的嘴角，我的脸在那会儿肯定因为过度激动而涨红。这些人是谁？我在做什么？这就是我想象中“闪闪发光”的21岁吗？Katy Perry的Firework响了起来。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在那个时刻，我只想到自己16岁的时候和高中最好的朋友逃课去学校对面弄堂里吃煎蛋饼。

退出姐妹会后，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吃饭的日子。有时在校园里遇到我曾经的那些“姐妹”，大家都是尴尬一笑。走在这个待了3年的小镇上，外人向往羡煞的阳光沙滩棕榈树令我感到窒息。在大三的最后一周，我作出了最终决定：休学回国。哪怕我对北京一无所知。我对自己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不能再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了。

02

来到北京后，我的目标是找到一家在北京的影视公司实习。经朋友介绍，我很快找到了一间西二环的出租房，每个月只要1000块。每天回家都能发现塞在门底下的性感女郎小卡片。其中一张还写着“可开发票”。第一次洗热水澡的时候，过了3分钟就跳闸了。我至今仍然记得这种眼前突然一片漆黑以及一切声音被卡掉的感觉。当我裹着浴巾走向卧室，看到18楼窗外绵延的高楼和闪闪发光的小格子，本该感到悲伤的我，竟发现有一股奇异的温暖感从自己身体里升起。

与此同时，找实习的路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顺利。我在北京没有什么人脉，也很快发现生活需要各种开销。为了能尽快赚到钱，不天天吃楼下最便宜的牛肉米粉，我试遍了能力范围内的所有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去一家所谓的杂志社作平面摄影模特，很快就发现自己被骗了。这份被骗的羞耻感一直埋在心底，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和最亲近的人拿它当作笑话来讲。

吸取教训后，我开始在58同城上找各色各样的正经翻译工作。当然，也不是都很正经。有一次，当时就职的一家康复中心的老板坚持送我回家，还提出有一套空闲的公寓可以给我住。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很害怕第二天老板会用奇怪的理由把我开除。焦虑万分的我马上打开手机，开始继续搜索各类兼职，看着”产会翻译“”活动翻译“这些字眼，我只觉得越来越陌生却又好奇。

那个夏天唯一慰藉的一件事，可能是一只猫的出现。很奇怪，会记得各种琐碎小事的我竟然忘记了那只猫的名字。当时在北京唯一的几个朋友，其中有个男孩儿在亲戚家看到了一只很漂亮的美短，发了视频给我。猫咪高冷，但眼神里存有温顺。我惊呼很喜欢。“可是你能养的好吗？“我想了想：猫又不用遛，这有什么难的。猫咪来到家中后，我立马给他去买吃的，打针，准备猫窝。我仍然记得每天早上醒来，他会窝在我的脚边。软绵绵的毛贴着我的皮肤。

日子似乎慢慢稳定了下来。北京入秋后，我还是没有找到影视公司的实习，但我很欣喜地发现了一家欣赏的艺术杂志社。虽然只有零星的补贴，但可以在三里屯红街上班，过了一个月就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了纸上。我抱着杂志回了家，喂了猫咪吃饭，清理了猫砂。打开窗户，9月的风是曼妙的，它和香烟混合的气息让人觉得日子可以永远这么进行下去。有很多夜晚，我感受不到兴奋，也感受不到孤独。我只觉得有一种浅浅的喜悦和浅浅的悲伤搅拌在一起，让我变得轻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想那也许是我最接近“活在当下”的状态吧。

某个周末的下午，因为天气过分好，而住的地方实在太小，我决定去大栅栏的一家露台咖啡厅看书。坐下来没多久，就听到一个女孩儿的声音。

“请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抬起头，对桌一位高个的年轻女孩看着我。

“木心的《文学回忆录》。”

“啊，我也很喜欢他的书！Hello，你叫我Molly就好，我在中戏念编剧。” 她微笑着，气场爽朗。我立刻喜欢上了她。经过交流，我们互加了微信。两周后，她给我发了条微信：张艺谋的剧组在找翻译，你有兴趣吗？在递交简历和对接上了负责人之后，我被告知要去六环外的中影基地面试。我不知道，从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被改变了。

03

这部片子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长城》。面试我的人是《杀死比尔》的监制。他很nice，我最终顺利地通过了面试，主要在制片办公室做助理和翻译，就职时间是立刻。一切来得太突然。因为要搬到郊区全职，我不得不把猫咪送走。临别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掉，他那大又圆的眼镜瞪着我。送我猫咪的朋友把他寄到了北京郊区的大别墅里。“我就知道会这样的。哎，没事，你也别太自责了。”他说得很漫不经心。我的大脑却一片空白。这个朋友后面就逐渐失去联系了，直到两年前，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说猫咪病危，在抢救。猫咪最后还是死了。

我拖着行李箱走进剧组酒店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打开淋浴头：水很热，也没有跳闸。来到办公室，和大家简短的打了招呼后，我就立马开始工作了。

很多外行的朋友经常问我：在剧组工作是不是经常见到明星？其实当时还在做小助理的时候，我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文书性质：打印剧本和分镜表，整理，把它们送给各部门的负责人……我意识到自己只是庞大好莱坞工业体系中的一颗小零件，但第一次进入到这个“圈子“里的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好奇和欣喜。比如，吃饭时坐我旁边的是拿过两次奥斯卡（《艺伎回忆录》《芝加哥》）的美术指导；摄影师拍摄过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钢琴课》；在老谋子被配备专属翻译前，我会偶尔帮他翻译和外籍主创的会议。在第一次见到老谋子之前，我紧张得不停冒汗。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要这么近距离去接触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名人。那个拍出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我竟然要为他做翻译。

当真正看见导演的时候，似乎也没那么“大惊小怪”了。他和照片一模一样，包括之前看了他很多访谈，他的谈吐和思维都非常清晰敏锐。每天喝一壶红茶，精神特别好。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说老谋子70岁了还在保持一年拍1-2部片子的速度。觉得不足为奇的同时，我的内心是十分羡慕的。

慢慢地，剧组的人员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除了中国主创和团队外，我们的美术团队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灯光团队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马队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服装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法国。他们很多人都是四五十岁，有伴侣孩子。第一次来中国的水土不服和严重的雾霾让很多人倍感孤独和焦虑。有一位新西兰的道具师和我们说，他的妻子最近刚怀上二胎，但是他十分需要也真心热爱这份工作。我看到他几乎每天收完工都在酒店大门口默默抽烟，等妻子醒来后和她视频。还有一位美国的美术阿姨不知从哪里捡到了一只小白狗，因为太喜欢它了，给狗狗取了名叫Nihao，在走了繁复的程序后，最终千辛万苦跟着她回到了洛杉矶。

剧组是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就像江湖一样，有复杂程度不一的爱恨情仇。时间久了，大家都在剧组有了很好的伙伴，随而催生出很多“剧组恋爱”甚至drama。包括我自己，竟也在这段时间毫无征兆地开展了人生中第二段正式的恋情。我的男朋友是一个身高196、中文说得特别好的英国男孩，名叫A。A负责担任武器组的翻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拿着制片组需要的一些文件找他去签字。他比我高出整整两个头，表情凝重。当时只觉得一块高冷的巨石伫立在身边，应该不太好接触。但渐渐地，因为翻译们经常在一块儿吃饭，我很快便发现他的可爱和幽默之处。我们在一起的那天刚好是情人节。每天收工后，我们会在办公楼旁边的自行车库幽会。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兴奋畅想着等杀青后一起去苏格兰，他的父母住在爱丁堡，有只叫做Billy的老猫。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哭着说签证快要过期了，而他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很久的人，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已经承受不住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男生在我面前哭得那么伤心。没多久，男朋友因为签证过期离开了中国。自那之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后来他搬去了澳大利亚，偶尔给我发大海的照片。南半球的生活似乎更适合他。

2015年7月，在我来北京的整整一年后，剧组杀青了。每天都在countdown的我们，在如释重负的同时，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语的，庞大的空虚。我们称之为”post shoot blues“——杀青后的忧郁。临走之前，当年对大半年北京生活怀有生无可恋之情的外国友人们求我们带他们再多去吃几家地道的本地菜。还有些人想带点好玩的小东西纪念品回去给孩子老婆，我们就去秀水街大砍价。同一个办公室的姐姐送了我一个印着我们照片的马克杯。

此后，我又去了几十个大大小小风格各异的剧组。短则三五天，长则两三月。少则几人，多则上百人。有的筹备许久，好事多磨；还有的临时紧急救火，挂了电话巴不得立刻去机场飞到地球的另一端。而我自己也从这些年从协助上层慢慢过渡到了领导团队，需要自己去寻找合适的人和我并肩作战。因为拍片，我认识了很多从未想过会出现生命中的人。比如某年夏天去河南开封，第一次知道有”犹太中国人“的存在，他们带我去祖辈的坟墓，曾经的犹太礼堂变成了现在的医院，唯有一口井存留下来。但与此同时，我的世界似乎又变小了很多。不知是哪天，突然发现周围的朋友都是做这行的，成天聊的都是电影，和电影里的人生。顿觉荒谬。我们成天钻研别人的故事，掏心掏肺，但自己却和真实的世界形成了一定的距离。无数情侣的恋情因为某一方经常出去跟组而终结，包括我自己。

仍然，时至今日，我常常回忆起当时离开中影基地的那个早晨，当车慢慢驶出其所在的杨宋镇时，此起彼伏的知了声。8月盛夏的阳光在司机师傅的脖子后方形成一块微小的三角形。我意识到正如这些久经战场的前辈们，我会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四处奔跑，见识各种各样的人，听他们的故事，无所谓爱上或讨厌他们，反正都会告别。我会疲惫。会厌倦。会因压力过大而失控。会受不了一个酒店接着一个酒店的生活。但是每次结束，我还是会失落，会为这一段永久丢失的共处时光而感到恍惚。

很多时候，有人跟组是纯粹当一份活维生，养家糊口。有的时候，是去成就一部自己相信其力量和声音的作品。不管哪条路，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的实际生活断了层。几乎在每一个项目的某个阶段，我都会后悔自己参与。但在每一次杀青后，我又意识到这似乎是我唯一的选择。因为能和不同背景的人一起把纸上的字变成一帧帧画面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04

今年年初，A回北京探访，我再一次见到了他，还有当年剧组其他几个最好的朋友。这么多年，我们从未天天聊天，但只要一碰面，仿佛和家人相聚，温暖，安全。

5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骑车在鸟不拉屎的小镇上吃驴肉火锅，等上司走了在办公室偷偷喝酒，玩真心话大冒险。或者一起看片，吹牛做白日梦，也不太知道未来要干什么。我曾经看到一首诗：人在黄金时代，应当一无所知，一无所获。这样的日子真好啊。“我在Facebook上看到你最近做的项目都挺有意思的。为你开心。” 我们干了一杯。我注意到A还是挂着两个深深的眼袋。

不久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当年剧组的很多外国朋友们都第一时间来问候我。有个意大利的姐姐和我说：虽然我后面再也没回中国了，但是总会想起你们。你们永远在我心目中占有一席特殊的位置。

再过两个月，我要离开北京回杭州了。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在杭州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爸妈说自从我17岁出国后就没在家待过这么长时间了。某天晚饭后，看到爸爸在电脑前专注地下着围棋，我叫了他半天都不理我。因为疫情出不了家门，他给自己剪了个头发。我发现他满头都是毛糙的白发。我又想到爸爸今年5月就60岁了。他竟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但是人不会忘记第一个靠自己活下去的地方。这两天北京的天很蓝。今天和朋友去跑步的时候，她说作为一个北京人已经很多年都没见证过北京天这么蓝的春天了。现在住着的胡同房子里有个视野很好的露台。坐在上面看书的时候，突然鼻子一酸。是柳絮吹进了鼻子吗？我想起当年那个同样天很蓝的秋天，香烟灰四处乱飞。时间融化进风。远处的柳树泛着金光，一闪一闪似乎都能听见摇铃搬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