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文学评论·岳雯|重新想象世界格局与区域地图——读闻人悦阅的《琥珀》
初初踏入《琥珀》这一庞大世界的读者大约都会感到迷惑：该在怎样的文学谱系里定位这部小说？尽管《琥珀》也将人物塑造作为自己的任务，但无论如何，它与传统小说有着迥异的面容：日常生活成为影影绰绰的布景，而通常为传统小说避而不提的历史占据了小说的前台；在《琥珀》身上，也许能看到网络小说的影子，那种堪堪踏入历史，旋即置身于波诡云谲的历史之中，与历史上重要人物一一交手的情节，与网络小说或许有异曲同工之趣，但是，《琥珀》在给予读者阅读的快乐之外，有更深远的追求；《琥珀》也不尽然是间谍小说，尽管主人公的身份，按照一种刻板印象，似乎可以看作是间谍，但她的思想、情感与行动却大大越过这一界限，并非单一类型可以容纳。这恰恰是《琥珀》的迷人之处——它不固守单一的美学-政治视野，相反，却站在了无数同心圆的中央，这使得它身负多重力量的张力，从而具有了超越性的可能。“超越”无疑是人人向往的，然而，问题在于，“超越”何以可能？
一
小说以2008年杜亓的葬礼作为开篇，这意味着一个传奇人物的最终退场，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二十世纪的终结。事实上，1914年出生的杜亓，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恰好一脚踏进了二十世纪的开端，也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界定的“短二十世纪”暗暗相合。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开始，摘引了12位文艺和学术界人士对20世纪的看法，其中，英国作家戈尔丁所说的“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是完全可以概括杜亓的一生的。因此，《琥珀》探讨的是历史，特别是动荡的大历史是如何塑造人，并进一步决定人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闻人悦阅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将中国作为历史的中心，而是超出中国范围，从唐努乌梁海、库伦、恰克图等地域，以甘肃、新疆等“边地”的矛盾、冲突和危机为中心，探索这一时段的事件与政治。这固然与当下历史学研究的区域转向不无关系，也与“短二十世纪”中所发生的激烈的民族国家的冲突有关。二十世纪初期，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在许多落后国家扎下根来，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的冲突正在加剧，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格局，一个多文明的世界正在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区域正在扮演重要角色。同时，这还意味着，作为读者的我们，将要暂停自己的历史时间，放弃中原中心的惯性思维，进入到莫小娴的时间和空间中。
这里有必要稍微讨论一下莫小娴的身世。虽然莫小娴自小在草原上长大，但是她与中原地区有扯不断的关联。莫小娴的父亲因为科举制度被废除，于是离开家乡跟人学做生意，来到了关外。这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被历史大势改变了的个人故事。但是，科举制度被漫不经心地提及，提醒了读者意识到儒家文明对于一个人的浸润，而这种浸润是可以通过文化传递的方式深深植入一个人的基因。这是我们理解莫小娴这一人物的基础。莫小娴的母系姓苏，已经在关外住了两代，但依然有汉地情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苏家的血脉里有蒙古的血液，这是小说略略提过但语焉不详的部分。我们只能通过莫小娴的限制性视角大概知道，莫小娴的外祖母是蒙古人，因为蒙汉通婚的缘故与家庭决裂。在一个血缘决定立场的时代，闻人悦阅如此设计莫小娴的出身，不是空穴来风。多重血缘，决定了莫小娴可以以灵活的姿态处理身份认同问题。正如她母亲在临终时叮嘱她的，“你父亲只想你把自己当成是汉人，所以从小教你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你要想一想，你的血液里也流着蒙古人的血。即便你外祖母不是蒙古人，你是在这里长大的，也就把这里当故乡好了，这样做是不违背做人的常情的。”“别人怎么看你，不打紧，你自己别把自己看死了，非要把自己是什么人说个清楚——那没有意思——按做人的道理做人罢了。”[1]这里谈的，终究还是个认同的问题。莫小娴的父辈受儒家文明影响至深，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塑造莫小娴。但是，莫小娴的母亲已然洞察，自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建构，比如汉人等，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甚至彼此互相冲突的网络中建构的。诚然，随着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民族国家被看成是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但是，对于个人而言，民族国家认同只是众多认同中的一个。这是理解莫小娴的一把关键钥匙。
处于大历史中的个人，往往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并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许多故事视为偶然。比如，莫小娴以为自己是在远赴哈密的途中为了谋个差事才认识了俄国人康斯坦丁诺夫，但是，直到故事快要终了，读者才知道莫小娴注定要踏上这条道路。事实上，她一开始就在康斯坦丁诺夫的招募计划中。这一招募基于三点：第一，她的父亲和舅舅作为最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康斯坦丁的同事，也无意中创造了康斯坦丁诺夫认识莫小娴的机会。第二，莫小娴展现出来的惊人天赋让康斯坦丁诺夫认识到了她的价值，认为她可以为其所用。第三，莫小娴的外蒙王公血统在外蒙的政治局势中有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无论莫小娴是去哈密，还是天津，她一定会在路上被康斯坦丁诺夫的人截住，在懵懂中走上命定的道路。
非但在个人的整体性命运上，个人身不由己，即使是在最“私人化”的情感领域，个人恐怕也并无太多空间。有学者研究指出，“情绪话语不仅是内心情绪的表达与表现，同时也参与了社会秩序（再）定义和自我与社会形式（再）生产的发声实践。关于情绪的言说从来都不是在纯粹、简单地谈论情绪，而总是涉及某些其他的东西，如身份、道德、性别、权威、权力和群体”。[2]事实上，《琥珀》中浓墨重彩的渲染的莫小娴与马仲英的爱情，固然有少年男女两情相悦的成分在，但究其实质，还是历史拨弄的结果。康斯坦丁诺夫刻意带着莫小娴见了马仲英，并在两者关系中悄悄推波助澜。这一切并不被二人所察觉，相反，他们认为，二人的相恋完全是一见钟情的结果。在康斯坦丁诺夫的预想中，莫马之恋也确实为苏联在新疆的布局提供了助益。当莫小娴敏锐地洞察到马仲英身陷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泥沼之中，加之与马仲英感情的烦恼，便毅然决然要离开马仲英，期望对他有所助益时，康斯坦丁诺夫毫无悬念地进入她的视野。确实，对于孤身一人，没有任何可以倚仗的孤女莫小娴而言，按照康斯坦丁诺夫的规划，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是她唯一的出路。个人是历史的一枚棋子，被置放于不同位置，以待时机。这是《琥珀》潜在的主题。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莫马之恋再次发挥了作用。对于马仲英为何要赴苏并下落不明的消失，人们有很多猜测。有人从历史大势进行分析，认为由于新疆利益对于苏联十分重要，而盛世才在苏方的支持下取得了新疆的统治权，但苏方又不能让盛世才过分强大，使其影响到自己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在盛马之间，苏方需要维持一种平衡，借以制约盛世才。而马仲英就是保持平衡的那一颗棋子。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对于保存三十六军实力的强烈愿望，也促使他赴苏联学习。[3]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就解释力而言还不够强悍。对于马仲英来说，新疆本来唾手可得。但由于苏联的出手，盛世才控制了部分局面。那么，马仲英何以能接受苏联的建议，赴苏联学习呢？《琥珀》正是在时势与思想之外，想象了一种情感的可能。小说写道，康斯坦丁诺夫利用了莫小娴和马仲英的感情，促使莫小娴拿出信物，在情感上说服了马仲英。对于今天的读者，历史已然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中，今天我们只能推测、想象各种因由。这恰恰是小说最有魅力的地方。历史既然是由人造就的，必然会具有人的温度、性格和情感。小说家想象情感撬动了某一事情的进程，也赋予了历史以人的表情。我们经由此想象历史，也获得了对于过去时代的人和事的同情感。
当然，历史固然决定了个人，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历史中就无可作为。特别是那些有天赋的人，足以在某些关节点上左右历史的发展方向。《琥珀》正是想象了一个在历史上并未留下名字的人，如何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塑造。所谓参与，并不是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之既倒，统而言之，在于“顺势而为”。莫小娴接受了母亲告诫的“顺势而为”的人生哲学。这个“势”，其实就是“时势”，即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时势不但综合了时间和空间，而且将其解释为一种不同力量之间角逐的、持续变动的进程，一切都是能动的，但一切的命运又都在时势内部。”在马仲英的事情上，莫小娴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不复当年改变世界的豪情和勇气，终于认识到，纵使有天赋加持，在庞大的历史面前。个人不过是一枚棋子。但是，棋子也有棋子的用途。“这种干预别人命运的刺激，尝试过后就会上瘾，在不动声色中改写他人的人生，好比去拨动琴弦，做出微妙调整，不懂音律的人甚至听不出那音调的区别，然而音色已确实暗自改变；当然也可以偷偷替换棋局上的棋子，那虽然要危险得多，可是人们大多愿意听自己想听的，看自己想看的，一厢情愿认定棋局在自己掌握之下，虚荣心得到满足，愿意半推半就继续将棋局进行下去。”[4]应该说，莫小娴后半生所致力的种种，无不是利用时势重新塑造世界的基本面貌。包括她所建立的金融帝国，也是因为她相信经济上的合作能让不同的人走到一起来，是化解干戈的催化剂，是不同阵营之间的缓冲，是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因势利导的结果。
二
作为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杜亓的确没有辜负上天赋予她的一切。她在一些可能影响政治决策的人之间周旋，因而在各种国族政治之间游刃有余，甚至在她暗中努力下，故国的大门终于朝世界打开。所以，出席她葬礼的，都是政治、金融和社交领域的头面人物，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她一生所能达成的成就的肯定与致意。在网络小说中，这样的人生往往被称为开了挂的人生，即主角自带光环，在每一件事情上顺风顺水，总能达成自己想要的结果，主角因而一步步迈上人生巅峰。但是，杜亓却并不给人如此感觉。这大约是因为，杜亓身上一直背负着因牺牲而来的伤痛。
莫小娴因为亲眼看见了康斯坦丁诺夫以利益招诱马仲英未果之后，也因为经历了父辈为了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洞穿了所谓理想主义的虚妄。她发现，许多赤裸裸的利益往往包裹上了理想主义的釉彩之后，诱惑人飞蛾扑火，付出生命。因此，对一切以“理想”之名的言辞，莫小娴都本能地持以谨慎的怀疑。
当莫小娴在莫斯科完成训练之后，她与康斯坦丁诺夫有一段争论。当她追问康斯坦丁诺夫做的一切为的是什么的时候，康斯坦丁诺夫显然感到了被冒犯。他回答莫小娴说，“我不为名，也不为利，一个人要有信仰，我是有信仰的人。”那么，康斯坦丁诺夫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美国学者祖博克在《失败的帝国》一书中曾经提出过理解苏联的一种范式，即“革命与帝国”。显然，在康斯坦丁诺夫身上，恰恰深刻体现了“革命与帝国”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一方面，他具有革命的信仰，即不仅在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推进世界革命。他必须将对革命的信仰播撒到像莫小娴、马仲英这样具有潜在的社会主义革命能量的种子中间。另一方面，苏联的本质是帝国，因而也具有地缘政治扩张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斯坦丁诺夫的信仰也具有二元性。他将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自然都需要前仆后继，而且一切最终为的是我们心中更高的目标，任何人的生死都不足惜。”[5]换句话说，康斯坦丁诺夫相信个人之上的更高目标，而个人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燃料。事实上，类似的话语在莫小娴所遭遇的不同革命者那里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何年就说过，“一时略有些牺牲是难免的，历史不会因为几个人的幸福就要转变方向”[6]。牺牲与革命从来都如影随形，这是因为革命所内含的暴力性质必然导致流血牺牲。康斯坦丁诺夫的个人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
因为对于牺牲的无远弗届的要求必然会导向极端主义。所以，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是小说里写得特别压抑又特别有力量的部分。在大清洗过程中，人人都可能成为革命的牺牲者，即使最坚定的信仰者，如康斯坦丁诺夫也概莫能外，更何况与苏联利益并不一致的马仲英和莫小娴。正是目睹并经历了革命所要求的牺牲，莫小娴始终相信，人，或者说生命应该位于一切考量的最高级。然而，这一点相信却并不能让她幸免于难，就像康斯坦丁诺夫所说的，“如果你愿意那样相信，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到最后，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7]这番话几乎预言了莫小娴的命运。她被卷入轰轰烈烈的世界革命的浪潮中，虽然勉力保全了自己，却遭遇了无数的牺牲。首先是马仲英，在苏联大清洗中，马仲英下落不明，莫小娴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以传说中的琥珀屋为饵，也无法令苏联政府与她交换马仲英。由此，她确认，她彻底失去了马仲英。然后，苏联政府为了给她一个教训，令她失去了她与马仲英的孩子。战后，莫小娴与杜以诚移居香港，因为与历史扯不断的关联，杜以诚也最终命丧俄国人之手。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名单还在持续扩大，甚至绵延到时间深处。莫小娴的孙女，因为支离破碎的档案中的琥珀屋，被绑架杀害。这也造成了莫小娴与家人至死无法和解的隔阂。接踵而至的牺牲让莫小娴再次成为孤绝的个人，确如康斯坦丁诺夫所说，即使莫小娴有惊人的天赋，掌握了不同的对话渠道，却依然无法改变这一点。说到底，莫小娴成为了历史的牺牲者。
考察莫小娴的思想状况，她并不完全囿于现代以来以血统作为民族国家划分的依据，也不将出生地作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依据。从小在汉文化中耳濡目染，使她对中华文明，进而对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她与康斯坦丁诺夫始终格格不入，正在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差异所造成的身份区隔。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仅仅站在民族国家的一端。在另一个层面上，莫小娴仍然是个人主义者。个人选择的自由为她所珍视。莫小娴的故事体现了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深刻悖论，即，民族独立运动往往是以个人意识的觉醒作为基础，自我被创造出来，作为历史的实体。但是，在认同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自我却被原子化，成为孤绝的个人。
三
《琥珀》的另一个潜在主题，是关于差异与区隔，以及打破差异与区隔的努力。小说将战乱频仍归因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缺乏有效沟通。小说特地借传教士伍德之口重述了《圣经》里的通天塔的故事——“人类原先说同样的语言，居住在一起，那个地方离幼发拉底河不远，叫作示拿。人们在那儿一起建造自己的城池，同时决定建造一座能够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来了，觉得如果人类这样团结，一旦建成高塔，将无所不能为，于是决定分离人们的口音和语言，从此人们便失去同一种语言，开始列国分邦，无法交流，便产生了冲突。”[8]这意味着，个人与他人是隔绝的，无法与他人沟通。由此，我们发现，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并非作者偶尔为之，而是在小说中投下了长长的影子，并左右了小说的发展。希里斯•米勒在《共同体的焚毁》一书中引用了德里达的一段话：“在我的世界——这个‘我的世界’，即我所谓的‘我的世界’，对我而言没有其他的世界，每一个其他的世界都组成了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在我的世界与每一个其他世界之间，最初存在着大为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存在着中断，而且这个中断无法由任何试图建立通道的努力所弥合，桥梁、地峡、交流、翻译、转义或迁移都行不通。然而，以下这种情形，即渴望一个世界，却又厌恶已有世界，处于对这个世界的厌恶之中，这种情形将会使人们一再重复上述试图建立通道的努力，对此提出建议、施加影响并将这些努力常规化。”[9]简而言之，闻人悦阅相信，因为语言不同，人们秉持着各自的观念，并以为自己信奉的才是真理。这是人们之间冲突和战争的根本性原因。因此，是否能够沟通、包容差异，被认为是消弭争端的重要力量。在小说中，马仲英、莫小娴的绝大部分光彩，也正来自他们“试图建立通道的努力”。
马仲英被塑造成具有极强包容力的形象，充分展现了历史未曾来得及展开的一种可能。透过莫小娴的眼睛，我们看到，马仲英的部队里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同乃至对立的人群。正如马仲杰所说的那样，“此刻到酒泉来找他们，愿意留下来共事的有文人、政客、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党派人士，甚至外国人，简直无所不包。”“现在全中国哪一个地方，可以让这么多持不同意见的人共存共生在一个屋檐下面？”[10]持不同意见的人或许是“共存共生”了，但这并不意味其中观念上的隔阂就此消除了。莫小娴看到，在共产党员张雅韶发表革命主张的时候，年轻人露出了憧憬式的光芒，而老年人却颇有保留。这是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差异。马仲英试图弥合这些差异与对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之间的差异。马仲英对莫小娴讲了这样一番话，完全可以视为他的心意的表达。他说：“我们刚开始打仗的时候，往往在抵达一个城镇之前，人们心中的仇恨和恐惧已经被煽动起来了，充满了你是回，我是汉的偏见。我们反对的是国民军进驻甘肃以后不顾民情，横征暴敛，回汉人民全都民不聊生，有目共睹；但他们却四处煽风点火，把矛盾引到民族的问题上去，把充满恐惧的老百姓武装成民团推到前沿来当炮灰。我们也杀了人，但这些厮杀对双方来说都是背离了自己的本意。他们自己呢？往自己心中填满了仇恨，进军河州的时候，借着剿杀之名，往往看见回民村庄，就先用炮轰，河州的八坊也是他们一把火烧光的。如果我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不会让这样的成见存在。不杀回，不杀汉，专杀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人。”他还说：“我是穆斯林，我心中的国家自然应该是能够包容安拉的国家。兼容并蓄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但我相信只要有心，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11]他本人也确实无分别心，轻松地跨过了各种民族、宗教、信仰、国别甚至性别的障碍。他自然而然地带莫小娴去清真寺，并为此跟阿訇争辩，争取女子跟男子的同等地位。他的部队里甚至收留了土耳其人、日本人。在他看来，只要大家是为了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没有什么差异会成为障碍。然而，莫小娴却意识到，即使是在层层叠叠的掌声之后依然有各种各样不可测的人心。马仲英所收留的日本人，日后将与人以口实，成为他自己的陷阱。
或许，正是看到了马仲英试图包容不同人等而终究失败，莫小娴更愿意发挥桥梁的作用，即充当“捎话人”的角色。所谓捎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作为翻译，沟通不同的语言；二是指作为间谍，刺探与获取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情报。恰好，莫小娴身兼二者。或者，更准确地说，莫小娴发现自己身具自动习得新的语言的天赋，从而可以在不同语言之间自由穿梭，正因为此，莫小娴得以被不同国家的间谍机关所招纳。为美国人获取苏联的情报，以便美国做战争决策，开启了莫小娴作为“捎话人”的生涯，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莫小娴的政治观念，决定了她微妙的位置。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莫小娴既明了其优势所在，也目睹了其残酷的一面。她可能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但她希望通过她的努力，在中间传达一些可以消除分歧的意见，用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当然，即使作为“捎话人”，莫小娴依然有她的立场。一个独立的强盛的中国，是马仲英未竟的希望，也是莫小娴的信仰之所在。
在莫小娴的世纪，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使她惯于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的争端。她也的确获得了成功。然而，对于在网络时代长大的年轻人而言，世界可能又不一样了。至少琥珀就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能解决利益分配问题，也无法消弭争端。这一点已然为当下世界的现实所证明。等待着琥珀们的，又将是怎样的时代呢？小说终止于去政治化的国际少年交响乐团的演出，却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读者。
当我们从故事的终点——杜亓的死亡——开始跋涉，穿越漫长的二十世纪，跨越众多民族国家的边界，再次抵达终点的时候，一个硝烟四起、跌宕起伏的世纪宛如画卷般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这令人想起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所说的:
我们是以男女演员的身份——不论我们的角色是多么渺小，不管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角色——回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里，在那个大时代历史舞台之上演的一出戏剧。而同时呢，我们也如同在观察自己的这个时代；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个世纪持有的观点，正是受到那些被我们视为关键时刻的影响所形成的。
…………
因为当其时也，公众事件仍然是我们生活肌理中紧密的一部分，而非仅是我们私人生活里画下的一个记号而已。它们左右了我们的人生，于公于私，都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内容。
…………
战争是这个时代的印记。这整个时代，就是在世界大战中生活、思想。有时枪声虽止，炮火虽息，却依然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12]
从这个意义上说，《琥珀》正是一个让我们认识时代的装置。莫小娴的情感、思想与命运被闻人悦阅深情地叙述，成为我们今天开始新的世纪的起点。这也是小说以琥珀这一代年轻人作为叙述者的意义所在——琥珀这一代年轻人是20世纪的产物，但他们/我们身处将20世纪作为否定物或对立物的时代，只有在充分探究莫小娴这一代人的历史之后，他们/我们才能与其和解，进而踏上自己的命运。历史也正是在这样的书写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注释】
[1]闻人悦阅：《琥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23页。
[2]李海燕：《心灵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3]郭胜利：《马仲英赴苏原因之分析》，《固原师专学报》2006年第1期。
[4]闻人悦阅：《琥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10页。
[5]闻人悦阅：《琥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55页。
[6]闻人悦阅：《琥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33页。
[7]闻人悦阅：《琥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55页。
[8]闻人悦阅：《琥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06页。
[9] [英] J.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陈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10]闻人悦阅：《琥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62页。
[11]闻人悦阅：《琥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72页。
[12]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5、26页。
